岁月 | 治贝子园往事

在燕园校区，于刘卿楼东侧、邱德拔体育馆北侧有一座四方古园。

园门外立着一尊老子汉白玉石雕像和一座石碑，石碑上书“治贝子园”四字。顺着砖墙和古木的纹理回溯，我们仿佛还能听见梁漱溟、冯友兰等大家昔日在园子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到百年前如水的月色洒上回廊清波、舞榭歌台。

如今，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一处雅致安静的会议空间，迎来送往间，流觞曲水的诗意仍在回响。

在治贝子园里，还藏着太多故事。

治贝子园外景

山河赓续200年：那时流苏金镂

治贝子园乃清宗室贝子载治之别业，故得“治贝子园”之名。

据张宝章先生在《德贝子园随笔》中所考，治贝子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嘉庆年间的苏园。龚自珍曾为其赋诗，极言治贝子园美景：

“有园五百笏，有木三百步。清池足荷芰，

怪石出林櫖。禁中花月生，天半朱霞曙。”

光绪六年，贝子载治亡故后，其子溥侗继承此园。溥侗雅好昆曲与京剧，通晓音律，号“红豆馆主”，治贝子园便是他的“红豆馆”。溥侗在园中组建演习京昆的戏班，搭建戏台，治贝子园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京昆艺术活动的中心。

溥侗旧照

后溥侗财产匮竭，将治贝子园的房地契抵押给银行，民国十七年（1929年），治贝子园被拍卖，燕京大学以四万余元购得。

那时，古园已“墙垣皆倾倒不堪”。据《成府村志》记载：进园土山列莅，花木分栽，房室虽不佳丽，布置颇雅。惟十数年未曾修葺，寥落一片。

《成府村志》摘录

因园墙颓圮，燕京大学将治贝子园的大部分土地辟为农场，是为“农园”。

3代人的坚守：于燕园获新生

1952年，燕大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迁至原燕大校址“燕园”后，在治贝子园一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在古园南面开辟五四运动场，北侧建起第三教学楼，西边修建了五四体育馆与农园食堂。

1995年，经学者陈鼓应呼吁，雷永泰、陈金发等同胞捐资，北大修缮了治贝子园，园内廊壁上镌刻《治贝子园重修记》以记之。

同年4月，中国文化书院将其办公地点迁至治贝子园，这座古园的历史，又被翻到了新的篇章。

治贝子园内景

哲学系教授吴飞曾回忆，研一那年冬天，他与几位朋友想一道阅读福柯的《什么是启蒙》，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研讨场所。汤一介先生和王守常教授知道后，便让他们到治贝子园里读书。

在这座古院的白玉兰树下，一同饱览经典的“福柯小组”成员，还有现在被同学们喜爱的李猛、李康、杨立华等北大教授。

对于吴飞来说，王守常先生可谓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恩师。而对于王守常教授来讲，张岱年先生则以“做学问首先要做史料”的治学准则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奠定了他日后学术道路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各种文化运动如潮涌至[1]，轰轰烈烈，北大走在时代前列，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更是为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从此，治贝子园的每一株玉兰树下，都有书声琅琅，薪火茫茫。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延及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化热”。

20人，1000元：白手起家建书院

1984年12月16日，汤一介、张岱年等20余名学者在北大勺园举办筹建“中国文化书院”的座谈会。会上，任继愈先生慷慨激昂，“我们白手起家，像当年办草棚大学[2]一样！”与会学者自筹资金，共凑了1000多块钱，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批筹备资金。

1984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一则貌不惊人、仅134字的报道，宣告“中国文化书院”这一社会学术研究团体与民间文化教育机构正式成立。

[1] 1949年春天，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江南。为更好地开展干部培养，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式革命大学——南方大学。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只能用茅草、葵叶等材料搭建校舍，是为“草棚大学”。

中华文化书院筹建会议

书院最早的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包括鲁军、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等人。他们常常骑着破摩托车到同仁的宿舍中谋划建院框架和管理措施，“一人拿一包烟，说到半夜两三点不想走”。

这些年轻学者虽然提出过“炒老玉米豆，养蝎子，倒钉子、麻袋、车皮”等各种以商养文的“下策”，但无疑仍是书院的筹划与行动主力，为这个民间团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出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的6位年轻学者

左起鲁军、王守常、李中华、林娅、魏常海、田志远

汤一介、朱伯崑、庞朴等中间一代学者则是文化书院的把关人与中枢，联结上下与内外。书院的发起人之一田志远在三十余年后回忆道：“我们几个年轻人商定的事，鲁军、中华再找汤先生说。”中国文化书院又有“创院五老”一说，即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这五位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声名煊赫的学者，他们为书院的建成提供点拨与指引。

中国文化书院的部分筹建人

右起王守常、李中华、汤一介、魏常海、

刘若邻、陈少锋等

“百家争鸣”：鹤发传薪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作为中国几大民间文化团体之一，闪耀着亮眼的光芒。

1985至1986年，中华文化书院先后开办四期中华文化系列讲习班，仅第二期“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就有七百多名学员。全体学员中，年龄最小的19岁，年龄最大的已65岁。

1986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开学典礼

讲习班的首位演讲者是曾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的梁漱溟先生，他以《中华文化要义》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这一年，寿铭先生[3]已92岁，讲演当晚，京城晚冬残寒未尽，讲演厅内并无暖气，却座无虚席。

两个多小时的讲演，李中华先生多次请梁漱溟先生稍作休息，梁先生却精神饱满地回绝，讲演结束后，梁先生还未走下讲台，数十位青年学者就已围上来，向其请教。先生孜孜不倦，与年轻学者们各抒己见，相谈甚欢。

[3] 梁漱溟字寿铭

1985年3月，梁漱溟先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

作专题演讲照

1988年3月，张岱年先生称：“我们的文化领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建立中国文化书院，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老一代学者要死而后已。”先生的话赢得满堂喝彩，也成为书院鸿儒身体力行的准则，闪光的思想从一场场学术论辩中生发出来。

一直到1995年，八十年代三大民间文化团体鼎立的局面早已被历史封存，唯有中国文化书院搬入治贝子园，依旧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学者们也从书院走进民间，将文化的薪火传向更辽远的世界。

那时，乐黛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教授之一，曾三次前往各地面授。前来参与研讨的学员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与中下层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人扛着一袋干粮，背着土布书包，从很远的山区徒步赶来，住不起学生宿舍，就铺张草席在房檐下睡觉。乐黛云教授常与他们对谈至深夜，她始终希望“将学术与文化普及到所有人中去”。

中国文化书院的北大教授授课现场

庭院深深：玉兰重绽

2005年，北京大学开始于治贝子园东侧修建邱德拔体育馆，计划将之作为北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场馆。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场馆将占用治贝子园脚下的全部土地。为保护文物，北大再三修改布局方案，让体育馆整体向东侧退让，避免叨扰古园中的建筑与百年古树，治贝子园也得以存续下来。

2022年6月，学校开启治贝子园修缮工作。掉漆开裂的朱红檐柱、弯曲变形的灯笼锦窗棂、松动磨损的檐角雕花、荒草扎根的屋上青瓦……时间留下的伤痕在不伤原貌的修缮中一一治愈。2024年6月，修缮基本完成，对外交流中心正式接手治贝子园会议场所的管理工作。

长久矗立于园内的玉兰树，在修缮中被置于室内风格改造的核心位置。小小一方庭院内，古园、古树相伴相依，新装、新芽共生共鸣。

治贝子园北厅会议室内，玉兰花重绽

如今，治贝子园拥有北、中、南三厅，为举办一场场学术会议与展览而精神焕发，因交汇于此的思想与热情而充满活力。作为建设“高品质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治贝子园以实现会议、接待、展览展示为一体的综合空间场所为目标，未来，还将继续为学校推进“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200多年来，园中曾活跃过不少文人雅士和文化大家，再到现在将迎来更多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志同道合之士，交流观点，碰撞思想，古韵悠悠未尽之时，新声朗朗已然响起。

治贝子园内景

从晚清到今日，治贝子园已伫立于斯超过百年。

岁月更迭，光阴流转，这里曾有清池朱霞、戏腔袅袅，也有灯火点点、书页沙沙。几代人的生命历程曾在这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印入砖瓦缝，深藏古木间，每一个金秋又至，每一朵春花又开，都向我们反复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

历史的余音不绝，念兹在兹，那是跨越时间长河，我们心与心相连。

参考文献：

侯仁之.燕园史话[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陈跃光.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