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工人的年终奖：皇帝发黄金，小吏分猪肉，差距大到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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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桌上，一边是紫禁城里的金玉满堂，一边是县衙后院的三斤猪肉。从汉朝到清朝，所谓的年终赏赐，演变出各种形式，但它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它从来不是对你一年辛苦的犒劳，而是一张冰冷清晰的“身份等级表”。说白了，你在帝国的哪个位置，就注定能分到哪一碗羹。今天，我们就顺着这张表，从塔尖到尘埃，看看这套运行了千年的规则，到底有多现实。

我们先从金光闪闪的塔尖说起。这里的赏赐，分台上和台下两层。台面上，汉朝定下的腊赐规矩就够吓人。像大将军、三公这样的人物，年底能领到“钱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这笔钱粮，足够普通家庭生活几十年。

然而，白纸黑字的规矩，只是台面上的“保底”。在帝国顶层，真正让人眼红心跳、衡量圣眷深浅的，往往是凌驾在规矩之上、由皇帝金口特批的恩赏。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七征匈奴，捷报一次次传回长安。史书里“赐金千斤”的记录不止一回。但比起这堆成山的铜钱，汉武帝给卫青更硬的奖赏，是先后增封给他一万六千七百户的食邑。这意味着，这几万户百姓交的赋税，直接进了卫青的府库。黄金会用完，但这份可以世代传承的“长期饭票”，才是皇恩最坚实的化身。由此可见，在帝国顶端，最核心的“年终奖”往往不是财物，而是皇帝独有的恩宠与信任，它能直接变现为实实在在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以帝王个人信任为核心的最高赏赐逻辑，并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制度更为精细的宋朝，它依然运行在规矩之上。皇帝的特别信任，比什么赏赐都值钱。比如宋仁宗朝的包拯，他年底得的金银绢帛固然不少，但对他最重要的，是仁宗皇帝那份独一无二的信任。根据宋人笔记记载，包拯在朝堂上直言进谏，情绪激动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一边擦脸，一边回宫对妃子感叹，还是得听他的。这份超越君臣常轨的容忍与信任，让包拯能毫无顾忌地硬磕皇亲国戚。对这位直臣而言，皇帝这份“纵使满朝反对，朕也信你”的背书，才是他官场上最硬核、最保值的“年终奖”。

皇帝的特别赏识，终究只属于塔尖上那几个人。对于帝国庞大官僚体系的中坚——那些在六部、各省任职的中上层官员来说，年底的盼头，少了一点惊喜，多了一份稳定。说白了，国家用实实在在的财物，换你的忠诚和体面。

唐朝鼎盛时期，一个在六部任职的郎中（差不多今天的司局级干部），根据《唐会要》等史料记载，年底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实物赏赐，绢帛数十匹、粮米若干石是常事。绢布在当时是硬通货，能当钱花，这份收入相当实在，够一家老小过个丰裕年。

然而，这份“国家发钱，官员体面”的稳定，高度依赖王朝的财政健康。盛世过后，一旦国库吃紧，这份体面就得打折。不仅唐朝中后期难以为继，到了明朝，朝廷甚至被逼出了更特别的法子。明朝中期，国库空虚，发真金白银和米绢就手头紧了。朝廷想了个办法：发“硬通货”替代品。当时南洋来的胡椒、苏木，是市面上抢手的紧俏货，价值高，还好转手。于是，明朝的官员年底可能就领回几大袋胡椒。想象一下，一位郎中大人下值回家，指着几袋香料对夫人说：“今年的年赏，就这些了。”夫人一边嘀咕“这赏赐越发实在了”，一边赶紧让管家拿到市集上变现。换回的银子，照样能置办一个体面的年节。朝廷用这种实物折俸的妙招，既缓解了国库的压力，又好歹让这些骨干官员能变现度日，把他们那份对体制的依赖和忠诚，牢牢拴住。

但朝廷这份实惠清单，发到有品级的官员那儿，就算到底了。再往下，那些连品级都没有、名字都上不了流官名册的书吏、衙役，年关对他们来说，不是领赏，是过关。他们的生存之道，不在朝廷白纸黑字的制度里，而在衙门内部那套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里。

年底的衙门会格外热闹，书吏差役们得自己凑份子钱，买上好的绸缎美酒，称为“节敬”，恭恭敬敬地送给知县、知府老爷。这看似是孝敬，实则是权力结构下心照不宣的规矩：礼数不到，来年日子难料。钱凑得心疼，但送上去心里才稍稍踏实，才能战战兢兢地盼着点下文。

通常，县太爷也不会让他们白送，多少会回赠一些猪肉、米酒。这点东西，便是他们辛苦一年，能端上年夜饭桌的“年终奖”了。这种辛酸，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有个叫李渔的“生活家”就看得真切。他在《闲情偶寄》里记了一笔：腊月里，衙门里这些书吏差役最愁的，就是凑这笔“节敬”。礼轻了怕上司记恨，礼重了大家又掏空腰包。往往一大家子凑钱买的重礼送上去，心里七上八下，换回来的，不过就是每人分两三斤肉。年夜饭桌上，好歹见了点荤腥。这口用凑来的重礼换回的猪肉，嚼在嘴里，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从黄金万两到几斤猪肉，天差地别。皇帝和制定规矩的大臣们看不见吗？他们当然看得见。不但看得见，这套规矩能稳稳运行上千年，恰恰是因为，它根本不是疏忽，而是一套精心设计、人人默许的权力法则。

这套法则，起码干了三件事。

第一，它是一次次重复的等级宣言。

赏什么、赏多少，就是一张公开张贴的帝国权力排行榜，让每个人在年关时节再次牢牢记清自己的位置。

第二，它更是最高效的君臣关系纽带与政治风向标。

比如唐宪宗时，宰相裴度亲自督师平定淮西藩镇，促成“元和中兴”。凯旋后，宪宗对他赏赐无算，甚至将自己的御带赐给他。这等于用最隆重的方式向全天下宣告：此人是国之柱石，这份荣耀本身就是最高的奖赏。

然而，赏赐不仅是皇帝的给予，更是臣子的接收。接赏的姿势，同样是一门关乎生死荣辱的学问。中唐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功高盖主，皇帝对他的赏赐极厚。但史书记载，他晚年越发小心谨慎。每次宫里送来厚赏，他必定恭恭敬敬上表，恳切辞让，说自己“无功受禄，惶愧难当”。因为他深知，在至高的皇权面前，恩宠不仅要“拿得到”，更要“接得稳”。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感恩与毫无野心的谦卑，才能让皇帝放心，让自己和家族安享晚年。这份如履薄冰的智慧，是他在无数真金白银之外，最深刻的生存之道。

说到底，这套赏赐体系，目的非常明确：给顶层的功臣极致的荣耀（有时也是捧杀），给中层的骨干稳定的体面（牢牢绑住他们），又让底层的办事员在小心翼翼的“孝敬”中，看到一丝渺茫的希望（不让他们彻底绝望生乱）。每个人都在这个体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默认了游戏的规则。

但是，能参与这套赏赐游戏的，哪怕是最底层的小吏，好歹还在帝国权力体系的名单上，有个名字。在这张名单之外，才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连上场玩这个游戏的资格都没有。

回头再看李渔笔下那些为“节敬”发愁的小吏，到了年关，他们居然都算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能在权力的缝隙里，挤出一丝空间，用重礼换来几斤猪肉。真正的年关惨淡，他们还没尝到。一个宋朝手艺顶尖的木匠，年底东家给不给红包，给多少，全看东家心情。街市上的商贩，腊月里起早贪黑，是想多挣几个辛苦钱好过年，这和奖字不沾边。至于数量最多的佃农和长工，年底对他们来说，不是领赏，是结账还租的日子。能把欠的租子还上，不背上新债，就是最大的“年终福气”了。

“年终奖”这三个字，从未出现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一年的劳作，撑起了整个帝国的粮仓和府库，但在岁末那张象征恩赏的长长清单上，从头到尾，都找不到属于他们的那一行。这种彻底的无名，让金字塔尖上的赏赐游戏，玩得再赤裸，也无需顾忌他们的目光。

回望这条从黄金万两到几斤猪肉的千年鸿沟，它之所以稳固，正是因为它毫不掩饰——它就是一张按身份定做的价目表。它冰冷地告诉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你的价值，首先由你的位置决定，而不是你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或许，只有当这张单子开始被撕开一角，“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再完全取决于身份与位置时，一些新的东西，才会在历史的土壤里，慢慢萌发。

1. （汉）应劭《汉官仪》

2. （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3.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包拯事）

4. （元）脱脱等《宋史·包拯传》

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郭子仪传》、《旧唐书·裴度传》

6. （宋）王溥《唐会要》

7. 《明实录·宪宗实录》（载胡椒苏木折俸事）

8. （清）李渔《闲情偶寄》

9.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