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于上海历史大转折之际的彭冲（张东保 黄金平）

彭冲于1976年10月至1980年3月，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长，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彭冲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要求的“既要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大局的稳定”的工作使命，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彭冲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深切缅怀他们的老书记、老领导。

一、粉碎“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

叛乱的阴谋，稳定上海大局

上海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确定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工作组主要领导。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的彭冲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三位主要领导之一，参与领导了中央工作组的各项工作，迅速有效地稳定了局面，获得中央的高度肯定。

（一）稳定局面，确保上海不出乱子。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其在上海的余党正在酝酿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1976年10月20日，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后立即开展紧张的工作。为了稳定局势，并没有立即停止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工作，而是让他们在交待问题的同时，继续参与日常工作，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10月21日，中央工作组与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交换意见，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将上海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调回南京军区，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调动部队严加防范，重点保证不出乱子。

（二）改组上海市委，传达贯彻中央决定。10月25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决定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同时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这次会议的召开，使一部分心存疑虑的干部、群众从思想包袱中解脱出来，进一步孤立了参与武装叛乱阴谋的“四人帮”帮派骨干，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坐镇上海，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由于苏振华的海军政委和倪志福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没有免去，都是兼职工作，时常要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只有彭冲是专职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因此，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彭冲在主持。

彭冲充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领导成员，同时注重发挥在“文革”中被排挤的上海原市委领导的作用，迅速打开各项工作的局面。1976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彭冲指出：“上海形势发展很快，比我们预计的还好。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要继续安心做好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导好，把攻击矛头指向‘四人帮。”彭冲非常重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同志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以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严佑民负责公安工作，林乎加负责工业生产，陈锦华负责文化工作，赵行志负责外事工作，郑拓彬负责外贸工作，彭德清负责交通运输，等等，让工作组的每位领导发挥自己所长，形成了分工合理、配合默契的团队氛围。与此同时，被“四人帮”和马、徐、王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杨士法等老同志，也陆续恢复工作，出来担任市委领导。

二、开展“揭、批、查”斗争，

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

“四人帮”在上海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长期控制舆论工具，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如何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是摆在中央工作组面前的重要任务。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新市委班子，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不断肃清“四人帮”的恶劣影响，为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查获武装叛乱罪证。经过反复研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致认为，彻底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必须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查清他们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以此作为突破口，将“揭、批、查”运动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以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自1976年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市委常委会，让马、徐、王等人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11月4日，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彭冲在会上指出，“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市委某些负责人揭发交代问题”，“这次会议是市委某些负责人的带头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将功补过的一个机会”，“要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接受党和群众对自己的挽救，不要抱有任何侥幸过关的思想”，不断督促马、徐、王等人揭发交代，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

经过深入追查，特别是知情人揭发，中央工作组迅速查清了“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真相，获取了马、徐、王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包括手令、电台、武器、弹药、兵力部署图等。“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查清，使得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二）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罪行。在粉碎武装叛乱阴谋的同时，市委自1976年11月至1978年5月连续召开了5次全市性的群众揭批“四人帮”大会，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彭冲是全市性揭批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多次主持座谈会阐明政策，发动受害者或知情人解除顾虑，积极投入揭批斗争，并亲自参加揭发材料的审稿工作。

（三）清查、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1976年11月，市委成立了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翌年又成立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负责全市揭批、清查、专案方面的工作。

在清查工作中，市委一开始就明确肯定上海的广大工人、干部在“文革”中是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彭冲说：“这个基本估计如发生动摇，那许多事情就要乱了，首先我们在揭批清查中的打击面就要相当大了。”“我还是认为，缩小打击面肯定是对的。”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上海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在1981年7月举行的中纪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上海被列为清查工作比较彻底的第一类。会议认为，上海的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彭冲在运动中认真把握政策，没有搞扩大化，没有株连更多的人。

三、恢复政治、经济、社会秩序，

打开上海工作新局面

经过“文革”十年内乱，上海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中央工作组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同时，注重领导班子的整顿、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并且把恢复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使上海的各项事业迅速迈上正轨。1979年1月，苏振华、倪志福调离上海后，彭冲任市委第一书记，担负起全面领导全市各项工作的重任。

（一）平反冤假错案，起用各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市委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开展了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工作，于1977年4月和11月先后成立复查小组和复查办公室。到1978年6月为止，全市已复查结案2.4万余人，“文革”中的一部分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其中1978年4月，市委为曹荻秋平反，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扫除了思想障碍。1978年12月，上海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和群众大会，宣布对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和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1979年3月，市委为上海地下党冤案正式平反，一大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党政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至1979年10月，复查工作基本结束，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平反工作中，彭冲开全国之先河，邀请巴金、周谷城、于伶、秦怡、赵丹、白杨、袁雪芬等尚未平反、仍戴着“帽子”的各界人士参加1977年2月16日召开的知名人士春节座谈会，苏步青、吴若安、冯德培、黄佐临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使这些被迫害十年的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上海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名单在报上亮相后，实际上成为“还未平反的平反”，在社会上引起民众的热烈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迅速得到了江苏、安徽等地的效仿。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彭冲非常注重对被靠边、打倒的各级干部的起用，充分听取曾被“四人帮”打倒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杨士法等老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过去受“四人帮”排挤、打击，长期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边复查、边分配工作，并依靠这些干部推动、做好“揭、批、查”工作和业务工作，同时也在运动和工作中考察、了解干部。

（二）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由于“文革”的破坏，上海的经济濒临崩溃，经济增长在全国已经处在倒数的位置。1976年10月，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时，全上海煤的库存仅有8000吨。如何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上海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彭冲指出：“始终抓生产不放，把生产搞上去。”“安排好人民生活，凡是这事抓得紧一些，就好一些。”

当时上海新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开会，彭冲一再强调要排除不安定因素，要求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陈锦华“对主要的物资进行排队，每周都要排一排粮食、煤炭、钢铁等物资还有多少库存量，从外地采购运到上海需多少时间”，确保相关物资的供应，保证人民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预警制度，使上海的生产从来没有出过大的乱子，没有停工待料，人民生活上没有出现问题，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在领导揭批运动的同时，彭冲时常与林乎加、韩哲一等讨论、研究生产及供应问题，每月讨论好几次。1976年11月，上海市场上的“飞马”牌、“海鸥”牌香烟突然脱销，市场上还忽然刮起了一股抢购毛巾和火柴的风潮，经查是“四人帮”在上海余党搞的小动作，放言“我已经靠边了”，就不干事了，不调运东西了。商业部门有人建议限量供应。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对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了然于胸，说，“不上这个当，毛巾、火柴不能当饭吃，敞开！”果然，敞开供应了几天，抢购风便销声匿迹。再如，上海的副食品市场出现蔬菜和新鲜的鱼虾供应断档，他马上打电话给江苏省委有关部门请求协调解决，于是，江苏的鱼虾、鲜货、蔬菜连夜送来上海，保证了上海的供应，市场很快恢复正常。

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彭冲居高望远，果断拍板上马。他是上海大治河开工和宝钢建设的奠基人。当时彭冲经常到基层调研，他发现上海的农田水利状况令人担忧。于是，他从江苏水利厅请了两位水利专家到青浦、松江等县调查，了解历史和现实水患，提出根治低洼地区水害的规划，开挖大治河。大治河具有航运、灌溉、纳潮泄洪、排涝调蓄、冲污等功能，受益农田约3.1万公顷，在青松地区抗洪涝灾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海钢铁工业长期缺乏生铁，成为困扰国家计委、上海市的一大难题。1977年国家正在考虑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彭冲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主动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上报报告争取将项目放在上海。经过一系列努力，国务院最终决定把第一套引进项目建在上海。1977年12月，彭冲亲自主持会议，确定新建钢铁厂的厂名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宝钢这样的大项目，不是上海一个市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彭冲与苏振华先后坐军舰陪同国家计委、冶金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到宁波北仑港勘察地形，为宝钢选择确定港口打下基础。彭冲以自己的执著和努力，协调各方，为宝钢建设开了好头。

（三）落实党的政策，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当时的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千头万绪，包括右派改正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原工商业者定息退赔政策以及知青返城问题、退休职工子女顶替问题等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冲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这项工作对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至1979年7月，各项政策已陆续落实，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属于错划改正的已占总数的91.9%；改变地富反坏成份的工作，已清理结束的占总数的86.6%。

上海是我国工商业者最集中的城市。彭冲到上海后，把落实工商业者的政策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77年7月，市委上报中央《关于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查抄财物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对7800多户工商业者的被查抄财物予以退还。10月4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1978年3月，彭冲赴北京当面向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请中央统战部派人到上海调研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问题，获同意。4月，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来上海调研，召开三个由工商业代表、民主党派负责人、公司、工厂的干部、工人代表组成的座谈会，最终决定由上海市委向中央写个报告。8月，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2月中央批转《请示报告》，从而为全面落实对工商业者政策铺平了道路。当时，国家和上海的财政都比较困难，在落实政策工作当中，对被查抄财物、扣减“高薪”等进行退赔，涉及数目非常大，许多人对此有疑虑，市委在讨论研究时，彭冲明确表示，该退的就应该全部退。这在当时是很有胆略的决策。

彭冲非常重视解决按政策回城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1979年5月28日至6月3日，市委召开各方参加的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方针，发挥各局、区的积极性，采取子女顶替、发展集体所有制等方法，统筹安排本系统、本地区职工的回城子女。截至1979年12月，通过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等办法，共安排40万人就业。至1980年，上海“文革”期间赴外地知识青年大都回到上海。

四、高风亮节，

深受上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爱戴

彭冲在上海工作的4年，始终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作风民主，关心、团结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为人民办实事，深受上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一）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实际工作中，彭冲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干部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口碑。1978年6月，中央将调市委书记林乎加赴天津工作，上海市委13位常委在锦江饭店为林乎加送行，那顿饭的花费为60.5元，由除林乎加外的每位常委“AA制”，零头由彭冲多付。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冲也是严格要求。他的秘书随他一起从江苏来沪参加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在1980年彭冲调到北京工作后，其工作由上海市委办公厅安排，到一家基层工厂担任领导，房子也只分配在武康路的老公房，是老的干部宿舍。

彭冲为人正直，公私分明，原则性强。当时市二轻局研发了3款数字电子表请用户试戴，部分市委领导也参与了试戴，有的表示想继续使用，彭冲指出，“用表必须付钱”。他要求市二轻局告知每款电子表的价格，最后让工作人员向每位领导收取20至30元的费用交给市二轻局。彭冲的这种坚持原则的行为，虽然容易得罪一小部分人，但是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他所领导的市委班子在推进工作时，也始终能够做到公正合理，有着坚定的原则性。

（二）作风民主，团结同志。陈锦华曾回忆道，彭冲为人正派，“绝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中央工作组来沪时，成员间难免有疙疙瘩瘩，党内也有不同意见，彭冲都能以宽容大度来对待，团结同志，有效发挥中央工作组整体作用，这其中，彭冲的‘班长作用很重要”。

（三）平易近民，和蔼可亲。彭冲很有亲和力，对下属悉心指导、对群众亲切和善。当时，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彭冲任组长，陈锦华任副组长。血防领导小组要组织一次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血防工作指示的会议，彭冲找陈锦华确定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陈锦华对此项工作并不了解，彭冲建议陈锦华利用周末时间到上海市“血吸虫病比较厉害的青浦县看一下，了解血吸虫病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得病后的病苦是什么状况？病人有什么要求？当地村干部、赤脚医生有什么建议等情况，回来再好好梳理”。陈锦华于是去实地调研，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他感慨：“这就是彭冲对我的帮助，我终身受益。”

由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破坏，市场上的食品供应紧张，蔬菜尤为紧缺，商业部门同志反映上来后，彭冲说“让粮店多轧点面条，烧点青菜汤面吃吃，也能解决些问题”。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刚刚经历了充满“豪言壮语”的“文革”时期，彭冲的这种关心群众的亲民的话，着实令人感动。1978年叶剑英来上海，彭冲主持让叶帅和部委办领导在锦江小礼堂照个相，原来就以为只是照个相，没想到叶帅在照相之前还讲了5分钟的话。因为当时都排好队了，没有人准备记录，有一位工作人员就掏出小本子作了记录。活动结束后，彭冲特意走到这位同志面前，对他的工作表示鼓励。

彭冲在上海工作的4年，是拨乱反正、稳定局势的4年，也是紧锣密鼓、夜以继日的4年。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正确的领导策略，团结同志，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围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发展生产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彭冲的头发在离开南京时是黑多于白，到离开上海时已几乎全白，他为上海的稳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