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我国各省市博物馆中，重量级黄金文物（第三期）

13.中国国家博物馆:明代楼阁人物金簪，1958年出土于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为益庄王妃所使用。

簪首为两栋立体的楼阁，略有高低，四周绕以花树，似花园中的亭台。簪脚垂直向下，与簪首底部以如意花纹衔接，将楼阁托起。楼阁为六角重檐顶，六面均有隔扇。四门外各有一尊或拱手或抱物的造像，两楼阁内亦均有造像，一立一卧。此簪玲珑剔透，精美绝伦。

簪首为上下两层重檐楼阁。上层为宫殿形，两旁设有花 瓣式窗棂，内居三人，主人坐正中，双手持笏，左右各一侍 女持圆扇。下层五人，均作舞蹈状，居中间者左手持花，左 边人手持如意。楼阁整体边缘以累丝的梅花菊花包裹，背面 亦以累丝勾勒出六瓣花组成镂空花纹，簪足向上。这件金簪从式样来看，应属于“顶簪”，其使用方法是自上而下插于狄髻顶端。顶簪通常是一支单独插戴，簪首装饰较大而气派，也有成对插戴的，则装饰较小巧别致。

14.三星堆博物馆:商代金仗，国家一级文物，1986年7月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据专家推测，商金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左右，现藏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商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商金杖的一端平雕有长46厘米的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商金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2013年8月19日，商金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15.徐州博物馆:西汉金带扣，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西侧第一耳室出土了两条形制相同的金扣嵌贝腰带，腰带两端为纯金铸成的带扣，两副带扣长13.3厘米、宽6厘米，重275克和280克，扣舌长3.3厘米，宽0.5厘米，重5.8克。

金代扣正面浅浮雕图案，主体为兽博纹，周边为勾喙鸟首纹，一兽长毛圆耳，似是一熊，另一兽长毛尖耳，似是一虎，二兽双目圆睁，利爪遒劲有力，按住被捕获者，在贪婪的搏噬，被撕咬者应是一匹马，身躯匍匐倒下，后肢扭曲反转，正奋力挣扎，老虎的利齿紧紧咬住它的脖颈，另一只熊在撕咬其后肢。整副金带扣铸制精良，纹饰华美，无边框的整体浮雕透出浑厚与大气，极具动感，在整体上追求一种浮雕式效果的同时，又非常注重细节的刻画，如猛兽的面部特征准确逼真，身体上的花纹各不相同而又曲尽其妙，四肢屈曲遒劲，力透蹄爪。

16.山东博物馆:明道镶宝石金带饰，1971年出土于山东省济宁市邹县（今邹城市）鲁王朱檀墓。此器为如意云形，金质托体饰有镂空串枝花卉，表面镶嵌三十三颗宝石。以中间大蓝宝石为中心，包括两边在内，分别围绕其镶嵌大小珍珠各4颗，猫眼石2颗，红色尖晶石12颗，祖母绿1颗，缟纹玛瑙1颗，绿松石6颗，小蓝宝石2颗。这些宝石工艺精致，多数宝石为弧面形，也有数颗宝石使用了明代罕见的刻面型宝石加工工艺，说明具有特殊光学效应的宝石加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华丽的镶嵌组合、复杂的加工工艺、极高的宝石品质，使这件“镶宝石金带饰”成为一件难得的明初镶嵌宝石精品。

17.陕西历史博物馆:西汉金饼，1999年，西安北郊一处砖厂施工时，推土机一铲子挖出了219枚金灿灿的汉代金饼，每枚重约227.6—254.4克（相当于汉代一斤），纯度高达97%-99%。这些圆饼状黄金直径约6厘米，背面凸起、底面凹陷，部分刻有“黄、张、马”等姓氏戳记及“V”字符号，可能是铸造工匠的标记或质量认证。

这些金饼并非普通货币，而是汉代贵族与皇室的“硬通货”。汉武帝时期推行《酎金律》，要求诸侯按封地人口数进献黄金助祭，若成色不足即削爵夺地，曾有106位侯爵因此被废黜。而西安出土的这批金饼，纯度远超标准，推测可能是诸侯精心准备的贡金，或是王莽篡汉后搜刮民间黄金的窖藏。

出土过程充满戏剧性：工人发现后引发村民哄抢，有人连夜逃回老家，警方耗时数月才追回大部分。更蹊跷的是，这批金饼埋于荒郊乱葬岗，附近无贵族墓葬。专家推测，西汉末年战乱时，权贵为避祸将黄金仓促掩埋，却再未取回。尤其王莽篡汉后，强制收归天下黄金，国库一度囤积70万斤（约170吨），但新朝覆灭时，黄金被起义军哄抢散落，部分或埋藏于此。

如今，这批金饼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与西安博物院，成为西汉“黄金时代”的见证。它们不仅折射出汉代严苛的财政制度，更暗藏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的历史伏笔——当权者敛金如山，百姓却饥寒交迫，最终黄金散作尘土，唯留后人唏嘘。

18.西安博物院:唐代金背瑞兽葡萄镜，2002年西安市灞桥区马家沟出土，直径19.7cm，重量有1710克。、厚1.3-1.4厘米，八出菱花形，镜背贴一金壳，其上锤鍱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钮部饰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八只神兽与缠枝蔓草，蔓草在每个神兽周围都形成一个圆圈，神兽或走或伏，或爬或跃，作攀枝嬉戏状。内区的缠枝花草蔓延过梁进入外区，在八个菱瓣内盛开，花枝在各瓣间缠绕不断，每瓣当中有一四叶花苞正对菱花形中央，两侧垂以葡萄果实，下有两鸟噙枝啄籽，镜缘内的随形边框上饰折枝花。

此铜镜上的葡萄纹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葡萄纹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狄俄尼索斯在罗马神话里又名巴科斯，是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是最受古代希腊罗马平民欢迎的神祗之一。在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塑绘画中，狄俄尼索斯常常和葡萄枝叶果实一起出现。公元四世纪以后，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古代西方的艺术传统。随着东西方的贸易往来，葡萄纹在初唐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瑞兽纹相结合，被装饰于铜镜上。葡萄纹铜镜出现于唐高宗李治时期，武则天时期较为流行，唐玄宗后期就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