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两个五年就工业化,民国“黄金十年”连大炮都不能造?
发布时间:2025-06-11 22:23 浏览量:61
193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一个喊“黄金十年”,一个干“两轮五年”。看账面,南京政府占着长江中下游,号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苏联则刚从内战废墟中挣扎出来,还在清算沙皇遗产。可十年后,苏联造出了坦克、飞机、大炮,铺起工业网线,重工业增长近五倍。
南京却连一门大口径炮都产不出,枪弹仍靠外购。问题不在谁穷谁富,关键是看谁有手段把资源变成机器,把机器变成力量。
1928年秋,苏联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间定在1928至1932年。这场工业化开局战,不靠资本、不靠外援,靠的是一纸计划书。
钢铁、电力、机械被优先集中建设,全国进入“重工业挂帅”状态。五年刚到头,计划目标提前八个月完成。全国钢产量从420万吨涨到1050万吨,电力从55亿度增至135亿度,拖拉机产量从1400台飙升至5万台。
1933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上马,锁定国防工业。1937年,苏联军工企业超过4000家,年产飞机6800架,大口径火炮超过5000门。坦克从设计、钢板到炮塔全部自主生产,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工业闭环体系。
这些数据不是堆积的报表,是压出来的成果。国家工业投资占国民收入40%以上,农业集体化让劳动力与粮食双向集中。1931年,全国1500万个独立农户被整合为24万个集体农庄,粮食收购价被压低,超额产品供给工业换设备。
但不是没有代价。农业产出短期内下滑,1932至1933年发生饥荒,数百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然而重工业的基础已夯实,从1920年钢产量不足百万吨,到1937年突破1750万吨。电气化率迅速提升,基础机械制造能力覆盖全国主要工业区。
这一时期,苏联尚无稳定市场,无海外贷款,面对西方集体封锁。
但国家集中配置资源,计划指令到厂、产出指标到人,行政命令替代价格机制,政府调动了人、钱、地、粮、矿所有要素。中央政治局对产业序列一锤定音,工业化如军令状按季度推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长江中下游,次年发布《建设纲要》,提出“黄金十年”口号。铁路、电力、银行、教育、工业八项建设全面铺开。1933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7.6亿元法币,是1912年的两倍,看起来国家正走上“现代化”轨道。
但工业数字空心化严重。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虽比1927年增长60%,但仍主要集中在轻纺业和初级加工。当年全国仅有三千家工厂,平均15万人才拥有一家厂房。
军事工业近乎空白。1937年,全国主力战舰十年只增三艘,海军飞机十架,重炮绝大多数靠进口。1935年南京军工署月产子弹不超过200万发,远低于一线消耗。1936年南京仍从德国采购155毫米榴弹炮和飞机发动机。
产业结构严重依赖外国设备。1936年全国机器面粉产量比1927年下降80%。大城市面粉厂大部分为日本资本控股,粮源却由华北农村供给,成本控制权不在本国手中。
制度障碍是根因。财政划分混乱,军阀保留军政权力,地方税收无法统筹,导致中央财政常年赤字。
1932年全国财政支出中,军事开支占据56%,教育仅占5%。小学教师月薪70元法币,远低于城市最低生活线。农村文盲率接近90%,科学教育体系名存实亡。
社会结构同样割裂。资本寡头控制轻工金融,官僚集团与军阀结成利益链,民族工业长期受限。1934年全国民族资本控股重工业仅占全国比例不到10%,大部分重资产工业为英美日资本所有。
这一阶段看似“和平发展”,实则技术、财政、制度全被锁死。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调动全国资源建体系,更缺乏组织农民支撑工业体系的政治基础。接下来继续深挖,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动员千万人,一个连几十万人都集中不了?
南京政府推行“八项建设”,号称效法欧美“自由发展”模式。可现代化不靠市场热情,是靠国家制度安排。苏联用命令经济将全国资源拧成一股绳,南京用分权体制让中央话语漂在空中。
1930年,苏联计划委员会将工业化列为一号国家工程,工业投资比例调高至42%,全国30%劳动力被重新分配进工业体系。每个工厂指标从上至下层层下达,从部长到车间长统一口径,执行力嵌入体系。
南京政府则陷入结构性分裂。中央财政依赖海关、盐税、烟酒专卖,约占总财政一半,其余税收掌控在各省。1934年江西财政上交比例仅为3%,四川不到1%。中央政府提计划、定预算,到省一级就无法落地,工程断续、预算超支成常态。
军政权力分散导致技术体系空心化。兵工署下设十余厂,但核心设备全靠进口,原材料供应受地方挤压。1936年,四川兵工厂计划年产小口径炮弹30万发,实产仅4万发,主要原因是运输线中断、财政拨款不到位。
社会动员能力全面低下。苏联依靠集体农庄制度,把农村变成工业筹资基地;南京政府则让农村成为财政剥削地带。1928至1937年,全国爆发百人以上规模灾荒118次,超过三分之一地区出现“卖儿卖地”现象,农村消费能力几乎为零。
技术教育体系失效。南京政府设立工学院、航空学校、矿冶学校,但无资金支持、无产业对接,多数毕业生转向文职、外贸行业,无法形成工程师队伍。1937年前全国注册工程师不到1500人,大部分集中在沿海。
这些细节揭示一个核心事实:南京政府手中虽有预算,却没有制度工具把钱变成钢铁,把人变成工人。苏联用“工业铁轨”跑出了发展速度,南京还在原地铲草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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