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的茶：过去

舟山地处北纬30度，自然定海也处于这茶叶黄金30度的地理范围。从区域上来说，定海作为江南茶区最为东边的一个区域，有着极为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特色。这里的海岛，地处于东海之中，因此有着其它茶叶产区所独有的大水体调节的效应，并且这样的效应我个人认为是超过太湖、洞庭与西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水体的存在使得定海的茶叶生长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条件，减弱了一些极端气候因素的影响。

普陀山作为南海观音道场的开创，使得茶成为这条海上佛国之路中重要的物产。定海的茶的历史兴起，自然也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兴盛有关。据记载：自五代十国时期，定海的茅蓬、纯阳、仙台、灵峰、慧云等寺院香火旺盛，僧人们扩大茶树种植范围，乡民们也纷纷效仿。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定海关港（定海于康熙二十七年建县）作为浙江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在扩大茶叶对外贸易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茶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产业发展。《茶叶之书》称：“定海城东十华里，有黄杨尖山，主峰为群岛之寇，并产茶叶，采制亦合法，为定海之最胜”。

虽然定海地方并不大，也因为舟山群岛的特殊地位，使得在茶史上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印记，据《定海县志》记载：“康熙四十年（1701年），英人詹姆斯·哈姆在定海采到栽培茶树标本带回欧洲”。这一标本使欧洲真正认识了来自东方神奇的树叶。而当下的盘峙，已经没有了经营性的茶园，有的也是被高大的乔木所遮蔽的荒芜茶园。

80年代前，茶叶算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因此在供销社收购经营年代，茶叶的种植有着计划经济的特殊性，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定海茶叶发展的重要时期，定海的大部分茶叶种植于此，即有农业学大寨的印记，更出于生产队为增加农民经营收入的客观要求。如1969年，定海洞岙高峰大队在黄杨尖种茶近200亩，金塘岛也开始成片栽种，1970年，金塘种植茶叶247亩，1970年，定海白泉茶叶面积605亩，产茶3.4吨。而在1975年11月，定海区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提出“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各公社、大队开山造梯田种茶树。北蝉公社小展小岗山、东峰陈浦洞、胜利龙堂山、灯塔岙底陈、东山后黄沙岭、三星王家山、星明淡水坑等均开山种茶树。高峰期时，北蝉公社茶园面积达千余亩。

改革开放后，这些管理茶园的山林队解散。茶园因为面积相对较少，而且需要加工设备等条件，并没有与其它土地一样分到户。这些茶园一些由供销社开展经营，有些承包给个人进行，而多数因为经济效益等问题而荒废了。因此到了2000年后，有乡镇的600亩近荒芜的茶园以1元/亩/年这样象征性的价格承包给了个人经营。

相对于浙江一些茶叶主产区，一家一户种茶并且有着完善的鲜叶市场不同，自解放以后，定海的茶叶种植从来就是以集体种植为主，没有出现过农民种茶的情况，也就没有了鲜叶市场，定海的茶叶自改革开放前的生产队经营，转变改革开放后的大户承包经营，以及到当下的以企业经营的模式。而无论是大户承包还是变成了企业，其经营模式依然相同，即自己管理茶园，自己采摘，自己加工，自己销售的模式。

这样的经营模式是一种重资产的经营模式，承包茶园自然需要建加工厂茶园管理与加工厂的运行就存在固定成本，同时茶鲜叶采摘的人员缺乏与效率问题，本身直接成本就高，而定海的茶园产量普遍较低，因此茶叶成品价格一直就很高，使得舟山成为浙江茶叶单价最高的地方，同样也是亩产量最低的地方。

定海的过去，留下了一个当作副业边缘的茶产业。过去的十几年来，定海承包经营茶园的十来家主体，也仅一家以茶叶为主要经济收入，而其它的几家均作为副业。

无论是生产队时，因为粮食种植的需要，茶叶的种植只有种在交通与立地条件较差的地方，并没有成为山林队主要的产业。而改革开放以后，早期到周边城市的务工收入以及靠海吃海（渔港景）的价值，比种植茶叶要好得多得多，80年代初茶园就面临大量失管的情况。虽然到90年代后，因经济增长而得到快速发展的礼品市场需求，使茶叶特别是以“普陀佛茶”为主的地方名茶卖出了高价，使得一些区位较好的茶园重新利用并得到发展，期间一些无性系品种，如牛乌早、银霜、龙井43、白叶一号等品种即在此时种植。然而随着礼品市场的转型，定海现有的茶园经营模式自然面临市场的压力，于是经营面积也开始下降，如定海现有2600亩茶园，而近几年采摘面积仅为1000亩左右，仅占40%。

这种副业，为定海的茶留下了以茶园为基础的，自行经营、自行加工、自有品牌、自行销售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造就了定海茶叶主体的小与散，这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的选择。因为在定海的过去，茶一直以来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农产品，哪怕是有着普陀佛茶之名与南海圣地的加持。也许对于定海或是舟山人来说，对于海所代表的走出去的向往，应该是极大的超越了以山为代表的故地情感。

在我看来，定海的茶的过去，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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