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我的自白书》

原创 沙漠之狐 民国往事如烟 北京

1949年1月，国民党输掉了三大战役，精锐主力悉数被歼。迫于战局形势恶化与党内矛盾，蒋介石宣布第三次辞职下野。

伴随着胜利的隆隆炮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队已经厉兵秣马，陈兵于长江北岸。放眼整个中华大地，东方破晓。

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下了淞沪司令部，九江路上的上海市国民党政府挂起了白旗。上海宣布解放，国民党部队十五万三千多人被全歼。

此时的黄金荣，既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劝告逃到台湾，也没有像杜月笙一样，远遁香港。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钧培里黄公馆，没有挪过窝。

据说，黄金荣在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随同蒋介石去台湾，原因有四：

一是流氓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去了台湾，人生地不熟，他也就无势无力了。

二是他的财产大都是不动产，在上海拥有六十多处房产。

三是他年已八旬，多病在身，不敢再折腾。他曾声称：“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都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四是他知道蒋介石大势已去时，便跟共产党暗中有了接触。慑于强大的政治压力。

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不再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并掩护地下党员接管上海，另外还通过杨虎将国民党的物资财产造表记录和帮会头目的名单交与共产党，此外还把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长。人民在新政府成立后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上海市公安局趁势发动“四二七”运动逮捕流氓，同时查抄黄公馆并没收不少枪支弹药和鸦片。

由于解放前夕中共领导人已经制定出对待帮会的明确方针，只要帮会势力不干扰上海的社会治安并老实接受改造，就可以宽大处理。

而且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金荣至少对人民政府不抱敌意，因此不将其视为专政对象，而是促使其表态接受改造即可。但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不断接到上海人民寄来的检举信，上海人民强烈要求处置黄金荣。

政府顾及上海人民的利益需求，决定由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其表明既往政策不变，并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向人民低头认罪。

上海解放之后，黄金荣确实没有捣乱。 黄金荣声称“不问外事”，静居家中。他每天只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罷了。所谓“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谓“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

此外，他还吸大烟、搓麻将。他把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称为每日享受的“三件套”。他声言，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掌管天下，这“三件套”是他每日不可或缺的。

潘汉年曾就黄金荣的问题，谈过以下意见： “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尽了坏事。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态就行。” 尽管中共高层从刘少奇到潘汉年，都对黄金荣了如指掌，确定了“不动他”的政策，但是广大群众并不了解。 上海不少市民恨透了黄金荣，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强烈要求逮捕黄金荣，甚至要求枪毙黄金荣。再说，长期让黄金荣自由自在，不加管教，也不利于对他的改造。

知道人民政府不杀自己，黄金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在“民愤”面前必须有所动作，而且影响要大。

于是，人们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新闻报》上读到了意在进一步向人民交代、并低头认罪的《黄金荣自白书》。 黄金荣的“自白书”，其实就是他的“忏悔录”。

黄金荣起笔回顾了自己早期的经历，其“发迹”过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挞自己，以及认罪态度和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内心倒是披露得颇为诚恳。

结束部分这样写道：“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份公开发表的《黄金荣自白书》，他还有一份未发表的文本，原件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比较一下二文，颇可从中看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内容：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后来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裱画匠，五年后去投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

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舞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一部分办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小东门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仔细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

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和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自白书”“忏悔书”文字都不是出自黄金荣手笔，而是由他授意，让身边的笔杆子龚天健代笔完成的。落款签名则是黄金荣亲笔。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黄金荣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论，但文字经过他一再推敲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未发表的《自述悔过书》，比之那份公开见报的《黄金荣自白书》，有些改动显然并非出自黄金荣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删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这份未刊稿中，黄金荣显然过分夸饰甚至张扬了自己对革命者（比如孙中山）帮助过的一面，对自己的罪过则低调带过。

这可能也是这份初稿未能通过的原因之一。在日寇进占上海期间，他的不做汉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手下门生的落水，他则将自己与之推得一干二净。此时的黄金荣也明白，点点滴滴的罪责累加起来，极有可能把他送上断头台。于是他主动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了坦白交代书。 那天，黄金荣是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前往的。

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了黄金荣。接见中谈了什么，至今未见有详细档案披露，只知道接见结束走下大楼后，陈翊庭忽然发现自己有东西忘在了上面，于是关照黄金荣在楼下稍等，他转身上楼去取遗忘的东西。陈翊庭取了东西很快返回，但楼下已不见了黄金荣的身影。

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黄金荣等不及他下来，一个人急急回龙门路家里了。 对于黄金荣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几乎所有交代这段事情的文字，都说是他恐生变故。

其实推想当时的情况不难明白：这就是黄金荣的心虚。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术处理”的，他的内心诚惶诚恐，而身处军管会空旷森严的大楼，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容易让他从脚底往上滋生出一种被放大了的不踏实感，甚至产生恐惧，所以他再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多呆一分钟，那对他是一种折磨。

黄金荣在这时候认为，只有家才是相对可以安全栖身的港湾。

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在一切繁华落尽后，他才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过往和罪孽。泛黄的档案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灵轨迹和生活片段。

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的第二份悔过书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目刊登在《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上海市民获悉后纷纷要求政府严惩黄金荣，而黄金荣在政府的调解和示意下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并拍照证明，发表在报纸上以平民愤。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突然陷入昏迷，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给他注射强心针，但黄金荣于当天下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