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平江解放，一讨饭妇女来到县政府，拿出16两黄金：我来还钱了

1949年，湖南平江的一条街道上，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颤巍巍地走进县政府。

她的身后背着一个瘦小男孩，怀里藏着一件破旧棉衣。

就在众人以为她是来讨饭时，她却从衣服里掏出几块金灿灿的黄金，放在办公桌上，并说：“我是来还钱的。”

那么，这位女子是谁？又为何说自己是来还钱的？

1949年7月的某个清晨，平江县街头有不少百姓站在道路两旁，望着整齐行进的解放军队伍。

朱引梅就站在这人群中。

她穿着一件洗得泛白、接了无数补丁的长衫，手里还牵着一个瘦得像竹竿的男孩。

母子二人的鞋底早已磨破，脚趾头都露在外头，显得格外惹眼。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的女人，还在当天中午，走进了县政府的大门。

县政府里，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轻的党员干部，他原本以为这又是前来求助的群众，于是抬手请她坐下。

谁知她没有就座，而是缓缓地将背篓从肩上卸下，拿出一件破烂不堪的旧棉衣说：“我是来还钱的。”

她一边说，一边把棉衣撕开，棉絮飘落，露出包裹得极紧的几块金子，共16两黄金。

年轻干部愣住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是朱引梅，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

同时，她站在那里，看着金子，眼神没有一丝贪念，反而带着某种释放般的安宁。

那是涂正坤留给她的遗物。

1939年，平江尚未解放，而朱引梅还是个尚未满三十岁的年轻妇人。

她的丈夫涂正坤，是湘鄂赣边区的中共骨干，担任特委书记，为了革命事业奔走。

那一年，国共摩擦愈演愈烈，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被围剿的阴影悄然而至。

涂正坤察觉到了危险，他没有大声惊动任何人，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将一包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黄金交到朱引梅手里。

那是一斤多黄金，其中12两是党的经费，另有几两是她的嫁妆。

“你要藏好它，若我不在了，等共产党回来，你必须一分不少地交上去。”

那一刻，他的眼中没有半分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对信仰的坚守。

他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而这笔黄金，是党在平江地下工作的命脉，是烈火之中唯一不能熄灭的火种。

朱引梅点头，没有哭，没有怨，只有坚定地一握手，像一场无声的接力。

次日，涂正坤在一次被诱骗出门的“开会”途中，惨遭伏击，身中数枪倒地。

他临死前，还在呼喊“同志们快跑”，一边咬着牙往回爬，一边拼命大声提醒。

而朱引梅，在得知消息的瞬间，只觉得天塌地陷。

但她没有崩溃，她也没有时间崩溃，她迅速带着孩子、背着黄金，开始了逃亡。

朱引梅明白，若这笔钱落入敌人之手，不仅丈夫的牺牲将付之东流，地下党的联络线、武装筹备，甚至百姓的信任都可能毁于一旦。

于是，她带着婴儿、揣着黄金，逃亡的脚步从未停歇。

逃亡期间，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搜捕，她不敢走大路，只能穿山越岭、跳崖渡溪。

深夜躲在茅草堆里，孩子饿得直哭，她只能咬破自己的乳头，让那已无奶水的胸膛安抚孩子的嘴。

她曾在树下坐了一整夜，脚下是湿透的土地，怀里是瑟瑟发抖的儿子，而她的手始终护着衣襟下那包金子，哪怕风雨拍打，也不曾放松。

有一次，她藏身在一户贫苦农家的猪圈后，农户偷偷塞给她几口冷饭，夜里还听到有人悄悄说：“那是涂书记的家属，不能让他们出事。”

她感激地望了他们一眼，却什么也没说。

她知道，越少人知道她的身份，越能保护他们，也保护她手中这黄金的清白。

可即便再小心，还是被抓住了。

那是1941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山路泥泞，她抱着孩子行走在通往湖北的密林中。

突然一阵灯光晃来，紧接着数个特务将她团团围住。

她想逃，却已来不及，特务一脚将她踹翻在地，孩子摔在泥里嚎啕大哭。

他们搜她的身，搜她的背篓，却什么也没找到，因为在前一夜，她已将黄金悄悄交由侄子藏入墙缝。

被捆送到监牢后，她还遭遇了地狱一般的拷打，铁钳夹手、冷水灌喉、皮鞭抽背......

那些刑具从她身上生生撕下肉来，但她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逃荒的难妇。

特务们怒不可遏，给她定下“包庇匪党”罪名，判处死刑，拟于三日后行刑。

行刑那日，她被绑在刑场的木柱上，孩子哭着在她怀中挣扎。

正当枪口对准她额头之际，人群中突然冲出几个老乡，挥舞锄头与扁担，将押解她的士兵打得四散而逃。

这，是她第二次从鬼门关逃回来。

自此之后，她再不敢轻易踏入村庄，她知道，自己一旦落入敌手，恐怕再无生还之机，而那些舍命相救的百姓，也可能被连累。

于是她开始流浪。

十年之间，她隐姓埋名，背着孩子，穿梭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山之中。

没有家，只有流动的山林；没有床，只有废庙、山洞、牛棚，吃的，是野果、红薯叶、霉馍；穿的，是缝了又缝的旧衣。

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三岁时还不会说完整的话，一直瘦得跟猴子似的。

可她，哪怕身陷穷途，也从未动过那黄金的念头。

哪怕孩子饿到啃树皮，她也只是摸摸怀中的金包说：“那是你爹用命交代的，我不能动。”

哪怕某日她晕倒在雪地里，一位老者给了她几个热馒头，她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吃，唯恐别人看到她怀里的东西。

她不是不曾动摇，尤其在儿子生重病时，她跪在庙前祈祷，一边捂着孩子发烧的额头，一边紧紧抓着那包金子，浑身颤抖。

她曾一度想将其中一两变卖，买些药救儿子性命，但最终，她只是脱下自己仅剩的一件外衣，用它换来一碗米粥，喂孩子喝下。

孩子活了，而她却病了一场，高烧三日不退，在鬼门关边徘徊，甚至迷糊中喊着丈夫的名字。

而就在她快要咽气之时，怀中的黄金掉了出来，她睁开眼，紧紧将金子包回破衣里，又熬了过来。

这一熬，便是十年。

十年乞讨、十年风雪，她把一份金属的承诺，化作生命中唯一的执念。

山林走遍了，仇人死了，政权变了，可她的路还未走完，因为她的任务还未完成。

直到那一年，传来“平江解放”的消息，她才终于抬头望天，泪如泉涌。

那一刻，她知道，她可以下山了。

她不是为自己下山，而是为那十六两黄金，为她丈夫的嘱托，为十年未了的使命。

也由此，发生了上文朱引梅去政府还钱的事情，而她的行为，也让屋内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大家的震惊，不是惊讶于黄金的数量，而是震撼于那句话里蕴藏的力量。

她说“还”，不是“捐”，不是“交”，不是“奉上”。

“还”这个字，意味着职责、意味着守信，也意味着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忠诚与自觉。

她把那黄金，一块块码在桌上，整整16两。

12两是涂正坤托付给她的党费，另外4两，是她当年做童养媳时母亲偷偷塞进她嫁妆包袱中的“私房”。

她对县委书记齐寿良说：“这些年我没有交过党费，就一块还了吧。”

齐寿良哽咽着，站起身鞠了一躬，亲手为她写下收条，并当场派人将黄金护送进县银行的金库。

那天的下午，整座平江县委都沉浸在一种庄重而肃穆的氛围里。

一位衣衫褴褛的讨饭妇人，竟在解放后的第一时间，带着十年前的嘱托前来“还钱”。

这件事很快在县里传开，无数百姓在茶余饭后提起这位“女烈士”，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而朱引梅呢？她将黄金交出之后，站在县委大门前许久。

她没有落泪，也没有诉苦，只是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压在心头十年的山。

有人问她：“你不后悔？若当年你动一点金子，至少孩子不至于挨饿。”

她只是笑了，摇头道：“那是党的钱，不是我家的，我涂正坤死得干净，我也不能脏了他的名声。”

从那天起，她便重回党组织，身份得以恢复。

齐寿良书记亲自安排她在县城做内务工作，不久后儿子也被送入学校就读。

朱引梅每日清早在机关宿舍升旗，午后擦桌、扫地、整理档案，从不邀功，也从不提及往事。

在她的生活中，那个“还钱”的下午仿佛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她封存在记忆的某处。

但正是那一天，她的名字，悄悄刻进了平江这座城市的年轮里。

1998年，朱引梅病逝，终年90岁。

这位曾在最黑暗年代咬紧牙关撑起家国责任的女人，最终也如她的丈夫一样，静静躺入这片土地。

而她那句“我来还钱了”，早已穿越时间，成为一个信仰的回响，至今仍在人们心中回荡不息。

信仰是什么？

它不是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藏在棉衣夹层的黄金，是藏于深山的十年乞讨，是两次死里逃生依旧不改的初心，是朱引梅一生如一日的清白与坚守。

她走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而是共产党人与人民血肉相连、信仰相依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我们或许更该记住这样的人，无名却伟大，普通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