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村里老韩送了8年饭 他去世前塞给我一张纸条 地窖里有两箱黄金

老韩走了。

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院子里剪狗尾巴草。那些草长得太快，三天不管就窜到膝盖高。乡里电话铃声很大，震得我胸口一颤，剪刀差点划到手指。

“小陈啊，老韩不行了，医院说撑不过今晚，你赶紧来一趟吧。”

放下电话，盯着那半截剪断的草梗发了会儿呆。狗尾巴草剪断的地方有些发黄的汁水，黏糊糊地粘在剪刀刃上。我随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留下一道青绿的印子。

老韩的铝制饭盒还放在我厨房的碗架上，那是他八年前给我的。盒子边缘磕出几个缺口，盖子中间有一个被烟头烫出的小洞，黑黢黢的。我把昨晚蒸剩的馒头塞进去，又舀了些咸菜，这是他爱吃的。

就算知道他这次怕是吃不了了。

老韩住在村西头，离我家有一里多地。他那院子年久失修，砖墙裂了几道口子，门前的柿子树却年年结满果子，红彤彤的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

八年前那个夏天，我从城里回来接管父亲留下的小卖部。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见到老韩，他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两个空饭盒，额头上全是汗。

“小陈是吧？”他喊我，“听说你会做饭，能不能每天给我做一份？我给钱。”

我打量了他一眼。老韩那时六十出头，腰板还硬朗，脸被太阳晒得黑红，像是煤炭上浇了桐油。他的衣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整整齐齐地叠在手臂上。

“大叔家里没人做饭？”我问。

他摇摇头，眼神有点飘忽。“就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心里堵得慌，想着多个人吃饭也热闹，就答应了。一开始是一天一结，后来老韩非要一个月一给，每次都是一沓皱巴巴的钱，用褪色的红皮筋捆着，数目从不差。

第三个月，我第一次去他家送饭。

推开他家的木栅栏门，像是进了另一个世界。院子不小，却空荡荡的，只有东边角落种了几畦蔬菜，长势还不错。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平房，青砖黑瓦，窗户纸已经泛黄，有几处用胶带糊了又糊。

“放这吧。”他指了指门口的小桌子。那桌子上铺着一张褪色的塑料桌布，边缘卷起，下面垫着1998年的老报纸。桌子旁放着个收音机，天线断了，用一根晾衣服的铁丝代替。

我把饭放下，无意中瞥见屋里。屋内比想象的干净，但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把看起来挺舒服的藤椅。墙上挂着一幅很旧的全家福，照片里有个中年男人，应该是年轻时的老韩，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

“您家孩子呢？”我随口问了一句。

老韩脸色变了变，摆摆手说：“走啦，都走啦。”

后来我才知道，老韩的老伴十年前走了，儿子在城里有了工作，很少回来。逢年过节寄些钱回来，但人几乎不见踪影。

时间一天天过，我每天给老韩送饭成了习惯。早上一顿，晚上一顿。老韩的要求不高，唯独对咸菜有讲究，喜欢我腌的萝卜干，说有小时候的味道。

他很少主动聊天，但总会在我放下饭后问一句：“今天忙吗？”

刚开始我只是应付两句就走，后来渐渐地，我会在他那藤椅上坐一会儿，偶尔和他聊聊天。

老韩过去是乡里的木匠，手艺不错，村里大部分老房子的门窗都是他做的。退休后偶尔还接些小活，但因为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干得越来越少。

“年轻时候忙着挣钱，没顾上享受。现在有空了，却没了力气。”他叹气，手里摆弄着一把掉了漆的小刀。那把刀是他最宝贝的工具，刀柄上刻着”韩”字。

有一年春节，我给他送了盘红烧肉，他竟然红了眼眶，说自打老伴走后，就再没吃过这道菜。那天他破天荒地拿出一瓶尘封的二锅头，和我小酌了几杯。

他喝了酒，话就多了起来。说他儿子不孝顺，一年到头不着家；说他年轻时脾气差，老伴受了不少委屈；说他最遗憾的事，是没能去儿子的大学看看。

那晚雪下得很大，我走时，他站在门口，背影有些佝偻。回头看时，发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在雪幕中像一点飘摇的烛火。

第五年，老韩的腿脚开始不好，常坐在院子里的桑树下纳凉。他的花镜断了一个腿，用绳子绑着，歪歪斜斜地架在鼻梁上。

有时候，我送饭时会看到他摆弄一些小木块，雕刻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见我看，就把木块藏起来，嘿嘿一笑：“没什么，打发时间。”

那年秋天，我的小卖部生意不太好，镇上开了家超市，很多东西比我这便宜。我跟老韩提了一嘴，说可能要去镇上找工作了。

没想到第二天，老韩就来了。他拄着一根自己削的拐杖，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

“小陈啊，这是我存的一点钱，你先用着。等生意好了再还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零钱，一毛、五毛的都有，还有几张已经发皱的老版五十元。数了数，一共两千三百四十六块七毛。

我鼻子一酸，说什么也不肯要。老韩急了，说：“你要是不收下，我这老骨头就站在你门口不走了。”

最后我勉强收下一千，答应等小卖部转好就还他。他这才满意地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叮嘱：“记得明天的萝卜干多放点儿。”

第七年，老韩的身体明显不行了。偶尔会忘记事情，有时候连自己刚说过的话都记不住。我开始每天多去他家一趟，中午也给他送饭，顺便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村里人笑话我：“小陈啊，你咋对老韩这么上心？他又不是你亲戚。”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习惯了，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有年轻人都往外跑的村子里，我和他互相有个照应。

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送完饭正要走，老韩突然拉住我的手。

“小陈，我想跟你说件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以为他身体不舒服，赶紧问怎么了。

老韩指了指他的床底下：“我床底下有个铁盒子，里面有点东西。我走了以后，你拿去用。”

“大叔，您别说这种话，您身体好着呢。”我打断他。

他摇摇头，眼神很坚定：“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答应我，等我走了，你来收拾房子，那东西就归你了。”

我不敢接他的话，只是帮他掖了掖被角，转移话题说明天给他做红烧鲤鱼。

那晚回家，我心里沉甸甸的。老韩没有子女在身边，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翻出一个旧笔记本，开始记录他的一些习惯和喜好，想着万一他需要人照顾，我也能派上用场。

本子的扉页上，我写下：“老韩喜欢的东西”。下面歪歪扭扭地列了一堆：清淡的饭菜、咸一点的萝卜干、二两白酒不能再多、睡前听评书、不喜欢关门窗…

去年夏天，老韩摔了一跤，腿骨裂了。医生说他年纪大了，恢复会很慢。我每天去医院看他，给他带他爱吃的东西。

出院后，他走路更不方便了，常常一整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有一次，我去送饭，看见他在翻一个旧皮箱，里面全是发黄的照片和信件。

“小陈，你看，这是我儿子上大学时寄来的信。”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已经起皱的信纸，“他那会儿写字可好看了。”

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能看出是工整的钢笔字。信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说学校生活和对家里的思念。

“他高考那年，差一分上重点大学。我去找关系，托了镇上的杨书记帮忙，花了五千块钱，才把他送进好学校。”老韩的眼睛亮亮的，“值，太值了。”

看着他欣慰的样子，我不忍心说这些年他儿子几乎不回来看他的事。

“你儿子在哪个城市工作啊？”我问。

“深圳。”他骄傲地说，“大公司，挣钱多。他说那边房子贵，要攒钱买房，所以不常回来。”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

三个月前，老韩的身体突然急转直下。医生说是肺癌晚期，已经没什么好办法了。

我联系上了他儿子，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我尽量安排时间回去。”但直到今天，也没见人影。

老韩住进了县医院，我每天去医院陪他。他变得很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爱说话。只是有时候突然问我：“小陈，我这房子你觉得值钱吗？”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就安慰他说：“大叔，您那房子位置好，等您好了，我帮您修修，肯定值钱。”

他听了，总是笑笑不说话。

今天早上，护士打电话说老韩情况不太好，让我赶紧去一趟。

我赶到医院时，老韩躺在病床上，呼吸很微弱。看见我进来，他眼睛亮了一下，示意我靠近。

“小陈…”他的声音很低，我不得不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他艰难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对折的纸，塞进我手里：“地窖…两箱…黄金…给你…”

我愣住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神志不清在说胡话。可他的眼神异常清醒，紧紧抓着我的手，像是要确认我收到了。

“别告诉…别人…”他费力地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睛。

我在医院守了一整天。傍晚时分，老韩平静地离开了。医生说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料理完老韩的后事，我独自来到他的房子。屋子比我记忆中更加空旷寂寞。老韩的儿子最终还是赶来了，但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开，临走前把房子钥匙给了我，说：“这房子没什么用，你看着处理吧，卖了钱我们AA。”

他连他父亲生前用的东西都没带走一样，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负担。

我在老韩的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床底下的铁盒子里只有一些老照片和一本存折，存折上有两万多块钱。难道他说的”黄金”就是这些？

我走到院子里，四下张望。老韩的院子不大，但地势有些怪，西北角低洼，每到下雨天那里总会积水。我隐约记得那里有个小木门，以前问过老韩，他说是放杂物的地窖。

顺着记忆找去，果然在一堆野草下面发现了那扇小门。门上了锁，但锁已经生锈。我用铁锹砸开锁，掀开沉重的木门，一股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见狭小的地窖里整齐地摆放着两个木箱。箱子上积了厚厚的灰尘，看样子很久没人动过。

我咽了口唾沫，走下潮湿的台阶，掀开第一个箱子的盖子。

里面不是金条，而是满满一箱木雕。各种各样的木雕，有小动物、房子、人物，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每一件都做工精细，上了清漆，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

第二个箱子里是厚厚一摞信件和本子。我随手拿起一封，发现是老韩写给儿子的信，但信封上没有邮戳，显然从未寄出。我又翻开一本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老韩儿子的生活：

“1998年9月1日，小军上大学了，他说宿舍条件不错，就是被子薄了点。” “1999年3月15日，小军说学校伙食不好，我应该寄点钱给他。” “2002年6月30日，小军毕业了，说要去深圳工作，那里机会多。”

翻到最后几页，字迹变得潦草：

“2022年1月8日，做了个木雕房子，想象小军住的样子。他说深圳的房子很贵，我希望他住得好。” “2022年5月20日，腿不好了，雕不动精细的东西，但还要坚持。等小军回来，要把这些都给他。”

我眼前模糊了。这就是老韩口中的”黄金”——他这些年来的心血和思念。

放回木雕和信件，我发现箱底还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房产证和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

“小陈： 这房子是我一辈子的心血，银行卡里有十五万，是我这些年攒的。本想留给小军，但他不愿意回来住。你对我这么好，就当是报答你。别拒绝，收下吧。替我好好照顾这个院子，柿子树记得每年修剪。 韩明德”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如果小军哪天想回来看看，请让他住几天。告诉他，我不怪他。”

我靠着地窖的墙壁坐下来，泪水止不住地流。

这几天，我一直在整理老韩的房子。他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很整洁。衣柜里的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每双袜子都配对整齐。

在收拾他床头柜时，我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做工非常精细。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木制餐具，小勺子、筷子、小碗，还有一个精致的饭盒，比例小了一半，但形状和我每天给他送饭用的那个一模一样。

盒子下面压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韩，怀里抱着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小男孩，两人坐在院子的柿子树下，笑得灿烂。照片背面写着：“1980年，明德与小军”。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这些年来，老韩每天等我送饭，或许不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更是为了找回那份早已失去的亲情牵绊。

而我呢？一个离婚后逃回农村的中年人，不也是在老韩身上找到了某种归属感吗？

昨天，我请木匠来修缮老韩的房子。工人们敲敲打打，院子里一片忙碌。村里人来看热闹，都问我要拿这房子做什么。

我说：“开个小饭馆。就叫’老韩家的饭’。”

工人在清理老韩的那把藤椅时，从椅子底下找到了一个小木盒。盒子里是一个木雕的小人，样子有点像我，手里还拿着个饭盒。木雕底座刻着几个小字：“好人小陈”。

门外，老韩种的柿子树又结满了果子，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照亮了秋天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