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生产队真实情况，彻底粉碎生产队养懒汉，农民受苦的谣言

说起生产队这个词，年轻人多半觉得那是遥远的往事了。四十多年弹指一挥，曾经在田里挥汗如雨的那些人，白发都长出来好几茬，孩子们则大多数只在电视剧里见过“人民公社”这四个字。可到今天，遇到邻里唠唠嗑，生产队到底是个啥滋味，还是容易引起争论。有的人说：“一搞集体就养懒人，早就该各干各的。”但真要我说，这事哪有一句话说得清？里头不只鸡毛蒜皮，更有说不完的故事和人情冷暖。

那会儿，天光还没亮，村口的仓库场上就已经人影晃动——队员们像赶集似的汇成一股。不用大家临时争吵，昨天下午队长早把今天的活计分派得明明白白。生产队是讲究效率的，拖沓耽误活计可是要大伙埋怨的。干哪些地块、收啥庄稼，哪一片水田该插秧、哪个菜园要除草，队长心里都得有一本细账。

你以为队长轻松？错。一口气要盯好十来号手脚麻利的小伙儿，重活累活都指着他带头干。别人背一捆麦穗，他非得扛两捆，怕被人悄悄说他偷懒。有人打趣：“看队长背多少，我们就背多少，还少了？”其实有时候，队长们也跟自家媳妇唠叨：“这一年下去，裤腿都短了半寸。”可惜没人能看到他晚上揉着酸疼的肩膀抹药油——大家只关心明天一早还能不能按时开工。

工分，这是那道公平线，有点像今天单位的绩效评分。力气小的，活儿慢的，自然而然拿的少；哪个闹情绪混日子，分也少得很。队里有时明面上民主评定，每年头上老人小孩都得过一遍，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分就要往下减。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门儿清：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可别到年末发分红时栽跟头。

而说起生产队长怎么选，也是有门道的。村里人只服某些人——家底厚薄不看，主要得干事肯拼命，再有就是谁懂事务、能带头啃硬骨头。有人爱念书，有人会盘算盘，可真到了春耕秋收，还是得靠那几个被认准了的人顶大梁。早些年我们那里，一些队长十五六岁就上田里学着管活，有的人后来还进了县里的工业项目，成了“八大员”里的骨干。那时候，咱这片地，养活的人比旧社会多了差不多一倍。

不仅如此，看大寨、南街村，单靠“等靠要”可没那底气修出红旗渠。老一辈常说，那个年代，能站队里干满一天活的，大多都心里有杆秤。

再说农耕的事。当时镇上小学门口三个月都能听见拖拉机的轰鸣，因为一到三夏、三抢、三秋，就跟过节一样热闹。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互助基金，有点像今天的社区小额借款。有的家里手头宽裕，为队里放点“钱头”，谁家难熬了，下地干活却没钱买肥料，队长打个招呼就能先借上二十来块。要是回不来呢？其实也没人真逼着催，有的实在拿不出，第二年分粮分肉的时候扣点，也讲究一个“情分”。

我还记得我们那会儿种的麦子有好几样：小麦、大麦、元麦。大伙儿自己编顺口溜——“三麦三麦难超三百”，年景好的话亩产刚能冒上三百斤，差点的年头，男娃都跟着父亲为个双季稻忙到黄昏才吃饭。我们村靠近城边，种地花样更是多，油菜、棉花、番薯轮着来，就像家家小灶，什么都想尝一口。

说到瓜菜，每个院子都五花八门——有的钟情黄金瓜，皮薄肉厚，清晨割一刀，香香甜甜塞满整个屋子；有的偏好胡松瓜，嫩糯能下饭，吃得大家直呼“再多一点！”鸡鸭舍不得卖掉都是等下蛋，羊春生冬宰，至于猪和兔则看各家院子里有没有空地能腾出一块来。那时候物资紧张，谁家媳妇烧饭时都爱把麦片撒在大米上面，当个主食补肚子。剩下的就是看着家里小孩一天天长大，谁都不叫苦，只想着盼头。

有的年景收成一般，生产队先把好的留给国家上粮，剩下的才按人口、劳力年纪分；有一年水稻减产，听说南边的返销粮只够匀一点点，大家都得自己想法子。队里还自留了一部分供市区的蔬菜，有时候眼看着计划上市二千斤，结果去批发中心多了变剩菜，国家低价还给农民，家家户户动手，腌咸菜、晒萝卜干，院子里到处是晒粮食的香气。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我们一带，东边县城隔壁那个三类队，听说是三天两头有人推诿偷懒，干活没劲头，结果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可即便如此，清晨田地里唱歌的还是有，孩子们在水沟里捉鱼抓虾闹个不停。我们能回忆起的，多半是穷里带点乐子的纯真。再苦再累，晚上院子里一堆人喝茶聊天，谈天说地，到现在还让人念念不忘。

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这些，大概只会笑——谁还稀罕那点麦饭咸菜？可当年，咱们什么都短，亲情却长，心里一本账比谁都清楚。或许，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了，但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块“集体”的地方，哪怕只剩回声。

你说，这算不算是时代最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