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湖南女子带娃躲进深山，10年后形如乞丐，却上交16两黄金

1949年冬，湖南与湖北交界的深山里，一个形如乞丐的女人缓缓推开了县委办公室的大门。

她的衣角破烂不堪，怀里的孩子早已瘦得不成样子。

就在众人疑惑她是否来乞讨时，她却从破旧的棉衣中掏出了16两的黄金。

这个女人是谁？这16两黄金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上世纪20年代，湖南平江县的一条狭窄街巷中，一间低矮的破屋里时常传出“唰唰唰”的针线声。

屋内，年轻的涂正坤正俯身缝着一件旧袄，涂正坤出身寒门，父亲是个跑街串巷的手艺人，靠缝补衣裳养家糊口。

为了贴补家用，他四年学堂一结束便跟着父亲学手艺，可这位少年心中藏着的，从来不只是针线活。

夜深人静时，他会摸出几本发黄的《三国》《水浒》，对着煤油灯读得两眼通红。

直到28岁那年，涂正坤在一次集市上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那人言辞犀利，讲述着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和“穷人翻身”的可能性。

涂正坤眼前一亮，从此，那个为人缝衣的裁缝，悄悄变成了动员群众、组织武装的革命者。

在他一次次的奔波下，农会会员日渐壮大，连一向冷眼旁观的老财主都开始紧闭大门，不敢再随意盘剥佃农。

而真正让涂正坤在党内声名鹊起的，是那场“火烧团防局”的突袭战，他装成裁缝潜伏进去，而后一举缴获了十几支枪和数百发子弹。

这场战斗成了平江地下党的一桩“传奇”，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涂正坤与朱引梅相识。

朱引梅出身南江镇浆田村一个富裕人家，自幼读诗书、习女红，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千金”。

她原本该嫁入书香门第，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却因为家中遭逢变故，一纸婚约将她送入涂家当了“童养媳”。

她刚到涂家时，对这个只知针线、不善言辞的夫君并无太多好感。

可当她目睹他不畏权贵、甘冒风险送粮送药给农会时，心中却起了波澜。

有一天夜里，朱引梅偷听到涂正坤在屋后与同志密谋“平江起义”的计划，从此以后她决定同丈夫并肩而行。

1928年，平江起义爆发，涂正坤负责联络乡勇、组织攻势，他带着朱引梅走村串巷，召集乡亲筹粮筹兵。

一次小型突围战中，队伍被困山腰，他用随身携带的一床红枣色被子，拆成布料，绣上“战斗到底”四个大字，举在山顶。

当红旗飘起，士气顿时大振，突围成功，这面“红被旗”后来被收进湘鄂赣苏区文物馆，成为早期革命精神的象征之一。

从平江起义到后来的湘鄂赣游击战，涂正坤带着千百农民起义者，在深山密林中反复拉锯。

他从一个缝补褂子的裁缝，一步步走上了平江县委书记、苏区主席、新四军参议等要职。

1934年的一个冬夜，湘鄂赣苏区正处于抗日战争与国内政治风波的交汇点。

国民党表面谈合作，暗地里却布下刀光剑影，一手抗战，一手“溶共”。

作为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负责人之一，涂正坤白日里以新四军上校参议的身份接待各界人士，组织剧团宣传抗日；夜晚，则调度地下交通线，掩护秘密党员。

在他身边，朱引梅同样身兼数职：既是联络员，也是仓库保管者，更是每一位伤病员的“家人”。

当时通讯处的资源极度匮乏，药品紧缺到一粒止痛片都要反复掰半服用。

朱引梅不知熬了多少通宵，纺布缝衣、蒸米做饭，还要悄悄打听敌情。

1939年初夏，一次深夜密谈后，涂正坤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叠法币和几块沉甸甸的金条。

他将包递给朱引梅，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万一我不在了，这些要一分不少地交给党。”

朱引梅小心将黄金缝进贴身棉衣的夹层，从此将丈夫的嘱托穿在了身上。

几天后，通讯处忽然收到一纸紧急“会议”通知，涂正坤应邀前往。

那日黄昏，街巷枪声大作，硝烟未散，平江通讯处已成血泊，涂正坤刚走出数十步，便被敌人设伏击中，鲜血瞬间染透军装。

朱引梅当时正出门寻药，回家途中见四处乱象，直觉不妙，随即折返。

她没回自家门口，而是穿过邻居邓家的后院，手脚并用地扒开柴堆，将黄金与钞票藏入柴垛之中。

而她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幸好得房东太太庇佑，才存活了下来。

夜幕降临，通讯处的火光尚未熄灭，朱引梅穿着黑布衣，背着孩子绕行数十里山路，悄悄赶往丈夫老家与地下组织接头人汇合。

她带去了钞票，却未带走黄金，因为害怕太显眼，她将金条留在自己身边，每日贴身穿戴，哪怕再苦再穷，也不肯动一分一毫。

为了躲避追捕，朱引梅带着儿子躲进了深山，春天，她在竹林里采笋；夏天，在溪边挖藕；秋天捡野果，冬天靠树皮熬汤。

她的手掌早已裂开无数道口子，血与泥混在一起，干了又裂，裂了再结痂。

在这漫长的逃亡岁月中，她与外界几乎断绝一切联系，有一次，孩子因饥饿晕倒，她抱着他坐在山脚的草丛中，四周一片死寂。

她的双手颤抖着伸向胸前那块金属，只要拿去换粮，一顿饱饭便能救他一命。

可手指刚碰到金条，她就猛地缩了回来，她对自己低声念道：“那是党的钱。”

她将孩子抱紧，轻声哼起老家的摇篮曲，那曲调早已断断续续，但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渐渐学会了走路，说话，甚至能跟她一起摘野菜。

她常常教儿子背父亲的名字：“你记住，你爹叫涂正坤，是个好人，是共产党人。”

1949年夏，平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解放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就在这喜气洋洋的街景之中，一个披着破旧蓑衣、脚穿草鞋的妇人，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悄然走进了人群。

她就是朱引梅，她直奔平江县委办公楼，守门的年轻战士起初以为她是来求助的难民，客气又生硬地劝她离开。

可她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是来讨饭的，我找你们县委书记，有很重要的事。”

几分钟后，县委书记齐寿良走了出来，朱引梅冲他微微一笑：“齐书记，我是涂正坤的妻子，我来完成他临终前交代给我的任务。”

涂正坤，这个名字对齐寿良来说并不陌生，他是湘鄂赣苏区赫赫有名的干部，是共产党早期的基石人物，是“平江惨案”的牺牲者之一。

朱引梅从背篓中取出一件看不出原色的破旧棉衣，将衣服撕开，从夹层中一块一块掏出金条。

“这是12两黄金，是正坤牺牲前交给我保管的党的经费，我一分没动。”

她停顿了一下，随即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解开后，里面还有4两。

“这是我当年做童养媳时的嫁妆，这十年我没交过党费，也没为组织做贡献，就一起交了吧。”

说完，她轻轻地吐了口气，仿佛终于卸下了十年压在胸口的千斤重担。

齐寿良怔怔地望着眼前这名妇人，忽然觉得眼前的黄金比任何战功、任何报告都沉重。

他喉咙发紧，半晌才沙哑地开口：“朱同志，组织感谢你……人民感谢你。”

那一刻，她不是烈士遗孀，也不是受难十年的母亲，而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一个红色信徒。

齐寿良当即为她开具了收条，并派人将黄金安全送入县人民银行金库。

而后，他安排朱引梅重新恢复党籍，并为她在县委内找了一个后勤工作，让她与孩子在政府大院里安顿下来。

母子俩住进了县城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宿舍，房间简陋，墙面脱落，床是用木板搭成的，蚊帐上全是补丁，但比起十年里的流浪生活，这里像是天堂。

从此以后，朱引梅鲜少向人提起她交黄金的事，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报酬的要求。

每月的烈士遗属补助不多，但她从不浪费，也不攀比。

1995年，平江县政府推行机关住房改革，要求干部职工“买断”分配住房，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朱引梅因买不起房，险些无家可归。

省财政厅特批1.4万元，为她安置了一套住房，她在那间房里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1998年秋，朱引梅悄然离世，享年88岁。

她临终前仍反复叮嘱儿子涂明涛：“要做老实人，公家的钱，一分不能动。”

这句话，是她一生的信条，是她为儿子留下的最贵重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