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缺驴！从1000万头跌到147万，以后吃驴肉要花“黄金价”？

文/美丽心

曾几何时，驴是中国农村不可或缺的“苦力能手”，可如今，它的生存现状却令人忧心，并非被“吃成濒危物种”（注：中国驴种多属于“三有动物”，即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暂未列入国家濒危物种名录，但存栏量已大幅锐减，濒临“功能性短缺”），而是从千万级存栏量跌至不足两百万头，相关产业也因此陷入连锁反应。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驴的存栏量还有1000多万头；到2010年，这一数字降至510万头；而如今，存栏量已锐减至147万头。作为老祖宗筛选出的优质家畜，驴的“实力”有目共睹：能拉车、能拉磨，曾承担大量农业劳役，也因此有了“忙得像生产队的驴”这样的调侃。驴肉更是被奉为美味，“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俗语，足以证明其认可度。

然而，近些年驴的数量持续下滑，供需失衡导致所有驴相关产品价格疯狂上涨。20年前，1公斤驴肉仅需16元；此后价格连年飙升，先后涨至50元、70元、90元/公斤，涨幅之快远超通货膨胀。爱吃驴肉火烧的人对此感受尤为明显：当年两三块一个、定位“廉价小吃”的驴肉火烧，如今随便一个就卖到十几元；若加“精品驴肉”，价格更是接近20元一个，堪比一顿简餐。

价格高企还催生出造假产业链：不法商家将廉价的猪肉、马肉甚至骡子肉，用驴肉增香膏腌制，再添加改色、改口感的添加剂，便冒充驴肉售卖。而以驴皮为原料的阿胶，涨价势头更猛，某行业龙头企业在2001年至2016年间，以“驴皮稀缺”为由调价十几次，产品零售价从每公斤130元涨至5400元，涨幅超过40倍。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生猪存栏量约7亿头、肉牛约5000万头，为何偏偏驴的数量上不去？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驴的“身份转变”说起。

“卸磨杀驴”这个成语，曾高度概括驴的一生：年轻时当苦力，干不动了就被屠宰，贡献肉和皮。可随着农村机械化普及，驴的“苦力价值”逐渐消失，只能转型为“肉畜”。但驴的生物特性，决定了它的养殖收益远低于猪、牛、羊。

从“苦力优势”来看，驴曾是极佳的“经济适用型畜力”：力气虽不如牛，却比牛灵活；奔跑速度不如马，却比马耐力强、更温顺，能驮着重物跑长途，且不易受惊；此外，驴不“娇贵”，吃杂草秸秆就能存活，饮水量也少于马和牛，在物资匮乏的干旱农村地区格外好养活。

驴的“历史地位”也不低：汉朝时沿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很快普及至全国；隋唐时期，不仅农村养驴，驿馆还提供驴供旅客使用（价格比马便宜），官府甚至将驴列为战略资源，颁布“禁屠令”，禁止私自屠宰，优先保障运输；直到上世纪，驴仍是重要畜力，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养驴被列为重点任务，目标5年内增加200万头，毕竟当时工业基础薄弱，汽车、拖拉机稀缺，多养驴能快速提升运力。

但随着经济腾飞、工业发展，驴的“竞争力”彻底输给了机器：单论畜力，驴可驮载50至80公斤货物、拉动300公斤左右的车辆，行进速度仅与人步行相近；而电动三轮车、农机等机械，载重可达500至3000公斤，时速30公里以上，不仅不会生病、不知疲倦，无需喂食铲屎，只需晚上充电。再加上汽车、摩托下乡、拖拉机普及，驴能做的活，机器都能做得更好、更快。

更糟的是，驴没有“转型优势”：不像马有高大帅气的外形，能与骑士文化、体育竞技结合，吸引游客体验；想靠“文化产业”突围，也缺乏足够的话题度。最终，驴只剩下“肉”和“皮”这两个价值点，可它的“肉畜短板”也随之暴露，生长周期长、饲料转化率低、繁殖能力弱，根本不适合规模化养殖。

驴与猪、牛、羊最大的区别是“没有胆囊”，消化吸收效率低，无法适应快速催肥的饲料，现代养殖仍以天然草料为主，导致养殖周期长达2至3年才能出栏；而猪、牛、羊仅需数月即可上市。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养殖周期越长，风险越高，养殖户担心辛苦养了两三年，要么出栏时驴价暴跌，要么驴中途患病死亡，最终血本无归。

繁殖能力弱更是“硬伤”：驴通常一胎一崽，怀孕周期长达12个月，哺乳期约6个月，一头母驴约3年才能繁殖两胎（即两头幼驴）；同样3年，母牛可产3崽，母猪更是能繁殖数十头幼崽。一边是“苦力岗位”消失，一边是“肉畜岗位”被嫌弃，愿意养驴的人越来越少，数量自然逐年下滑。

国内养驴缺口大，需要驴的企业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外，非洲成了主要来源地。全世界约5300万头驴中，2/3分布在非洲，当地因贫困、缺机械，仍大量用驴当畜力。2016年前后，国内一张驴皮售价3000至4000元，而非洲驴皮几乎“给钱就卖”，一张仅几百元，数十家中国企业和贸易商纷纷赴非采购（以驴皮为主，体积小、易运输、价值高）。

起初，这是“双赢”：中国企业拿到原料，非洲当地靠卖驴获得外汇，政府也乐见GDP增长。可几年后，非洲国家发现“不对劲”，驴的数量掉得太快了：肯尼亚驴存栏量直接腰斩，博茨瓦纳减少1/3。意识到问题后，非洲国家开始“保驴”：2024年3月，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峰会上，多国达成共识，对驴皮贸易实施为期15年的禁令，暂停向中国及其他国家出口，以保护本土驴群（类似渔业“休渔期”）。

不止非洲，我国另一大驴产品进口地巴西也断了货源：巴西曾有137万头驴（含90万头野生驴），出口中国后数量锐减，2019年只剩40万头，2020年便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驴的屠宰与出口。如今，中国企业将重心转向尚未禁运的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两国也吸取了前车之鉴：巴基斯坦有600万头驴，计划每年仅向中国供应20万头，对于国内巨大的需求缺口，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据业内人士估算，国内驴肉和阿胶的消费量，需要维持1100万头驴的存栏规模、每年屠宰400万头才能满足；可现实是，国内存栏量仅147万头，年屠宰量仅30至40万头，差额全靠进口。若进口渠道持续收紧，只能“减量+涨价”。

为改变现状，不少企业尝试“自救”：与科研机构合作，培育“多产、快长”的驴新品种；将驴血、驴奶包装成“新产品”推向市场。可效果寥寥：驴肉在我国肉食消费中占比不足1%，并非刚需；阿胶也争议不断，不少人认为是“智商税”，导致驴的科研优先级低、资源少，品种改良进展缓慢。

被寄予厚望的驴奶更是“遇冷”：企业将其包装成“液体黄金”，宣称“最接近母乳”，售价是牛奶的10倍，却被专家辟谣，驴奶与人乳成分差异显著，营养价值并不优于牛奶，最终在争议声中淡出市场。

折腾几年后，养驴产业又回到老路：养殖效率低、风险高、盈利依赖肉和皮，存栏量持续减少。对爱吃驴肉的人来说，未来驴或许会成为“奢侈食材”；而从“苦力功臣”到“稀缺肉畜”，驴的命运变迁，也折射出农业机械化、产业转型中的无奈。

若现代的驴能跨越时空与千年前的“苦力驴”对话：看到后辈每天在驴圈里“吃了睡、睡了吃”，唯一任务是长肉；再反观自己从早干到晚、累得麻木，或许会问“兄弟，你怎么不用‘上班’？”而现代的驴可能也会困惑：为何前辈能安稳活到“干不动退休”，自己一出生就被盼着快点长大，最终送往屠宰场？

驴与驴的悲欢，终究因时代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