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二水与黄金诗路——以唐代诗人南下岭表为中心

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湘、赣二水是唐人南下岭表的必由之路，在道路特征上具有跨区域、跨层级的联通性。就经行此二线者的类型言，贬流诗人占居首位；中晚唐以后，诗人们走上湘、赣二水的原因渐趋多样，并带来了诗歌创作的新面貌。就诗人的路途体验和创作言，不仅在时段特征与书写角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在湘、赣二水的表现也各有差异，具有比较研究和深入挖掘的可能性。至于诗路上题写频次较高的“地标”，如两湖两楼、一岭一峰等，一方面塑造了独有的“诗路名胜”，另一方面则刺激了后来者持续不断的题写和出新，使其成为湘、赣诗路上的亮眼品牌，由此打造出两条沟通南北、相辅相依的黄金诗路，值得特别关注。

关键词：湘、赣水路；贬谪诗人；名胜地标；黄金诗路

湘江、赣江流经今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是唐人南下、通往岭南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经行诗人众多、诗作数量庞大的两条“黄金诗路”。然而，目前尚未有针对这两条水路及沿途创作的专题研究，纵有涉及，亦多流于浅表而未能深入。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文学地理学等角度，对湘、赣二水之地理走向、文化归属、诗路特征及经行者身份、创作特点、名胜地标等方面，做些初步的考察。

一、湘、赣水路与经行诗人之类型及路线选择

湘、赣二水皆南北走向，是勾连中原与南方特别是岭南的交通要道。其各线里程、行政区划和文化层级，以及经行者类型、选择不同路线之原因等，乃为本文首先考察之要项。

（一）唐人南下岭表的必由之路

岭表，又称岭外、岭下，即唐十五道之一的岭南道，其范围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区。据《元和郡县图志》，广州“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此处道明了唐人南下至岭南的三条主要通道，其中，桂州路和郴州路都是依托湘水南下，而大庾岭路则是经由赣水南下，故可总括为湘、赣二水路。具体而言，唐人从长安出发，经蓝武驿道或两都驿道，由襄、荆诸州南行，过长江，自岳州入湘水南下，经潭州抵衡州后，或向西南，继续泝湘水至永州，经灵渠、度越城峤入桂州，即西线“桂州路”；或向东南，转涉耒水至郴州，入武溪，度骑田岭至韶州，即中线“郴州路”；若自东都洛阳南下，入长江，依次经鄂、黄、蕲诸州至江州，而后入赣水南下，经洪、吉诸州至虔州，则可度大庾岭至韶州，即东线“虔州路”，或称“大庾岭路”。

要之，唐人由两都南下到度岭之前的漫漫旅途，大抵可以长江为界，划分为里程大体等同的南北两段；其中，长江以北的路程多为修建完备、行迹繁忙的陆路驿道，而长江以南，经行地域渐趋荒芜，更兼岭树密布，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于湘、赣二水的水路行程就占据了天然优势，成为唐人远赴岭外时的必经之道。

从行政区划来看，岳州、潭州、衡州、永州和江州、洪州、吉州、虔州分别在湘水和赣水流经的主轴线上；郴州、连州、道州组成的三角区域，虽不在湘水干流，却在湘水路的延长线及“郴州路”与“桂州路”的主要范围内。此外，处于湘、赣两条“主轴线”之间的袁州，在中晚唐文人交通和文学创作上有着重要地位；而湘水辐射范围内的朗州、邵州以及赣水辐射范围内的饶州、抚州乃至江南东道的信州，均在与主线毗邻的区域内，同样是唐人行经湘、赣二线易涉足之地，可视为湘、赣二路的“辐射区”。湘、赣二水涉及的空间范畴与开元十五道中江南西道的管辖范围高度重合，但又更为集中，处于江南西道的中心位置。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有言：“南方文化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长江以南和沿长江两岸区域的文化等同对待，它应该含有如下三个层次：发达富饶地区（如淮南两浙等）、次发达富饶地区（如荆南山南东道等）和落后地区（如岭南福建等）。”这一观点，恰好印证了湘、赣二路在空间位置上的特殊性。据戴先生考察，在发达地区（强势文化区、核心地区）与落后地区（弱势文化区、边缘地区）之差异巨大的两极间，还存在“次发达”地区。实际上，根据广大“南方”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也可以举一反三地引入“次落后”“次边缘”等地域分区概念。而湘、赣二路，恰恰跨越和衔接了不同等级的区域：它们南接韶、桂二州及其背后整个岭南这一大型的“边缘文化区”，北接荆、襄等“次核心文化区”，亦能由此直通长安、洛阳之“核心文化区”。质言之，这两条水路联通起了在发展水平、开化程度等方面有着巨大落差的南北两端。而在湘、赣二线的内部，偏北的岳州、潭州、江州、洪州，在行政区划和空间布局上，“一直被中原王权作为控制南方的基地”，地位更近荆、鄂等州；而接近岭南的永州、道州、虔州、郴州等，无论是发展情况还是文人的心理认知，均与岭南各州更为相似。这些州郡，以其“衔接处”的特性，不仅作为湘、赣二路上的重要枢纽，连通了不同区域，也在道路内部展现着自身与其他州郡之间协同、演变的趋势，其具备的多样性文化要素，应格外关注。

（二）经行人员类型

“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这是初唐诗人宋之问在岭南江行途中的描述，展示出长久以来岭南在唐人心目中遥远与蛮荒兼具、恐怖与未知并存的基本认知。终唐一代，诗人们大多都是出于流贬、入幕、出使等受挫、不遇的原因，才不得不踏上此二路、前往岭南的；空间距离上的遥远与未知，给他们本就低落的情绪再添一份仓皇。

贬谪是唐人踏上湘、赣二线最主要的原因。据初步统计，“岭南道与江南西道贬官人次达400以上，是唐五代贬官最集中的地区”。由于地域相对集中，江南西道特别是湘、赣二线多数州郡的贬官人次又远超岭南道诸州的数量。具体到州郡，江南西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有虔州、连州、永州、郴州；10人次以上的，有道州、吉州、江州、岳州、衡州。岭南道亦有近二十个州超10人次。这些贬官赴任多须经由湘、赣二水，由此带来了可观的经行量，并为诗作量提供了基本保障。事实上，在湘、赣二水路留下大量诗作并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多是这些奔赴贬所的逐臣，人们熟知的初唐神龙逐臣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中唐元和逐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均在其列。

然而，从湘、赣二线留有诗作的诗人总量看，贬谪诗人占比自盛唐至晚唐却呈现递减趋势。初唐时期，在湘、赣二路留下诗作者仅8人次，其中6人次是流贬诗人，占比近八成。在盛唐时期，贬谪诗人占比亦已过半。而至中唐，虽然留有诗作者提升至56人次，然贬谪诗人占比已下降至三分之一。到了晚唐，这一比例继续下降，在湘、赣二水留有诗作的70人次中，只有5人次是因贬谪而踏上行程的，不足总人次的十分之一。这种情形，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贬谪以外的种种原因。以晚唐为例，经行湘、赣二线的诗人及其创作，呈现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在湘、赣二线进行创作的诗人总数显著提升，然相较前面三个时期，又缺少创作量突出的个人；第二，诗人踏上湘、赣二线的原因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两个特征，均指向一种分散化的趋势。我们熟悉的晚唐诗人李商隐、许浑、李群玉、齐己等，均在湘、赣二线留有诗作，但诗歌数量较为平均，出行原因也各不相同——李商隐和许浑南下岭表，是因被征辟入桂管、南海幕，而李群玉和齐己本就是湘籍诗人，他们与其他背景无法考定但在湘、赣沿线留有诗作者一样，大抵出于避乱、谋生等复杂因素，流连于此二线上。所有这些，归根结底与晚唐时期动荡、混乱的大环境有关，难以统一归类，而他们对沿路景物的关注及诗作表现，亦呈现出与贬谪诗人不同的风貌，需以更精细的视角一一探查。

在考察唐人踏上湘、赣二水行程之原因的同时，也要避免对那些难以简单归类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忽略。如前所述，虽然盛唐绝大部分诗人都是因贬谪而南下的，但有些非贬谪诗人往往更值得重视。如湘水线上，仅杜甫一人的诗作量就有60首，占整个盛唐时期湘水线诗作总数的一半以上。杜甫于大历三年（768）至五年（770）漂泊在湘水一线，多次往返于潭、衡诸州，创作频繁且集中。其所作诗，无论是对湘水沿线地域风貌的描写、驿站情形的记录，还是对个人情感与当下处境的呈现，都有深度涉及，其价值与影响力无庸赘言。又如，中唐诗人刘长卿上元元年（760）被贬岭南潘州南巴尉，曾在江、饶、洪诸州间“待进止”，后又于大历六年（771）至八年（773）间“巡行湘南”，在湘水一线存留诗作29首，赣水线存诗20首，其涉足地域之广阔、创作数量之丰富，特别是其《湘中纪行》组诗，以知名景点为小标题，兼具纪行、怀古、记异等多重元素，亦足引人瞩目。要之，对于这类诗人及诗作，既要了解他们出行的背景、原因，更需从诗作文本和行迹、路线入手，深切体会他们的诗路书写和个体感受。

（三）唐人对湘、赣二路的选择

湘、赣二水虽不乏唐人往来的史料记录，但在不同时段，其重要程度是不同的，而且伴随着时间发展，二者还存在此消彼长的趋势，由此影响到唐人对南下道路的选择。

就湘、赣二水而言，地理偏西的湘水在整个唐代都占据着主要地位。究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作为唐代两都，长安、洛阳始终保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就中长安的地位更为重要，由此使得帝国核心在空间上始终偏向西北，故唐人旅途大多由长安出发，整体的行进路线更偏西部。其二，唐人出长安向南，极为依赖“通达楚与秦”的商於路——东出长安，过蓝田关，再东南行，经商山，出武关，过阳城驿、商於驿折而南行，经邓州而达襄州；接着进入行旅繁忙的荆襄驿道，抵长江沿岸，而后顺流直下，自岳州入湘水，乃是较为合理、顺畅的一种选择。基于商於路和荆襄道的成熟、便利，及其与湘水在地理方位上的契合度，遂使得唐人南下经长江入湘水这一选择，几乎成了一种“常规操作”。

入湘水后，就涉及到桂州路和郴州路的不同特征，及其如何影响唐人选择的问题。桂州路自秦汉到两晋，都在岭南与内陆连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彼时岭南内部的政治、经济重心偏西有关：秦汉时国家重心亦在长安一带，而汉代在岭南地区常设的七郡中，唯有南海一郡在东部，其余均在岭南西部；武帝在岭南设刺史，其治所也始终偏于西部。从海上贸易情形看，交趾、合浦、徐闻等港口多集中在偏西区域，故彼时西部的交趾、苍梧才是整个岭南地区的重心。实际上，在此之前，秦人考虑入岭南路线时，即首开灵渠，沟通湘水与漓水（桂江），取道西线，桂州路随即开始承担进出岭南的重要责任。此外，这条线路还将湘水与岭南内部航道、尤其是岭南西部的西江连接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内河水运的作用，并兼顾到进入岭南后的水路交通。正因如此，在隋唐时期桂州路的通行频次已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神龙二年（706），宋之问于泷州贬所遇赦归京时，仍选择了先循西江、桂江等至桂州，后经西线入湘水北返的路线。

两晋之后，桂州路的优势日益削弱，重要性大不如前，至唐代，承担时人南下岭表绝大部分运载任务的，是中线郴州路。灵渠淤浅是唐人放弃桂州线的客观原因。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汉以后“江水溃毁，渠遂廞浅”，唐宝历初虽经李渤“累加修濬”，然至咸通五年（864）岭南兵乱时，泝湘水运输的粮饷还是因灵渠淤浅而滞留，以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故唐人把南下交通的重点放在中线，将初入岭南之地点从绝对偏西的桂州改为偏东部的韶州。这一举措，既反映了魏晋以后岭南东部持续发展，广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已取代交趾、苍梧，成为岭南中心的实际情况，也是全国性空间布局进一步连通东部的表现。

与桂州路的重要性不断削弱相应，郴州路在水陆比例上亦有改变：泝湘水至衡阳后改道登陆，有一段山路行程，随后再入武水、连水等舟行，体现了对水陆交通的灵活运用；度岭南至韶州后，亦方便入浈水，同样衔接到岭南内河航运中。由桂州路向郴州路的转变，在隋唐之际即已完成。初唐时沈佺期、阎朝隐、杜审言等人被贬流至驩州、峰州等地时，此道已是首选；此后，中唐的韩愈、李绅等，从长安出发，也都是经由此线进入岭南的。

然而，郴州路乃至整个湘水航道，并非全无缺点，仅从地图上就能观察到它与赣水的差别。湘水曲折且多风浪，不若赣水道平直舒缓；而郴州路上的武水、乐昌一带，历来以多险滩、多峡谷出名，这都增加了郴州路的通行难度。唐人亦早早留意到这一点，并试图优化赣水至岭南的通道。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命开凿、拓展大庾岭路，将“人苦峻极，行径寅缘”的险峻山路，修缮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平缓通道。这样一来，唐人自江州或洪州入赣水后，一路舟行南下直抵虔州大庾岭北驿，然后登陆度岭，陆路仅约百余里，即可抵韶州北之浈昌，迅速进入浈水，继续舟行至广州；整段旅程“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通行体验相较于西、中两线，应是最为舒适的。然而，虽然早在开元年间就已将大庾岭通道修缮完备，但终唐一代，赣水的大庾岭路在实际选择中并未真正占据上峰，个中缘由盖与国都位置和出行习惯有关。直到唐末五代以后，循此路南下的人数及行迹才渐渐多了起来，到北宋时，就已形成“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浈）水者十七八”的盛况了。

了解了湘、赣二路的整体情况后，我们再简单举例说明影响诗人道路选择的一些具体原因。

诗人对湘、赣二线的选择，除出行事由、旅途用时宽严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依目的地的位置而定的，其中也受到出发地的影响。譬如，初唐神龙年间被贬的一批宫廷文人南下时，均从东都洛阳启程，这与大部分唐人自长安首途有异。这么一来，出洛阳后，经许、蔡、申、安、蕲诸州，顺长江直下江州，入赣水，就比沿湘水南下舒适、便捷。被贬泷州的宋之问即循此线，路上有多首纪行诗，记录了自己从黄梅临江驿过洪州、溯赣水至虔州大庾岭，而后进入岭南的行程；与他同行的，是贬地即在赣水辐射范围内之袁州的崔融。至于沈佺期、杜审言诸人，虽亦从洛阳出发，却因其贬地驩州和峰州所处位置偏西（今均属越南），便选择沿湘水南下，由中线郴州度岭。

此外，在唐代东西交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汴水，不仅是自二都往来江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也会影响到有相关行程需求者至岭南的道路选择。他们或直接从洛阳出发东行，或从长安先至洛阳，再入汴水，一路航行抵扬州后，若需继续南下岭表，往往会选择东线大庾岭路。例如，元和四年（809）李翱受召至广州幕，就是从洛阳启程，经由汴水至扬州，随后在苏、杭诸州观览、修整之后，由陆路经衢、信、饶等州，至洪州入赣水南下的。

二、黄金诗路之形成

纵观全唐，有大批诗人往来于湘、赣二路，受挫的低沉情绪与渐趋边缘化的身份加深了他们对行路波折与艰辛的体会，使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景物与文化的差异，创作了大量形态各异、主旨多元的诗歌作品，“走”出了两条通往岭表的黄金诗路。

（一）湘、赣诗路的作品分布与时段特征

据统计，逾百位诗人在湘、赣二线留下约583首诗作，其中湘水一线存诗443首，赣水一线存诗140首。分时段视之，初唐时，二水存诗数量差别不大，整体数量都较少；至盛唐，诗作数量总体上升的同时，二线存诗量的差距开始拉大，赣水诗作仅占湘水诗作量的五分之一；中唐是二线诗作量最多的时期，分别为171首和65首；晚唐时，湘、赣二线存诗量较中唐稍有回落，但仍远超初盛唐，同时，湘水一线诗作始终保有数量优势。要之，湘水一线在整个唐代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持续拥有可观的经行量和作品量；分时段来看，中晚唐是创作高峰期，这期间诗作占比超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又以中唐更为突出，这与江南西、岭南二道在中唐时期贬官人次尤为突出的情况得以对应。下面，试稍详述之。

初唐时，以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阎朝隐等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经不同道路贬流岭南，湘水、赣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面提到，宋之问是沿赣水南下岭表的，但北返时，他又自桂州顺湘水而归，此后再遭流贬，又泝湘水南下，这使其成为初唐时期在湘、赣二线留下最多行迹与作品的诗人。尤需注意的是，神龙元年（705）经赣水南下时，他在长江边的临江驿、赣水舟中以及度大庾岭前后，均留下了纪行诗作，填补了初唐赣水诗路书写的空白，而其度大庾岭所作《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早发大庾岭》三诗，对我们了解大庾岭驿道开凿前的度岭体验，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到了盛唐，在湘、赣二线创作活跃的诗人中，身份最为特别的当属岭南名相张九龄。他曾在家乡韶州与京城之间多次往返，并奉使广州，出守洪、桂数州，现存二十余首山水纪行诗便记录了他在湘、赣二路的行程和感受。“暝色生前浦，清辉发近山”“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对岭南的身份认同使得张九龄具有异于他人的特殊视角，即便身在贬途，他也不愿意用鬼魅、毒瘴等刻板、负面的字眼去描绘通往家乡的道路，南行景色在他的笔下颇显亲切、平和。

中唐之后，行走在湘、赣二线上的诗人多了起来，诗作数量也开始大幅增长。大历诗人刘长卿、韦应物等，均有湘、赣二线的行路经历；戎昱曾先后被贬至辰州、虔州，晚年又流寓永、桂二州；戴叔伦长期流连于湖湘之间，又曾任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这使得他们在湘、赣二水沿途的很多地点都留有诗作。此后，元和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被贬阳山及永、朗、连、道、柳、潮诸州时，更是多次往返此路，在湘水一线集中进行了大量创作。

以韩愈为例，他先于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由监察御史被贬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805）量移江陵法曹参军，来往均经行郴州路；继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自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同年十月量移袁州刺史，先后经行郴州路和虔州路。在此期间，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作。就阳山之贬言，倘自贞元二十年（804）初春进入湖南开始创作的第一首《湘中》诗算起，至元和元年（806）六月由江陵返京前之《郑群赠簟》止，历时两年半，共得诗53题63首（其中作于赴阳山途中者 5首，作于阳山者约16首，作于湘中待命、赴江陵及返京路途者约42首），平均年创作量25.2首。就潮州之贬言，自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踏上贬途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始，至十五年十一月经商山返京作《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留题驿梁》止，历时约两年，共得诗29题45首（其中作于贬途者14题21首，作于潮州者4题13首，作于赴袁州及自袁返京路途者11首），平均年创作量22.5首。以上这些作于两次贬谪期间的诗 作，合计82题108首，占全部韩诗（412首）的 26.2%，这已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其中不少作品如《湘中》《答张十一功曹》《县斋有怀》《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阳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岳阳楼别窦司直》等，均为影响力大、屡受好评、入选多部选本的上乘之作。由此可见，这两次南贬及路途经行给予韩愈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作品数量、质量的跃升。

再如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刘禹锡自长安行至衡阳后分赴柳州、连州，在衡州分别创作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柳诗）、《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重答柳柳州》《答柳子厚》（刘诗）等6首诗作。二人通过一赠再赠、一别再别的诗歌酬唱，使内心郁积的悲感得以集中爆发。然而，这种“爆发”又是不无隐忍的，以二人首度唱酬为例，柳诗云：“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诗云：“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他们把复杂浓烈的情绪隐藏在伏波故道、翁仲故事、桂江、连山这些专属当地、又饱含历史意味的典故和物象中，将古与今、人与地、景与情等多种因素融合一体，既拉大了诗作的时空距离，又激发出当下的独特感受，从而在万般无奈中，逼出其“垂泪千行”“归目”望尽的情感活动。

至晚唐，诗人踏上湘、赣二路的原因更加复杂，情感基调亦不仅有沉闷哀伤一种。例如，李商隐赴桂管途中，过岳阳楼而发为“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的感怀，在“欲为平生一散愁”的兴致中，展示了人生失意的寥落；许浑自南海罢归，在赣水遇阻，留下“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山鸟一声人未觉，半床春月在天涯”的诗句，于匆迫的北归心境平添了几分暂作观赏又不无感喟的情调。诸如此类的情感表达与描写视角，与他们身处的大环境以及行程目的都存在很大关联，值得细细体味。

（二）诗路体验与湘、赣二水比照

不同的路线选择带来的行路体验的差异，经由不同时期诗人的文本书写，给我们提供了湘、赣二水路横向比照的素材。

赣水途中，江州—洪州段地阔水缓、舟行舒适，故宋之问舟行过洪府时方得空闲，作长诗剖白心境，其诗描述江岸景色为“浦树浮郁郁，皋兰覆靡靡”；中唐李绅经过时，亦称“空阔远看波浪息，楚山安稳过云岑”，都反映了这种相对闲逸、安适的舟行体验。而在湘水航段，“阻风”“急流”是诗人们行至岳、潭二州及洞庭湖附近的常见遭遇，杨凭“旅棹依遥戍，清湘急晚流”，韩愈“暗浪舂楼堞，惊风破竹篙”等，均属此类。每当此时，诗人多将眼前的艰难险阻与自身遭际相结合，生出远超平昔的新奇感和惊恐感。

自赣水线度岭进入岭南时，人们常有感于大庾岭界分夷夏的特殊含义，将“岭路分中夏”的特殊感受和盘托出。而自湘水一线度岭时，所经之越城峤、骑田岭等却鲜被书写，其时更能激发逐臣创作兴趣的，是舟行穿越武溪、乐昌一带峻岭急滩时惊心动魄的体验。《水经注》载：“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崖峻险阻，岩岭干天，交柯云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悬湍回注，崩浪震山，名之泷水。”沈佺期长流北返，形容此处为“驰波如电腾，激石似雷落”，并感慨“我行湍险多，山水皆不若。安能独见闻，书此遗京洛”，足见此段通行体验的触目惊心。张九龄开元十四年（726）祭南海事毕，离家北返，亦经此泷，作诗称“溪路日幽深，寒空入两嵚。霜清百丈水，风落万重林”，在看似平缓的语气中深寓幽险跌宕之势。韩愈赴潮州路过时的描述，更为直观：“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李绅贬端州回想来路所经险状，亦可谓摄人心魄：“万壑奔伤溢作泷，湍飞浪激如绳直。”时跨初、盛、中唐几大时段，诗人们均有高涨的题写热情，足见泷水一带峡峻流急，险状百端，总能激发诗人不同面向的创作欲望。

长久以来，述及核心文化区的诗人踏入边缘地区的行程时，“记异”——对陌生地域所特有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新鲜景物和现象的描写，乃研究者最先想到、最易关注的书写方向。然而，当被贬边地的诗人们将“瘴疠”“炎蒸”“魑魅”等字眼广泛运用到岭南地区，乃至湘、赣沿线时，在诗歌的语言中，在“弱势/次弱势文化区”的书写范围内，类似的摹写又不无程式化之嫌，以致“南方”地区所具有的这些典型特征，也不再是少数拥有南行经历者的独有见识，而成为文化层面与诗歌语境中的共享认知，使得那些未曾亲至的诗人，也能想象并创作出类似的诗句。这样一来，诗人行路当下真实的所见所感，反而时常被掩盖在这些大同小异的词句之下。基于此，研究者的任务之一，便是在关注这些描写的同时，亦将注意力置于其外，去考察诗人的不同身份及境遇，寻找那些隐藏在程式化语句之下、更加个体化的背景和感悟，由此形成由物到人、由浅到深的转变。

论者谓张说谪岳州时，诗歌“并没有充分表现南国的区域文化特色”，多展现被贬的哀伤与对京城的眷恋，故在南国诗界疆域的开拓中贡献不大。其实，这种无论身处何处，都着重书写自身低落情绪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毕竟这些因仕途得失所致的具体悲伤，才是真实存在于诗人生活中、无法解决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最常见的做法是夸大所处环境的恶劣程度，即不管眼下风光如何，都偏好于选用一些负面词汇，凸显地域环境险恶、偏远的一面。如戴叔伦在潭州附近，写有“楚乡卑湿叹殊方”“露重猿声绝”等句，就明显受到主观情绪的支配。当然，也有例外——那些湘、赣籍和岭南籍的诗人，不论他们是出于怎样的原因走上南下的道路、内心感受如何，都较少片面地展现家乡风土人情中消极的一面，如前文提及的张九龄，以及晚唐诗人李群玉等，他们对这一路景物的呈现总体比较平实，甚至常因缺乏反差感和措辞上的夸张而被研究者所忽略。例如，“黄梅住雨外，青草过湖时”“湘岸初晴淑景迟，风光正是客愁时”“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之类，而这些描述反而更接近真实状况。此外，除了受到主观心绪的影响，诗人们在写景抒情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对于沿途路况的记录，如杜甫《宿白沙驿》，题下称“过湖南五里”，就帮我们确定了洞庭湖南岸白沙驿的位置和周边情况，且能与后来张祜《洞庭南馆》诗呼应。至于前文已列举过的、对于某些关键地点及其通行体验的详细记述，对水陆驿站之方位与状况的记录，均所在多有。对于这些内容，我们不能只将之简单地概括为沿途风光的描写即匆匆带过，更需留意每位诗人个体的行路体验，以及诗歌中的史料价值。

三、诗路上的独特地标

论及诗路书写，还需强调两个特殊的创作背景：一是行路过程中，诗人所处地点一直在变换，使人不断面对新的地域；二是相较于一般的寓居状态，整个过程发生在历时不长、景物变换集中的“途中”。前者强调诗人空间位置的流动性，后者注重诗人时间体验的短暂性，二者展示的乃是一种在时空体验凝结、个体感受强烈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诗歌创作，基于此，诗人作诗的时机和地点就格外重要了。或许是因为长期处于旅途中的人易感疲惫，其感受能力和创作欲望会随之消减，故唯有那些印记鲜明、内涵深刻的“地标”，才能唤醒诗人敏锐的感受力，使他们做出特别的回应。

湘、赣二路有不少类型相似的地标，如著名的“两湖两楼”——洞庭湖、鄱阳湖与岳阳楼、滕王阁，均处于长江沿岸，东西相对，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试看诗人们在这些地点所作诗句：“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路人指点滕王阁，看送忠州白使君”。整体看来，这些诗作多具观览兴致高、感伤悲怨少的特点。究其原因，当首先与两湖两楼阔大辽远之状、高峻挺立之势有着紧密关系。作为当地胜景，初来乍到的诗人是一定要饱览一番的，所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者是也。在这足可吞吐、旋转乾坤的自然造化面前，诗人登楼远望，视野、心胸均为之大大扩展，即令原有愁绪，也会暂时下降到潜隐状态。其次，也与两湖两楼均位于湘、赣二路北端有关。这里距“次核心文化区”不远，在空间感受上，不易产生过强的“边远感”；而在风物气候、发展水平、文化积淀等方面，其所在州郡的条件都不算恶劣，故诗人行经此处，不易产生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还有赏景的心情。再次，两湖两楼所在之岳、洪诸州还常常担负着南行途中“集散地”的功能。在京城就已交好的诗人们，在走上湘、赣二水的旅途时，常在这几处驻留、相聚，若是再有颇具文坛声望和影响力的知名文人出守此处，则会吸引更多诗人，进而产生同游、宴饮和酬唱等活动。即以盛唐时期的岳州言，就有过多次这样的文人相聚。如张说于开元三年（715）至五年（717）谪守岳州期间，同流此地的赵冬曦，贬历多州刺史、辗转路过的王琚等，均与之交游、唱和。再如贾至于乾元二年（759）至宝应元年（762）贬任岳州司马期间，长流夜郎刚被赦还的李白以及裴隐、李晔等人均先后至此，几位友人同游洞庭，诗酒唱和，一时间其乐融融。由此可见，诗人至此名胜之区，大多不是孤单一人，相互酬酢中的诗歌情调自然不至太过悲伤；而对远程跋涉者来说，也可稍作喘息，短暂沉浸于湖山之壮美、宴集之雅兴。大概正是这些原因，既使得这些名湖、名楼等胜景，在诗人笔下多具客观性和赏心悦目的特点，也使之顺理成章地成为诗人南行途中第一批诗作频出的标志地。

继续南行，另一处能在诗人心中激起强烈波澜的标志性地点，便是赣水线上作为“华夷分界”之“界碑”的大庾岭，以及湘水线上传说大雁南飞之终点的衡山回雁峰，可简称为“一岭一峰”。宋之问《度大庾岭》起句即谓：“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将度岭辞国的强烈感触与停轺北望故园的动作并置，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庾岭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及其带来的精神冲击。湘水路上的衡山虽未抵岭南边界，却因“雁回”之典而备受关注，留下了不少相关的睹景言情之作。有趣的是，诗人们并不只局限于经行衡山时驻足题咏，更常在越过衡山后，再回首北望抒怀——大雁南飞尚且到此为止，可跋涉的诗人却不能止步，还要去往更遥远未知的目的地，这怎能不令人愁肠百转，发为“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的怅叹！他们将衡山视为邈远空间中的坐标，借助“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的感慨，突出自身位置的边缘与遥远，就更为直观和有冲击力了。不过，“人生随分为忧喜，回雁峰南是北归”，哪怕仍身处回雁峰南，但只要即将踏上归途，诗人的心境就能马上为之一转：“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在这种情况下，衡山及回雁峰又变成了回归的坐标，在诗中的情感指代亦由悲转喜。总之，在循湘水南下北归的行程中，衡山是题诗频率极高的重要地点，诗人们偏好在这一节点留诗标记行程，习惯性地将自己与大雁互比，在这些不厌其烦的题写中，将此处在空间分界上的特殊意义、大雁离去与归来的双重性、以及雁足传书的功能性等内涵充分运用，又多加拓展，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书写景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衡山与大庾岭之所指在诗中常被混用，如描写大庾岭时称“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将雁回典故移置；写衡山又称其“截断炎方北”“峰南瘴烟黑”，“宇宙知何极，华夷见细流”，赋予其华夷分界的意义。作诗时，诗人们正身处当地，不会因为对地理位置不熟悉、不确定而导致混用，那么，这应该便是诗歌创作中“特意”地“错用”现象了。想来，经过这些意义特殊的分界点时，无论在哪条线路上，诗人们对空间位置的敏锐感知，对南下度岭后前程的迷茫恐惧，大抵都是相通的；且大庾岭和衡山又都具有南北分界的意义，故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易将两处所包含的意象要素归为一类，放在同一“素材库”内混用，以拓宽情感表达的渠道，增加情绪内涵的丰富度。此外，这一创作倾向亦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湘、赣二线在唐人心目中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当行至毗邻岭南的永州、道州、连州时，诗人已走完了由次核心文化区向边缘文化区行进的大部分路程，见识到了南荒州郡自然条件之恶劣、文明程度之低下的真实面目，其诗作的情感基调自然随之急转直下，此前的平淡开阔和迷茫未知多化做悲凉荒芜的见弃之感：“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荒芜自古人不见”“连州万里无亲戚，旧识唯应有荔枝”，其中的用语措辞与情感指向等，几与作于岭南荒远之地的诗歌无异。至此，我们便可清晰地感受到，沿着湘、赣二水一路南下，所经不同层级之州郡间的差异与关联，以及它们影响诗歌创作的不同维度，进而对此前论及的湘、赣二路跨区域、跨层级的地理特性，产生更真切的了解。

湘、赣二路上的这些地标，在唐前极少被发现，经过有唐一代大批逐臣的频繁经行、持续咏歌，这些偏远区域的众多地标性景点，如前述之洞庭湖与鄱阳湖、岳阳楼与滕王阁、回雁峰与大庾岭等，才开始持续积攒起文学和文化层面的丰富意蕴。不仅如此，唐代诗人的行迹与书写，还在湘、赣二线上不断发现、凝定并创造出新的地标。以湘水线为例，这里除了屈原葬身之汨罗江、贾谊谪居长沙之旧宅等充满楚汉文化特色的旧景观外，还有唐人经行产生的新名胜。例如，杜甫去世在湘行舟中，相传葬于耒阳，于是中晚唐以降，经行湘水的诗人会把杜工部墓当做一个新地标，将杜甫纳入到诗路书写的对象之中。罗隐途经耒阳，发为“屈原宋玉怜君处，几驾青螭缓郁陶”之叹；孟宾于在杜工部祠堂前，独抒“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之思。此外，元结出守道州并游永州，发现和命名了浯溪、朝阳岩等景点，随后至此的柳宗元，便有了朝阳岩题诗，元友让、皇甫湜、郑谷等，亦争相在浯溪题写。这些行为，都为当地不断增添着新的文化内涵，乃至带动了弱势文化区的文明进程。

四、余论

作为唐人南下岭表的必由之路，湘、赣二水虽只是都城至岭南漫长路途的一部分，却因其在南北交通中位置之重要、经行诗人与留存诗作之众多、地标与“界碑”之显赫等特点，而极具典型性，并由此打造出两条沟通南北、相辅相依的黄金诗路。

此外，湘、赣二水还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其一，这两段路程，以天然水道为主体，连接起了“离开都城”和“进入岭南”两段行程，对它们的关注，不仅能弥补此前研究之不足，使人们更多关注到地域文学研究中的流动性，而且能推动研究视角由“聚焦首尾”到“注重联通”的转向。其二，前文提及的“两湖两楼”“一岭一峰”等众多名胜和地标性景点，在因经行诗人的创作活动而具备浓郁的文化积淀、颇受瞩目的同时，也反过来极易催发后继者经行时的创作冲动，使得“题写名胜”的行为得以不断延续，进而使名胜承载的内涵、意蕴得以持续丰厚和更新，由此为湘、赣二水成为黄金诗路打造出最佳的品牌效应。

作者：闫梦涵、尚永亮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宋柄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