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的葬礼：昔日黑帮老大，死时只有9桌酒席，17个门徒送葬

我们现在要是去上海，很多人都会把“桂林公园”列入打卡清单。这地方确实漂亮，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很有味道。我们总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拿着相机在那儿拍照，看起来特别安逸。

但谁能想到，一百年前，这里可不是我们想进就能进的。它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黄家花园”，是私家园林，闲人免入。

它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黄金荣。能在那个年代拥有这么一座豪奢的园林，其实力可见一斑。

公园里至今还立着一块碑，上面“文行忠信”四个大字，据说是蒋介石的手笔。能让老蒋亲自题字，这园子的主人绝对不是一般人。黄金荣这三个字，在当年的上海，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一块让人胆寒的招牌。

可就是这么个曾经一手遮天的人物，1953年走的时候，葬礼却办得让人大跌眼镜。

没有想象中的人山人海，也没有各路名流的悼念，仅仅开了九桌酒席，到场的只有17个老部下，悄无声息地就把这位“教父”送走了。

说黄金荣，就不能不提杜月笙与张啸林。我们看很多民国题材的影视剧，杜月笙简直就是旧上海的代名词。实际上，当时是他们三个人并称上海“三大亨”。

那个年代的上海，龙蛇混杂，各方势力交错，给了他们这种人物野蛮生长的空间。黄金荣是资格最老的大哥；杜月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后来居上的小老弟；张啸林则是个有军阀背景、脾气火爆的莽夫。三个人联手，黑白两道，呼风唤雨。

但人生的路，走着走着总会遇到分岔口。历史的巨轮压过来，每个人都得做选择，他们的选择，也直接写下了各自的结局。

第一个出局的是张啸林。这个人性子急，做事直，总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怎么服黄金荣，也嫉妒杜月笙的精明。1937年上海沦陷，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闭门谢客。张啸林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里，当起了汉奸，做着当“浙江省省长”的春秋大梦。这种背叛，在那个年代是戳破天的大事。他在上海影响力不小，他一投敌，带坏了一批人，对抗日是极大的破坏。自然，军统的锄奸名单上，他的名字就挂在了前头。

1940年的一天，张啸林在家里会客，听见楼下吵吵闹闹。他那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冲到窗户边就开骂。他怎么也想不到，楼下那个叫林怀部的保镖，会突然拔出枪。枪声一响，子弹穿喉而过，张啸林当场毙命。三大亨里，第一个就这么收场了，死得干脆利落。

我们再看杜月笙。1949年，上海即将解放，人心浮动。国民党那边的人卷着金条细软往台湾跑，杜月笙也要为自己找条出路。蒋介石拉他去台湾，他没去，心里有疙瘩。留在上海？他也不敢，毕竟给老蒋干过不少脏活。最后，他选了香港。

走之前，杜月笙拖着病体，专门去了一趟黄公馆，劝黄金荣跟他一起走。到了这个份上，过去的恩怨矛盾都成了过眼云烟。

黄金荣那时候已经八十多了，老得不成样子。他谢绝了杜月笙的好意。他给出的几个理由，我们听起来，觉得特别实在，也特别符合一个老人的心态。

其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离不开上海这片土了，讲究个“落叶归根”。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其二，他的生活习惯，到了香港根本没法维持。抽了一辈子大烟，去了香港被抓了怎么办？平时爱搓几圈麻将，也找不到合适的“搭子”。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却是一个老人的真实焦虑。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向杜月笙拍了胸脯，保证自己留下，但“誓死不会做汉奸”，绝不给三大亨这个名头丢脸。

杜月笙看他主意已定，没再强求。据说告别的时候，杜月笙哭了。他知道，这一面，就是最后一面了。

黄金荣的选择，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凭什么敢留下？他就不怕被秋后算账吗？

上海解放没多久，黄公馆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黄金荣的儿媳妇李志清，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跑去了香港。 这下可热闹了，整个上海都在看黄金荣的笑话。公公没跑，儿媳妇倒带着钱跑了。

黄金荣的表演也相当到位。他见人就哭诉，说自己“树倒猢狲散”，骂李志清没良心，把自己掏空了，现在是个穷光蛋，活不下去了。那叫一个声泪俱下。

但我们仔细想想，一个曾经掌控上海滩地下经济命脉的大佬，真能被一个儿媳妇就搬空了家底？

这事传到香港，杜月笙一听就明白了。他对身边人说：“这明显是金荣哥的苦肉计，人财两空，好歹保住了财”。

杜月笙看得最清楚。这出戏，八成就是黄金荣自己导的。他让李志清把家产转移到香港这个中转站。这一手，既是向新政权示弱，表明自己已经是个没钱没势的糟老头子；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风声不对，这些钱就是他在海外的保障。这只老狐狸，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精。

当然，黄金荣敢留下，也不全靠演。他手里有牌。

解放前，他就通过老朋友杨虎，跟中共地下党牵上了线。

那边给他带了话，意思就是只要他安分守己，不再惹是生非，可以既往不咎。这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很清楚，新政权要快速稳定上海，他这种在帮会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安抚住了，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很大作用。他赌的就是自己的这份剩余价值。

安稳日子没过两年。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民间的怒火一下子就烧到了黄金荣身上。上海的老百姓忘不了他当年的恶行，要求清算他的信件堆成了山。

民愤太大，政府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军管会派人“请”黄金荣谈话。话说的很委婉，政策不变，但群众意见很大，你老先生得有个态度，写份“悔过书”，登报向人民认个错，这事才好过去。

形势比人强，黄金荣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找人代笔，自己再颤巍巍地抄写了一遍。1951年5月20日，上海的《新闻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

信里，他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承认“罪恶重大”，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姿态低到了尘埃里。

为了让这出戏更逼真，黄金荣还做了一件更具冲击力的事。他亲自拿着一把大扫帚，跑到他一手创办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去扫大街。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八十多岁、曾经让上海滩噤若寒蝉的老头子，穿着破旧的衣衫，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吃力地扫着地。

这张照片登出来，效果是爆炸性的。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羞辱，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个属于他的旧时代，已经被彻底清扫干净了。

这封悔过书，很快就漂洋过海，送到了香港杜月笙的病床前。

那时的杜月笙已经油尽灯枯。他听说黄金荣登报道歉，急忙让人找来报纸。他撑着身子，只看了几眼，就觉得气血翻涌，脸色惨白。最后，是身边的人念给他听的。

杜月笙听了两遍，一句话没说。听完后，他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细节：黄金荣的悔过书里，提到了很多人，却一个字都没提他杜月笙。

以他对黄金荣的了解，这绝不是什么兄弟情深。黄金荣不会有这么好心。他立刻就想通了，这份悔过书是经过上海方面审阅的，不提他，是故意留的口子。这是大陆方面在向他喊话，是一种统战的姿态，是希望他能回去。

杜月笙躺在病床上，长叹一声，只说了句：“我懂了，我懂了。”或许在那一刻，他真的后悔了。中国人最讲究的“落叶归根”，他终究是没能做到。

没过多久，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病逝。临终遗言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他的灵柩最后被运往台湾安葬。三大亨里，第二个也谢幕了。

黄金荣虽然活了下来，但晚年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悔过书一登，他在老百姓眼里就成了一条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虽然官方没有动他，但民间的怨气让他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出门被人寻仇。他干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名副其实的“笼中鸟”。

恐惧与衰老，迅速摧垮了他的身体。常年吸食鸦片本就掏空了底子，后来他胖得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困难。经济上也不再宽裕，惊惧交加，虽然没人真正为难他，但他自己的精气神先垮了。

1953年6月20日，在杜月笙去世后不到两年，86岁的黄金荣在上海的住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丧事，办得出奇的低调。

由他生前的门生操办，尸体在殡仪馆简单入殓后，就在家里设了灵堂。当晚，只摆了九桌酒席。前来吊唁的，算来算去，只有17个还记着他香火情的旧部。这与他当年母亲去世时，送葬队伍挤满南京路的盛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经在上海滩翻云覆雨几十年的人物，最后就以这样一种近乎寂寥的方式收场。

说他凄凉，一点不为过。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他求仁得仁，到底还是死在了上海，死在了自己家里。比起客死异乡的杜月笙与横死家中的张啸林，这对他个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善终”。

他的一生，有太多污点，是历史的罪人。但他的结局，又充满了让人玩味的地方。他用一种几乎没有尊严的方式，换来了在家乡土地上的一方坟茔。

黄金荣死后几年，他的黄家花园被政府接管，改造成了桂林公园，对所有普通人开放。

参考文献：

苏智良, 陈丽菲. 《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范绍赠.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黄金荣》. 群众出版社, 1983.

《黄金荣自白书》. 《新闻报》, 195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