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严飞：在内卷的赛道，生发出多元的无限的可能性

©The New Yorker ，lllustration by Xiao Hua

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职场，我们总会听到“努力就能成功”这样的话语，似乎我们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踏上实现梦想的黄金通道。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被许多人认同的价值观，Meritocracy——优绩主义（或译为精英体制、唯才是用）。

简单来说，优绩主义认为，社会产出的分配应该与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挂钩，“择优录取”“能者多劳”。然而，近些年来，小镇做题家、大学生空心化、躺平等话题屡屡引发共鸣，让我们反思优绩主义与精英教育的现实是否真的如此美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在《精英陷阱》一书中揭示了美国社会中优绩主义的真相。精英阶层通过垄断教育资源和高薪职位，形成了新的特权集中和传递机制。这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更让无数人（包括精英自身）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卷和竞争之中。

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优绩主义时，东亚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优绩主义奖教育作为精英地位生成的核心机制，二者的叠加作用在中国社会导致了怎样的教育内卷？

前不久，中信出版集团特邀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老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老师与展开一场关于精英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对话。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经验，为我们拆解教育内卷、职场倦怠背后的“优绩主义”迷思，探讨可能的破解之道。

01 我们正处于一个学历加速贬值的社会吗？

林小英：

学历贬值是必然的，无须我们来认定，从90年代就已经在发生了。

我自己大学毕业那一年就是90年代末期，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同学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什么是不是省会城市，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我们也去、，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落败的表现。

如果今天做同样的选择，大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loser，这其实是社会感知不一样了。

我们对文凭赋予的期待以及文凭内在包含的应有的承诺发生了变化。以前照道理文凭应该承诺更多的东西，当文凭能够承诺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对文凭相对没有那么看重，这是一个悖论。

当你考上一个大学，大概率找到一个工作没有问题，我只要找到一个工作就能获得很好的生活，所以天涯海角到处都可以为家。文凭是你能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对文凭的臆想越来越严重。

除了抓住文凭这样的一根稻草，我们还要抓住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一线城市，这个行业的前景，我的工作的发展的可能性统统都要考虑在内。

我记得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后面几个要素我统统不考虑，因为我当时只要想着我已经都大学毕业了，我怕个什么？现在你会觉得，我才大学毕业，我算什么呀？特别不一样的感知，这就是文凭加速贬值的认知上和社会扭结出来的一种结果吧。

严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要不要保研，因为毕业之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机会。

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面，保研的名额逐年下降，先是下降三分之一，再二分之一，然后再不断压缩。

当学生在考研的名额不断压缩的情况下会感觉到很多的压力，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外面的就业原来有很多的生机，有很多的机会，但是这两年大家感到深度的经济下滑，大家刷抖音视频经常看到一些自拍说我们的房价腰斩，老中程序员突然失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结构性的矛盾背后应该看到，在市场层面上供我选择的机会：有三分之一是民营消失了、躺平了，还有三分之一外资撤离了，外资的投资在这几年达到了最低点，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国企、央企的一些机会，所以所有人都挤到这个赛道。如果我可以考公，我不是考公成功，我是人生上岸了，这样一种上岸的自我暗示就会让更多的人选择剩下的三分之一的道路，不断在里面卷。

同时，在今天在这样的社会结构矛盾性的压力之下，无论是985、211双一流的大学的学生，还是普通大学的学生，无论怎么样投简历，都找不到的不是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是找不到一份工作。

如果我去考研，参加全国12月份的统考，至少证明通过不断的努力，在这条赛道里面我付出以后会获得收获，至少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但是在就业市场上，自己已经完全被推动，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动权。

但是20年前，大学生找工作是可以找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可以找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找到有职业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个就是20年时间里面的结构性的变化，让年轻人没有办法作出选择，被动作出这样一个深度的内卷，然后害怕自己掉队，并且不断地担忧如果自己不努力就真的会掉队的一种状态。

林小英：

考研保研这是我自己特别关注的话题里面。

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全国的高校尤其是精英高校开始实行绩点，无论修什么样的课最后化为一个数，一个个位数后面小数点后面好几位，精确到如此细致的地步把学生区分排名。

这个排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觉到了，在你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学校的保研性，它把你未来一次重大高利害考试和竞争的焦虑感大大提前，保研应该是大四才开始的事儿，但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就感知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变化，是家长过于焦虑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每一个学校在发展过程当中，跟每个人在职场当中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背负着KPI考核，对于大学来讲就是世界排名。

大学排名卷进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当每个大学特别希望在各种榜单里面拔得头筹、排到前面的时候，它们要干很多的事情来维护学校自身的利益。而每个学校层级的自身利益要靠下面每个学科的自身利益来维持的，所以学校自身利益和学科利益如何保住？在学生层面，我一定要把本校最好的学生留在这儿读研究生，因此就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大大增加了保研学生的比例和名额数量。

但是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当你把所有的入读研究生的可能性主要交付给本校自己的学生以及别的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或者一定名次的学生，即所谓应届毕业生的时候，会对我们所有的人生安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大学三年是为保研奋斗的，但是大学是一个职业教育，是为专业技能的培养，应该让很多学生本科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职场的。

当很多人的精力都被保研，被以绩点为基础的保研名额裹挟，消耗了他们大学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的时候，就会感觉能不能拿到保研资格是读大学很重要的目标。而当保研名额越来越扩大的时候，这断送的是很多往届生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你一旦本科毕业没有读上研究生，你这辈子还想读研究生大概率是很难的。以前是我管它的呢，我先工作再说，我一不如意，几年以后可以重新考研究生，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么想的。可是今天有几个学生还会这么想，因为一旦你今天进入职场工作，再要考回来非常难。

从高等教育体系的设置来讲，本科学位是一个终结性的学位，大部分人读完本科就可以去去工作去了。但是当我们只把本科当做一个基础性的学位，要读硕士，最后弄出那么多博士来，一个社会要那么多博士干吗？但是我硕博连读读完了，我读完博士已经28岁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有的时候我想想人生重来，我还是不愿意读一个博士，你们可以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我只能活六七十岁，我一半的时间在读书，失去了那么多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严飞：

在就业市场上会有一个潜在的年龄歧视，35岁是一个坎儿，很多行业如果你过了35岁它就不再招聘。

林小英：

从博士毕业，你只能挣扎七年。

严飞：

对，在教职行业里面，如果你是博士、博士后毕业正好卡在35岁，是没有办法进入高校里面担任老师的职位的。这意味着很多时候年轻人没有办法游历一下世界，做一些发散性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必须快马加鞭按照人生既定的规则和流程去走，如果你不按照人生既定的规则和流程的时间线走，过了35岁，你在社会上就是一个更加不容易寻找到自己位置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

林小英：

由此我们有太多的年龄焦虑，35岁已经觉得老了，可是我们六七十岁还是中青年学者。

02 优绩主义是内卷的根源吗？

严飞：

我觉得不是优绩主义导致内卷，而是优绩主义推动了内卷的程度更加严重。

当然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还会有其他原因，比如财富的分配、社会流动的僵化，还有对于市场的尊重，还有传统家庭的道德观念，我们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之下，父母们对于年轻人都有一个期待，你到了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生孩子，多少岁要怎么怎么样，它会有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期待，所以所有的原因都是在不断促使今天进入一个加速内卷的时代，优绩主义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原因。

林小英：

我补充一个要素，年龄焦虑的统一划线的标准，带来大量的同质化竞争。

就像现在保研，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应届生，大家都没有走出社会，这不是错位竞争。

如果是错位竞争，相对来讲同学关系会好一些，比如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同学里面有5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30多岁的，有20多岁的，跟这么多年龄段的人在一起，一定不会那么焦虑，恋爱、婚姻、交友这些都会有人教。

我自己应届生上来，我会比较看重成绩，那些往届生通过考研进来的，他们不在乎这个，很多人说我来读研究生是为了学东西的，老师给我成绩多少，我不跟你们竞争这些，我已经有工作经验了。

所以他们来考研，我们不是在一个赛道里面竞争，那个时候没有赛道的概念。今天有赛道的概念，是因为所有人挤在一块，发令枪一响，就往外跑了。

大量的同质化竞争加大了我们对内卷的感知，我们在其中感觉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脱颖而出。而当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美其美，你自然而然会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我要学的，那个人身上也有我要学的。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边上全都是一个个恨不得你想要干掉的，你想要打赢他们的，这是今天我们感受到内卷其中的一个因素吧。

03 脱嵌会是一剂良药吗？

林小英：

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当你不想被全面卷进去，你要想到一种脱身的可能性。如果你已经卷得精疲力尽了，脱身难道不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吗？

当我们自己从一台大机器上稍微留一点空隙，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脏和脉搏的跳动，这应该是人之本能，甚至都不需要努力去想出来的一个出路。

从桑德尔和丹尼尔·马科维茨的书里面，我看到他们对精英陷阱或者优绩主义的解决方式是不一样的。桑德尔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解决思路是哲学式的，他认为我们对何为“绩”的考量是看对社会的贡献程度。

简单来说，借用他书里面提到的，如果一些科技企业确实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它却搞掉了很多人的饭碗，你觉得它到底是为社会做了贡献还是整个把社会毁掉了一大节，毁掉了一个角，这是考量的标准。

桑德尔考虑的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精英认为自己今天能够赚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自己聪明、能干、有能力。但是丹尼尔·马科维茨提到：你所有的成功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运气，就像我们参加一次考试，打一次体育比赛，里面既有技能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所以当我们重视这种运气的成分的时候，就算成功也应该有一种谦卑在里面。

因此在《精英陷阱》里面马洛维茨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改革再分配制度，在结语里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如何改革整个社会的工资结构和税收制度。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方案都很宏大，一个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一个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

讲脱嵌，那么大的角度我们不能探讨的话，我们就探讨一下个体的出路。当我们自己所感知到的精英体制主要考核的是单一标准的时候，其实多元化的标准需要自己去寻找，而且也需要自我认可。

所以对个体的出路来讲，就像康德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为自我立法。

严飞：

说到方法，想到刘擎老师今年底会出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世界作为参考答案》，这本书的口号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安迪霍沃尔的一幅叫《金宝汤罐头》的世界名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货架上的罐头，都有一个保质期，如果到35岁没有结婚，这个罐头过期了；到了40岁失业了，这个罐头也过期了等等。

大家高度同质化，按照一个既定的轨道，去完成一个标准化的答案。但是也许我们要进行一个多元的生发，看到世界更多的可能性，这个世界是更广义的世界。

换句话说，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内卷的环境下会有一种深度的痛苦。今天的时代确实会有一些糟糕的层面，但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糟糕的一些层面。在糟糕的时代之下，我们应该做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在自己内卷的赛道里面生发出多元的无限的可能性。

比如你非常喜欢脱口秀，你可以尝试站出来自己去讲脱口秀；如果你对戏剧、对表演有兴趣，你就应该去参加；我们一直强调citywalk，city不city？这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walk，是一个在更广义幅度里面的walk，不仅仅只是在蓝天白云之下我们在城市里面漫步，我们要进入到公共空间里面参与到公共活动，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对于自我的一些改变和一些提升。同时通过公共活动的参与，我们其实可以慢慢认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做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和探索，这些都是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去拥抱外面的世界，这就是伯拉图的洞穴之喻，有人走出这个洞穴去看到洞穴之外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就是多元生发的一种行动上的尝试，这也是我自己不断想要践行的事情，以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春节游学・ 伊朗（2.2-12）｜前往世界之心，探源古波斯文明

跟随梁永安教授游学埃及（2·1—9），考察文明的辉煌与磨难

与考古专家同行（3.21-31），循迹拉丁美洲失落的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