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来了囤黄金？1929年美国：强制收购，囤黄金违法

一纸命令，让全国把金子交出来。1933年春天，美国真这么做了。

那是一段神经绷到断裂的日子。工厂大面积停摆，银行一夜关门，失业像雪崩。更糟的是，美元还被锁在金本位的铁律里。纸币要靠黄金背书，1盎司只能换20。67美元，不能改。大家慌了，拿着存款冲银行，想换成实物金。挤兑像抽干池水，黄金储备直线下坠，金融系统快喘不上气。联邦储备券也有黄金覆盖比例的硬性要求，一旦跌破红线，整个货币体系就会翻车。

罗斯福就任没多久，先宣布银行休假，清点账本，保住还活着的银行。随后把刀真正砍向了金本位的硬约束，目标很直接：别让黄金在民间睡觉，要让它回到国家账上，给美元留出喘息空间。

1933年4月5日，白宫签下第6102号行政令，私人黄金必须上缴。

这不是温柔劝导。规定很细，金条、金砖、金币、金证书都在内，首饰和工业用料例外。民众有大约一个月处理，交到联邦储备系统旗下的银行。银行要记录，要报告，谁敢协助藏匿就是共犯。执法背后不是一句话，是财政部、联邦储备、检察系统协同推进。

不交，最高罚1万美元，或十年牢狱。以当年的购买力算，这是今天十几万到二十万美元的级别。

震慑足够，配套也到位。先关门止血，再清点再开门，随后推进禁金令，最后用国会立法把制度钉牢。1933年3月9日通过的紧急银行法，为后续行政令提供法律地基。银行复工时，现金供应被重新安排，挤兑链条被切断。

官方后来给出一个规模：民间上缴约2665公吨。这已经非常巨大，足以重组储备结构。但一些研究者盯着美国铸币局自1933年至1939年的熔化统计，给出更惊人的推算，称累积熔化纪录接近一万八千公吨。是否全部来自民间，上下游口径是否完全一致，学界有争议，但可以确认的是，实际流入公库与官方对外数字之间存在明显缺口。

不管按哪套口径，收缴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系统性再国有化。

具体到个人，纽约律师弗雷德里克·巴伯·坎贝尔的遭遇，像一部现实教材。禁金令一出，他立刻去大通的前身银行，要求提走账上的五千盎司黄金。银行以命令为据，当场拒绝。他不服，上诉、起诉，案件立起来，媒体也盯上了。联邦检方注意到他，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进入程序。法官最终以技术瑕疵撤案，他躲过刑责，但黄金没回到他手里。

那五千盎司被政府按20。67美元一盎司强制收购，换成现金。

戏剧性在后面。1934年，国会通过黄金储备法，把黄金及黄金证书的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到财政部，同时把官方金价从20。67美元抬到35美元。这不是送福利，而是一次性重估，用更高的金价衡量同一份黄金，等价于美元立刻贬了约四成。上缴者拿到的美元，就在这一回合被稀释，财政部则拿到了重估差额，成立汇率稳定基金，用于干预外汇和金融市场。

这条路径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民间囤金，本质上让金本位下的货币乘数瘫痪。银行资产端缩水，负债端挤兑，黄金覆盖率逼近红线。政府如果不管，美元信用塌陷，连锁反应会吞掉实体经济。禁金令回收储备，等于把原本锁在家里保险箱的流动性重新激活。随后的重估，把货币约束放松，给通胀一点空间，让价格止跌，债务更可承受。

禁金令并非针对首饰或工业用金，真正要打击的是把黄金当“影子现金”囤在民间。

执法层面，抓重点而不搞地毯式突击。银行系统承担了大部分过滤任务，柜台前就把金证书、金币拦下来。海关和邮政也配合，拦截邮寄黄金的试图外逃物资。确实有人把金子埋进后院，或者熔成别的样子，短期逃过雷达。黑市存在，但报价很差，风险极高。再加上公众普遍经历了银行倒闭的惊吓，对坐牢的恐惧很真切，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交出。

1935年，最高法院在一系列“金条款案件”中支持废止合同里的金本位条款，这把司法层面的钉子也敲紧了。

把镜头拉远。禁金并非孤立政策，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以及最终放开私人持金连成一条线。二战后，美元对黄金定在35美元，外国央行能用美元换美国金库里的金，普通美国人却不能拥有。1960年代赤字扩张，黄金流出加速，1971年尼克松宣布不再用黄金兑换对外美元，体系转入纯信用。直到福特时代，国会通过法案，恢复私人持金。

真正生效的时间点，是1974年12月31日，美国民众才重新可以合法持有金条和金币。

很多人会问，既然后来又放开，当年何必那么狠。答案不在“是否爱民如子”，而在“当时的制度约束”。金本位像紧箍咒，既限制滥发，也限制危机处置。当经济陷入通缩螺旋，工资、价格、债务都在往下坠，政府需要把制动器松一松。禁金令加重估，就是把刹车松开，先保系统，再谈个体。你可以不喜欢这种手术刀，但那时的病灶，确实需要开刀。

再说回那个律师。要是他能把五千盎司藏到1934年的重估之后，再拿去卖，那账面收益会很可观。但这只是理论演算。现实是，他拿着法庭撤诉的纸走出门时，黄金已经不在了。拿到的美元，很快缩水。法理上，他不算输官司；财务上，他实打实亏了黄金的期权价值。

对于坚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这段历史是冷冰冰的反例。

细节还有很多。行政令给了少量例外，比如少数珍稀金币的收藏许可，和牙科、珠宝、科研的工业用金额度。额度小，手续繁，留给民间的套利空间极窄。银行间的黄金交易几乎清零，国际金流则通过官方渠道集中化。那些被熔化的金币，成了无差别的金锭，编号进入金库，部分在战争年代用于对外支付，部分成为布雷顿森林年代的制度底座。

监管的威慑也不只来自警察。你要使用美元体系，就要在银行留下痕迹，购买、存取、转账都会暴露。禁金令把“合规成本”抬得很高，使得大规模逃避难以持续。偶尔有新闻报道发现私藏，往往伴随税务问题、走私链条或欺诈案一起曝光。真空地带并不存在，只有风险曲线。

黄金在危机中能否避险，不是一个“是或否”的简单问句，关键在于谁制定规则、何时改变规则。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半个世纪，黄金像潮汐。有时它是锚，有时它是镣铗。禁金令让人看到一个不太被提起的维度：政策风险。你用黄金对冲通胀，用实体对冲金融系统，但政策本身也会成为另一种变量。变量足够大时，它能压过市场逻辑，甚至反向利用你的避险动作，为系统回收流动性。

也许这听上去悲观，但它只是提醒你看清结构。市场价格，反映的是买卖双方的力量；法律和制度，决定了交易能不能发生。1933年的美国，选择用制度重写交易的边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挤兑止住，金库回补，物价回升，结束通缩。代价也清晰：个人资产配置作为政策工具的牺牲品，被动参与了美元的再定价。

结论很简单也很刺耳：你可以信黄金，但别忘了谁握着秤。

今天再回看那纸行政令，感受可能复杂。它粗暴，却精确；它限制个人，却保护系统；它伤害收益，却换来复苏空间。历史从不提供零成本选项，只留下选择后的账本。读账，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