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师专毕业分到乡下初中，几个月没发工资，辞职后命运巨变

我叫陈剑锋，家在一个偏远的山寨，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个农妇。我从小就耳闻目睹父亲游村走寨帮别人做农具、打家具，每逢寒暑假我也会跟着父亲学木匠。但是父母都希望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能吃上商品粮，领国家工资。

1995年我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咱们县最偏的高岭乡初级中学。我坐着突突冒烟的农用车，手里拎着一只樟木箱子，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一本师专毕业证，几本翻卷了边的教材，还有我妈塞的一沓皱巴巴的毛票，说怕我刚上班手头紧。

到了学校才晓得，紧巴的不是手头，是日子。所谓的高岭初中，就六间砖瓦结构的教室，几间土坯房作为老师宿舍，每逢下大雨屋顶还经常漏雨。黑板是木板刷的墨，写起字来粉笔灰簌簌往下掉。

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攥着我的手说：“小陈啊，委屈你了，咱们这地方偏，条件差，但娃崽们盼着老师呢！”

我当时热血上头，拍着胸脯说：“校长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

头几个月，日子还算有奔头。我上两个班的语文课，还兼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娃崽们都乖，哪怕走几里山路来上学，也从没迟到过。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学校操场上跑步，吃完早餐后进教室督促学生早读。晚上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候改到半夜，肚子饿了，就啃两口的红薯干。

那时候盼着发工资，想着先给父母寄点钱，再给自己买件新衣服，至今我还是穿着读师专时的旧衣服。

可盼来盼去，每月十五日只等来出纳递过来的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他搓着手一脸为难：“陈老师，对不住，乡里财政紧，工资得再等等。”我点点头，没吭声，心里却凉了半截。

从别人口中，我了解到当时是财政包干的，全乡干部职工和老师的工资都是由乡里发的，有钱的乡就能按时发工资，没钱的乡就拖欠工资。

一百多块钱，够买啥？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够呛。接下来几个月，月月如此，每次问起工资，都是“再等等”“快了”。

我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鞋子底磨穿了，就用胶布粘一粘，食堂的菜天天是青菜豆腐，偶尔能吃上片肥肉，都觉得是改善伙食。

我爸托人带信来，问我工资发了没，家里想翻盖下漏雨的子。

我拿着信，蹲在学校后面的山坳里，狠狠抽了自己两耳光。我这个“公办老师”，连给家里帮衬点都做不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窗外的月亮，第一次动了辞职的念头。可一想到娃崽们上课认真的样子，想到老校长期盼的眼神，又把念头压了回去，我走了，娃崽们咋办？

转折出在冬天。那天下着冻雨，路滑得很，班上最瘦小的那个娃崽，叫黄金荣，为了赶早自习，摔下了山坡，腿摔折了。

我背着他往乡里的卫生院跑，泥路滑得很，我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得青紫，却不敢松开背上的黄金荣。

到了卫生院，医生说要先交押金才能治，我翻遍了全身，只找出五块三毛钱。我求医生先治病，医生摇摇头：“规定如此，我也没办法。”

我站在卫生院的走廊里，看着黄金荣疼得直哭，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那一刻，我彻底清醒了，我守在这里，连给娃崽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再热血的理想，也顶不住现实的巴掌。

回到学校，我向老校长递了辞职报告。老校长愣了半天，叹了口气：“我知道你难，不拦你，出去了好好干！”

离开学校那天，班上学生们都来送我，黄金荣拄着拐杖，把一个用红纸包着的鸡蛋塞给我：“陈老师，你以后还会来看我们吗？”

我摸着他的头，眼泪止不住地流，说不出话来，只能狠狠点头。坐上离开的三轮车，看着学生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心里暗暗发誓：等我混出个人样，一定回来帮他们。

辞职后，我先去了城市的工地。没技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搬砖、扛水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晚上躺在板房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可一想到黄金荣的鸡蛋，想到阿妈的期盼，我就咬着牙坚持。

工地上有个老木匠，看我肯吃苦，又懂点木工活，就教我做家具。我学得认真，白天跟着老木匠干活，晚上就对着图纸琢磨，不到半年，就能独立做些简单的家具了。

后来，工地完工，我跟着老木匠去了广东，在一个家具厂当学徒。那时候家具厂生意不好，老板总说要裁员。我怕丢工作，就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别人下班了，我还在车间里打磨家具，研究怎么把样式做得更好看，怎么把工艺做得更精细。

有一次，一个客户定制了一套实木家具，要求特别高，厂里的老师傅都不敢接，我主动揽了下来。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反复修改图纸，打磨细节，最后做出来的家具，客户特别满意，还介绍了好几个新客户。

老板看我能干，就把我提拔成了车间主管，工资翻了三倍。我终于能给阿妈寄钱了，还抽空回了趟乡下，给我原来学校的学生们买了新书包和文具，给学校捐了块新黑板。看着学生们围着新黑板欢呼，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可我没满足，我想有自己的工厂，想做出属于自己的好家具。

几年后，我凑了点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在县城租了个小厂房，开了自己的家具作坊。刚开始，生意不好，没什么客户，我就背着自己做的小板凳，挨家挨户去家具店推销。遭了不少白眼，可我不气馁，只要客户提意见，我就立马回去改进。

有一次，一个家具店老板说我的家具样式太老气，年轻人不喜欢，我就跑到广州的家具市场，蹲了一个星期，看最新的款式，记最流行的颜色，回来后重新设计，做出来的新样式，果然很受欢迎。

生意慢慢好起来，作坊变成了工厂，雇了十几个工人，大多是乡下出来的年轻人。我给他们开高工资，还教他们技术，让他们也能靠手艺赚钱。

二零零五年，我的家具品牌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了，我又想着回馈乡里，我出资为高岭初中添了新的桌椅和教具，还设立了奖学金，奖励那些学习好的娃崽。

那天，我又回到了乡初中，校长还是那个老头，只是头发更白了。他拉着我的手，指着教学楼说：“陈总啊，多亏了你，现在娃崽们的学习条件好了，好多师范毕业生都愿意来咱们这教书了！”

正说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笑着喊我：“陈老师！”

我愣了半天，才认出是黄金荣，他师范毕业，也回学校当老师了。

黄金荣说：“陈老师，当年你走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当一个好老师，教好乡下的娃崽。”

我看着他，又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学生，突然觉得，一九九五年的那场辞职，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开始。我没能在讲台上继续教书，却用另一种方式，圆了当初的梦想。

再后来，我的家具生意越做越大，在几个城市都开了分店，还把产品卖到了省外。但我始终没忘本，每年都会回乡下，给学校捐钱捐物，给村里的老人送米送油。

有人问我，当初放着公办老师不当，去工地搬砖，后悔吗？

我笑着说：“不后悔，路是自己选的，只要肯吃苦，肯坚持，在哪都能活出个人样。”

二零一五年，我的儿子考上了师院，跟我当年一样。他问我，以后想回乡下教书，好不好？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得很！乡下的学生需要好老师，你去了，要好好教，别辜负了那些期待的眼睛。”儿子点点头，眼神里的坚定，像极了当年的我。

如今，我快五十岁了，工厂的生意稳定，儿子也成了一名乡下老师。

有时候，我会坐在自己工厂的车间里，看着工人师傅们忙碌的身影，看着一件件精致的家具从他们手里诞生，就会想起一九九五年那个揣着毕业证的年轻人，想起农用车的颠簸，想起深夜电灯的光亮。

人生就像咱们走山路，曲曲折折，有上坡也有下坡，有平坦也有泥泞。但只要你不放弃，肯努力，每一次转身，都可能是一次重生；每一次坚持，都能离梦想更近一步。我很庆幸，一九九五年的那场“巨变”，让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活成了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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