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挖出40多斤黄金，上缴国家后，专家却当场震惊

展览上突然发现少了三斤金子，这事把人都吓懵了。大家以为是偷的，结果真相跟想的完全不同。件事先从这里说起。

要把这事说清楚，得从时间倒回去。事儿发生在1970年秋天。10月5号，西安郊外何家村一处工地挖地基，工人铁锹一碰到硬物，刨出来一个陶缸。工头看着缸磕破一角，露出点金光，知道不能乱来，就叫人报上去。大家围着缸慢慢掏，金碗、银盘、玉器、玛瑙什么的，一件一件铺在地上，亮得刺眼。工头没私吞，把东西交给了上级。

几天后，陕西省博物馆的人赶到，专家们看了直发抖。判断这些器物属唐代，而且档次不低。10月11号又出土了第二个大缸，旁边还有只银罐。银罐里拿出来的是镶金兽首的玛瑙杯，这种东西来自西域，国产里少见。两瓮一罐一共出土上千件。整批金器合计14900克，银器195000克；换成当时的单位，是金器298两，银器3700多两。按当下专家的估算，这些东西价值大约相当于900到1000两黄金，折合铜钱大约3830万文。按唐代市价，一斗米约13文，这笔钱能买近300万斗米，差不多是十几万人的一年口粮。村里人没有藏私，全部交了上来。

东西进了博物馆，清理、登记、称重是常规工序。负责称那批金箔的考古学家叫韩伟，他做事仔细，先把泥擦干，吹开水分，再上秤。那时他记下的是11斤。时间到了1971年春展出前，再把这些金箔称一遍，秤盘上显示的数字只有8斤多，掉了将近三斤。差得不是一点半点。馆里别的藏品称重没问题，只有这批金箔跑了数。外人进不了馆，监控和出入权限都紧，线索一下子就指向了韩伟。馆里封锁，专案组来了，所有人先把目光放在他身上。有人怀疑他偷了，街坊邻居也开始背后议论。韩伟被叫去问话，晚上睡不着，甚至听见妻子含着泪问他是不是干的。那段日子，他几乎要散架了，像背了个大锅。

市委宣传部请了外面的专家来查。西北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的几位教授加入检测。他们把金箔放到显微镜下看，发现表面有无数微小的孔隙，金的纯度也没想象的高，估计只有六七成左右。教授们解释，古代做金箔的手法和现代理念不同，里面常常有空洞和杂质。空洞一多，就像蜂窝，能吸点水，表面擦不干净。

接着干脆做了实验来验证。取几片相近的金属薄片，浸在水里几天，取出称重，确实短时间内增重；把表面擦干放在室温下几天再称，重量慢慢降回去。再重复几次，几个月内称重曲线显示出缓慢下落。也就是说，刚出土带着地下水分，短期内数字看着多，等水慢慢蒸发，秤上的数字就会掉。专案组最后下结论：文物不是被偷，重量变化属于物理化学行为，不是人为取走。韩伟被证明无罪，那晚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红了——不是因为丢了东西，而是被怀疑的滋味和差点毁掉职业的恐慌。

清楚技术问题之后，学界又迁到另一个问题：这堆宝贝到底原本属于谁？何家村在唐代名叫兴化坊，属于长安城里的富贵地段。出土位置在兴化坊十字街西南角，专家们对比史料和器物款式，挨个排候选。有人说是邠王李守礼，他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喜欢收藏。但他去世时间和器物里个别晚期款式对不上；还有人提到京兆尹孟温礼，地位像个首都市长，但官秩似乎不够用纯金器皿。更被看好的，是掌管租庸调赋的刘震。租庸使握财政，有钱有权，最有可能拥有这种豪华收藏。史料记载，783年泾原兵变时长安混乱，刘震住在兴化坊，可能来不及把宝贝带走，只好埋起来。兵变平定后，他要么死了，要么不敢回去取，东西就这么睡了千年。

窖藏里物件的成色指向上层身份。里面有39种不同铸币，包括开元通宝，还有日本的和同开珎、波斯萨珊的银币，甚至东罗马（拜占庭）的金币，地域跨度从日本海到地中海。那只镶金兽首的玛瑙杯明显来自西域，好像贡品；还有鎏金舞马衔杯纹的银壶，壶身的舞马图案让人联想到唐玄宗时代的良马和宫廷歌舞场景。整体来看，这些东西不像普通百姓用的，更像朝廷或高官的收藏。

这些年，韩伟回到正常工作轨道，但人沉了些，做事更谨慎。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掘，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那次重大发现，也与他紧密相关。别人问他还记不记得何家村，他会点头，低声说过类似“文物既考验技术，也考验人”这种话。他的脸上，多了点被怀疑后的沉静。

现在，这批何家村窖藏安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灯光照着金银玉器，游客排队拍照，看热闹的多，真正注意到那张薄薄金箔上小孔的人少之又少。谁会想到，埋在地下的水分曾把称重数字弄得像过山车，把一个普通的大夫考古人推上风口浪尖？人们走走停停，光影一闪一闪，那堆宝物继续躺在那里，像个不会说话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