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带3斤黄金去银行，竟牵出19年前轰动全国的大案

1980年4月15日，春寒未褪的沈阳街头，中年妇女黄淑珍揣着一个沉甸甸的蓝布包，脚步匆匆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

当时的银行大厅里，排队办理业务的市民多是存取工资、兑换粮票，黄淑珍的出现显得格外突兀——她径直走到贵金属兑换窗口，压低声音说：“同志，我要卖金子。”

窗口工作人员抬头打量，只见黄淑珍神情紧张却难掩兴奋，双手哆哆嗦嗦地打开布包。一瞬间，整块大厅仿佛被金色光芒照亮：一块方方正正的金疙瘩躺在布里，棱角分明，切面光滑如镜，黄澄澄的色泽透着非同寻常的质感。

工作人员接过金块，指尖传来沉甸甸的坠感，电子秤显示重量恰好1.5公斤（折合3市斤）。

更让他警觉的是，这金块纯度极高，没有民间祖传金饰的杂质与磨损痕迹，分明是工业冶炼的高纯度成品，与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生产的“100号”黄金规格如出一辙。

在1980年的中国，个人持有如此体量的工业黄金堪称天方夜谭。当时国家刚调整黄金收购价，每克黄金从3.04元飙升至13元，涨幅超4倍，这3斤黄金估值高达23000余元——这笔巨款在当时能买下三套沈阳城区的住房，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总和。

工作人员强压心头波澜，不动声色地按流程核算价格，同时热情建议：“大姐，这么多现金携带不安全，不如开几个存折分存，既稳妥又能生息。”

黄淑珍正中下怀，欣然同意办理六个存折，仅支取65元零花钱。就在她专注填写存款信息时，工作人员已悄悄通过内部电话报警。

当黄淑珍攥着崭新的存折准备离开时，两名便衣警察拦住了她：“同志，麻烦到办公室配合了解一些情况。”这句平淡的话语，瞬间击垮了黄淑珍的心理防线，她腿一软，几乎瘫倒在地。

审讯室的灯光下，黄淑珍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断断续续的供述中，一段尘封十九年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牵扯出建国以来最大的黄金盗窃案——1961年沈阳六一五厂800两黄金失窃案。

时间回溯到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经济凋敝，物资匮乏。沈阳六一五厂肩负着特殊使命：将民间收集的零散金银熔炼成高纯度工业黄金，代号“100号”。

这些黄金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物资，被临时存放在车间搭建的简易仓库中。时任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的关庆昌，便是此案的主谋，而黄淑珍正是他的妻子兼同谋。

关庆昌表面老实勤恳，深得领导信任，实则城府极深。他隐瞒了解放前曾在伪抚顺市警备队服役的经历，靠着“忠厚”伪装步步高升。

每日与成堆金银打交道，看着国家危难之际仍有如此巨额财富，他的贪欲逐渐膨胀。更让他滋生邪念的是，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他竟妄想囤积黄金，等待局势变化后变身富翁。

起初，关庆昌只是指使在车间工作的妻子黄淑珍，利用电解黄金的工作之便，偷偷夹带细小金粒、金渣回家，积少成多竟攒下近一斤。

但这种“小打小闹”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他将目光锁定在仓库中存放的“100号”黄金上。经过数月观察，他摸清了仓库看守规律：简易木板墙的锁形同虚设，周末厂区人员稀少，且安保措施薄弱——此前曾有职工建议加固仓库，却未被重视。

1961年3月18日，周六，天空飘着细雨，寒意刺骨。关庆昌认为时机成熟，制定了周密的作案计划。

傍晚五点，他先将羊角锤、绳子和手套藏在办公室，随后提着装有毛巾、肥皂的篮子，大摇大摆走进厂区公共浴室。

他在浴室里刻意与每一位熟人打招呼，高声谈笑，刻意制造“在场证明”。趁众人不备，他从浴室后门溜出，一路狂奔至办公室取作案工具，再潜入仓库。

仅用几分钟，羊角锤就撬开了仓库木板墙。昏暗的光线下，数十块金砖整齐码放在木箱中，关庆昌肾上腺素飙升，汗水浸透了棉衣。

他迅速挑选两块最大的金砖，用绳子捆扎牢固，贴身绑在腰间，再用棉衣层层包裹，伪装成臃肿的体态。

整个作案过程不到20分钟，他原路返回浴室，简单冲洗后再次与熟人寒暄，随后赶往厂区俱乐部参加舞会——这是他计划的最后一环，在更多人面前证明自己“全程在场”。

舞会上，关庆昌坐在显眼位置，看似欣赏舞蹈，实则心跳如鼓，耳边的鼓点与内心的慌乱交织在一起。

周日，关庆昌夫妇将黄金藏在厨房烟道中，后因担心与邻居共用厨房暴露，又将黄金锯成4块，用木板包裹后垫在炕柜底下。

他们万万没想到，周一清晨，黄金失窃的消息就引爆了全厂。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上班后发现仓库被撬，木箱上破了大洞，两块金砖不翼而飞，总重量达800两零七钱（约40公斤）。

此案立刻惊动中央，要求限期破案。公安部迅速成立专案组，数十名警察带着警犬进驻厂区，展开地毯式调查。现场提取到带钉子的布鞋脚印和羊角锤痕迹，专案组下令全员上缴布鞋和羊角锤，采用“背靠背”检举方式排查嫌疑人。

一时间，六一五厂人心惶惶，数百名职工被调查，不少人因无法自证清白蒙受不白之冤。

关庆昌却凭借精心设计的不在场证明和平时的“忠厚”形象，成功躲过排查。他让黄淑珍连夜更换了家中旧布鞋的鞋底，将作案用的羊角锤扔到郊外深沟，彻底销毁证据。

案发后，他表现得比任何人都积极，主动配合调查，甚至因“表现突出”获得晋升。但这份“成功”背后，是十九年的提心吊胆。

为了掩人耳目，关庆昌主动申请从条件优越的“两水两气”楼房搬到平房，理由是“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他加高院墙，在小院栽树，整日大门紧闭，连儿子结婚都不敢贴喜字，美其名曰“革命化婚礼”。

那4块黄金如同烫手山芋，被他们辗转藏匿在衣柜底层、炕洞深处，看得见摸不着，成为压在心头的巨石。

黄淑珍夜里常被噩梦惊醒，关庆昌则时刻提防着敲门声，哪怕邻居无意的询问，都会让他心惊肉跳。

1979年，黄金价格上调的消息传来，关庆昌沉寂多年的贪念再次复苏。他认为十九年过去，案件早已成为悬案，风声已过。

经过反复盘算，他从金砖上切下3斤，让黄淑珍去银行“试水”，计划若顺利兑换，再分批处理剩余黄金。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就算被发现，也能谎称是祖传黄金，不至于牵扯出当年的大案。

然而，他们低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专业与警觉，更低估了法网恢恢的力量。黄淑珍的供述让专案组尘封的案卷重新启封，警方立刻驱车赶往六一五厂。

此时的关庆昌正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他脸色煞白，一言不发地伸出双手，接受手铐的束缚——19年的伪装与煎熬，在这一刻彻底终结。

警察在关庆昌家中衣柜底层的旧衣服包裹里，起获了剩余的700余两黄金，金砖上的切割痕迹与黄淑珍兑换的金块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关庆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起横跨十九年的悬案终于告破，当年被冤枉的职工得以洗清冤屈，恢复名誉。

1980年底，法院依法判处关庆昌死刑，黄淑珍获刑15年。站在被告席上，关庆昌望着窗外，或许在后悔那份吞噬人心的贪欲。

他精心策划的盗窃案，用十九年的惶惶不可终日换来了昙花一现的财富幻想，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

此案成为中国刑侦史上的经典案例，它印证了一个真理：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关庆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终究敌不过时间的考验与法律的严惩。那闪耀的黄金，本是国家复兴的基石，却被贪欲染指，最终成为照亮罪恶的证据。

19年的潜伏期，不是逃脱的避风港，而是罪恶累积的倒计时，最终让妄图挑战法律底线的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