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翻译《水浒传》到西方，为中美友好作了不懈努力

赛珍珠

与中国共生的半生岁月

1892年6月26日，珀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伯勒的外祖母农场。她的父母阿布萨罗姆·赛登斯特里克（中文名赛兆祥）与卡罗琳·斯图尔廷·赛登斯特里克是美国长老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当时正处于回国休假期间——卡罗琳此前在中国已失去三个孩子，这个新生女婴的到来为家庭带来了慰藉，这也是她中间名“康芙特”（Comfort，意为安慰）的由来。

出生仅三个月后

，赛珍珠便随父母登上前往中国的轮船，从此开启了她与这个东方国度近四十年的深厚联结。

植根中国的童年与少年

双重文化的浸润

1892年底，赛珍珠一家抵达中国淮安，两年后迁居江苏镇江，这座长江畔的城市成为她口中“中国故乡”，见证了

她十八年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赛兆祥夫妇并未将家安在传教士聚居区，而是选择融入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这使得赛珍珠从小便在中式环境中成长。

她与邻家中国孩童一同嬉戏，出入他们的居所，听他们讲述民间故事，观察中国家庭的日常起居与人情往来

，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日后都化作她笔下的文学素材。

在家庭教育中，赛珍珠同时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滋养。

母亲卡罗琳

坚持用美式教育培养她，要求她每周写作，庆祝美国传统节日，尽力提供美式餐食；六岁时，她的第一篇作品便发表在上海英文报纸《上海信使报》的儿童版上。

与此同时，一位姓孔的儒家学者担任她的私塾先生，教授她儒家经典、中国历史与读写，让她自幼沉浸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里。多年后，赛珍珠在回忆中坦言：“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赛珍珠一家被迫前往上海避难，随后首次返回美国。1902年，他们重返镇江，赛珍珠的双重教育继续推进。1910年，18岁的赛珍珠跟随父母绕道欧洲回国，途中经过北京、哈尔滨、莫斯科、华沙等多地，在瑞士期间提升了法语水平。抵达美国后，她进入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在校期间已展露写作才华，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然而仅一个学期后，因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赛珍珠毅然放弃教职，重返中国。

深耕中国的成年

生活历练与创作启航

1914年下半年，赛珍珠回到中国照料母亲。1916年，她在庐山避暑时结识了美国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两人于1917年5月13日成婚，赛珍珠随丈夫前往安徽宿州生活。这段在淮河畔小城的经历，让她深入接触了中国北方农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耕作方式、家庭结构、对土地的依恋、面对贫困的坚韧，都成为日后创作《大地》的核心素材。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迁居南京，布克受邀担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农业经济系系主任，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等校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同时协助丈夫完成农业调查研究。同年，她产下唯一的亲生女儿卡罗琳，但女儿出生时便患有严重湿疹，成长过程中被确诊为苯丙酮尿症，导致智力障碍；赛珍珠本人也因产后并发症前往美国医治，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为给女儿治病，赛珍珠萌生了写作的强烈意愿，却遭到丈夫反对，两人感情逐渐破裂，婚姻名存实亡。

1921年，母亲卡罗琳病故，赛珍珠以母亲为原型开始创作传记《异邦客》。1924年，她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次年完成毕业论文《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立即返回南京。1925年，她与布克收养了一名女婴贾尼丝·康福·沃尔什；同年，她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后修改为《东风·西风》于1930年在美国出版，这部通过中美家庭婚姻对比探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欢迎，为她赢得了初步声誉。

在南京生活期间，赛珍珠的居所位于现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西墙根的一幢洋楼内（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中文系办公楼）。1922年夏天，30岁的赛珍珠在庐山避暑时，于东谷的石砌别墅中突然涌起强烈的创作冲动，郑重宣布“就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写作了”，并写下随笔《也说中国》，正式踏上专职写作之路。此后数年，她笔耕不辍，1931年3月，长篇小说《大地》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单，成为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书籍，评论界称她为“第一流小说家”。这部以农民王龙与土地的联结为主线的作品，细腻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史诗，1932年为她赢得普利策文学奖。

1933年，赛珍珠出版短篇小说集《发妻和其他的故事》《自传随笔》，并完成了《水浒传》的英译工作，将书名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部译作让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获得广泛传播，但也受到鲁迅等学者的批评，引发了关于翻译尺度的争议。1934年，她出版长篇小说《母亲》，同年因中国局势动荡，赛珍珠离开生活多年的中国，前往美国定居，此后未再踏入中国大陆。1935年，她与布克正式离婚，同年与一直为她审阅手稿的美国出版经纪人理查德·沃尔什结婚，此后又陆续收养了四个孩子。

与中国的持续联结

文化传播与道义支援

尽管定居美国，赛珍珠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1936年，她出版传记《战斗的天使》，以父亲赛兆祥为原型，展现了传教士在华的复杂经历与信念；同年，《异邦客》正式出版，完成了对父母的双重纪念。

1938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

，表彰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以及她的传记杰作”。成为全球第四位、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与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答词中，赛珍珠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诉说对中国的感情：“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最伟大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她的获奖演说题目定为《中国小说》，洋洋万言，详细阐述中国小说对她创作的深刻影响，向西方世界郑重介绍中国小说的成就，给予极高评价，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重要推手。

抗日战争期间，赛珍珠成为中国在西方的坚定声援者。她利用自己的国际声誉，积极投身援华活动：1941年出任《亚洲》杂志助理编辑、编辑，创办“东西方协会”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1942年应英国BBC电台邀请，用汉语向中国介绍美国的抗日运动，同时在美国持续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1943年邀请中美作家、学者聚会讨论中美政治关系，主持中国抗战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美国的演出；1944年将美国名人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函送往重庆，出版关于抗战的剧本《孙逸仙》《中国到美国》等作品。她的小说《龙子》于1942年出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刻画了中国普通民众在战乱中的苦难与抗争，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

与此同时，赛珍珠

始终致力于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

。20世纪40年代初，她与丈夫沃尔什、作家拉铁摩尔等人共同奔走，与美国华人华侨代表和妇女界代表（上图）交流，向美国政界、议员与公众发出道德呼吁（上图），指出排华法案的不公，凭借其影响力改变了部分美国民众对华人的偏见，为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奠定了重要的舆论基础。

晚年的中国情结

慈善与未竟的归乡

1946年，赛珍珠辞去《亚洲》杂志编辑职务，专心创作，同年出版长篇小说《群芳亭》（又名《庭院中的女人》），以江南仕女吴太太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传统中国女性在时代变革中的觉醒。1949年，她创办孤儿院“欢迎之家”，专门收养具有亚洲血统的美国弃儿，这一机构后来成为联合国备案的慈善机构。1954年，她出版自传《我的几个世界》，深情回顾自己在中美两种文化中的成长与写作生涯，书中对中国的描述饱含眷恋。1957年，她出版长篇小说《北京来信》，被认为是最具自传色彩的代表作之一。

此后多年，赛珍珠持续投身慈善与文化交流事业，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的杰出女儿”称号、犹太人慈善联盟授予的“重要妇女”称号，入选美国文艺学会，担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64年，她创办“赛珍珠基金会”，帮助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的非婚生子女，为此捐出了约700万美元的资产。1970年，她出版《我所见到的中国》，延续了对中国的关注与书写。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赛珍珠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积极准备重返中国，圆自己多年的归乡之梦。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她被贴上“美国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的标签，签证申请遭到驳回，最终未能成行。1973年3月6日，赛珍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的绿丘农庄逝世，享年80岁。

她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她亲笔书写的三个中文篆字——“赛珍珠”

，这三个字既是她父亲为她取的中文名（“赛”取自父姓音译，“珍珠”对应英文名Pearl），也成为她与中国一生羁绊的最终见证。

社会反响与后人评价

赛珍珠的一生及其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引发了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反响，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

在西方世界，《大地》出版后迅速风靡，1931年至1932年连续两年成为全美畅销书，1937年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由西德尼·富兰克林执导，保罗·穆尼、路易丝·赖纳主演，赖纳凭借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西方观众了解近代中国农村的重要窗口。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更是肯定了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述”，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词中引用了她的话：“自从我生活在中国人民的中间那时起，中国人民就是我的欢乐和兴趣之所在……我和他们太亲近了，我已经全副身心投入了他们的生活。”

然而，西方文学界也存在尖锐批评。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直言：“我宁愿不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部分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过于通俗，缺乏文学深度，其对中国的描写仍未完全摆脱西方视角的局限。

在中国，赛珍珠的作品早期便有译介，《大地》等作品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农民形象。但争议同样存在：1933年她翻译的《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遭到鲁迅批评，认为其翻译未能准确传达原著神韵；部分学者认为，作为西方传教士的女儿，她的作品虽试图呈现真实中国，却仍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与“他者化”视角，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缺乏足够深刻的洞察。

抗日战争时期，赛珍珠的援华活动与相关作品得到中国各界的广泛认可，她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挚友，其作品与言论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与物资援助。

南京大学档案馆在纪念文章中评价她：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的艰难岁月里，赛珍珠是为中国仗义执言、慷慨援助的国际友人中德才兼备、影响深远且贡献卓著的一位。”

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曾被贴上“反动文人”的标签，其作品长期被禁止传播。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环境的宽松，她的作品重新被译介出版，学界开始对其进行更为客观的研究。学者们普遍承认，赛珍珠是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她的作品打破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负面印象，将中国人塑造为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个体，为中西方文化理解架起了桥梁。她对中国小说的推崇与传播，也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当代，赛珍珠的故居与相关遗迹成为文化纪念的重要载体。镇江作为她的“中国故乡”，保留了她童年生活的印记；庐山东谷的别墅见证了她创作生涯的起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旧居则记录了她创作巅峰期的生活。她创办的“赛珍珠基金会”与“欢迎之家”仍在运作，持续推动着中美文化交流与慈善事业。

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研究日益深入，其作品中对农民问题、女性觉醒、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探讨，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指出，赛珍珠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同时属于两个世界，既深刻理解西方文化，又与中国人民有着近四十年的生活羁绊，这种双重文化身份让她的作品成为跨越太平洋的文化桥梁。尽管评价存在政治化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用一生的时间书写中国、传播中国，她与中国的深厚联结，已成为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