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强建议中央收购黄金，周总理批示：请李先念同志多支持

1968年春，华尔街的外汇报价屏幕频繁闪红，美金对黄金的比价出现异动。这一波动，被远在北京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捕捉到。他认定：美元信用已现裂缝，黄金才是真正的压舱石。

彼时我国手中外汇并不宽裕，如何用有限的外汇换取最安全的资产，成了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难题。李强在反复核算数据后，写下约两百字的报告，核心只有一句：将可动用外汇换成黄金，趁低位布局。

周恩来收到报告已是1969年初夜深时分，他先翻到数字部分，眉头舒展。第二天上午，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开门见山：“李强的意见值得重视。”现场一片静默，随即展开讨论。数位经济、金融专家列出风险：外汇短缺、建设急需等等。李强不急，递上第二份补充资料，用手指轻点表格，“美元兑金已脱节，一旦美国停止金本位，我们手中美元会迅速缩水。”字句掷地有声。

争论持续三天，周总理敲下批示：“请李先念同志支持，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一句话定案。随后，国家银行系统秘密进入国际金市，用分散、隐蔽的方式收购。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夕，累计买入黄金约一百六十吨，成本远低于随后数年的市场均价。

李强为何能在风云暗涌的金融战场先人一步？答案要回到二十年代上海。那时他刚从南洋路矿学校毕业，被周恩来吸收进中央特科，负责交通科。一次行动失败，他趴在晦暗的阁楼里用蜡烛拆解缴获的报机，心中暗暗立誓：要将最前沿的科学武装革命。自学电讯工程、英文原版教材、破解电台密码，他把理科思维带进了政治斗争，也锤炼了对数字的敏锐触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强转赴延安，再到莫斯科学习无线电理论。毕业归国短短两年，他主持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网络；再过三年，红军长征途中，靠着他预先培训的报务员，延安与西北各根据地保持联系。技术与安全感紧紧相扣，他对“保值”二字有着近乎本能的执念。

新中国成立，他出任邮电无线电总局局长。1952年，毛泽东提名他兼任外贸部副部长，理由简单：“懂技术，会俄语，还办过交易所。”李强先是愣了片刻，旋即领命。他在莫斯科担任大使馆参赞期间，借助自己在学术圈的人脉，摸清了苏联出口设备的完整价格链，为我国节省大笔支出。回国后，他又牵头筹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

金融战只是他众多“跨界”中的一场。1973年，全球糖价暴涨，他判断泡沫已满，先在香港放出“国内将大量出口白糖”消息，引诱投机资本抛售。待价格跳水，外贸部立刻扫货，同时抛出化肥期货，双向获利。有人担心失手，他淡淡一句：“真金白银，落袋为安。”最终净赚外汇数千万美元。会上李先念笑问：“当初黄金那一仗，你底气从哪里来？”他答：“数据不会说谎。”

李强对细节的苛刻近乎偏执。翻译冯继成回忆，他常用计算尺逐行校对数字。一次汇报，冯继成口误把“二十三点七”说成“二十三点九”，李强轻敲桌面：“小数点移一位，后果会移十年。”这句提醒在外贸系统流传很久。

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前，他又提出“以贷款换技术”，打破零外债的传统观念，为引进先进设备铺路。同年，他敲定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被老友戏称“敢让汽水冒泡，也敢让黄金升值”。面对争议，他只回一句：“市场本无政治立场，只有价格和需求。”

1996年冬，李强在北京病逝。通讯设备嗡鸣不停，许多老同事在办公室自发默哀一分钟。不少人惊讶：这位曾经的交通科科长，居然也是顶尖的金融操盘手。其实答案早写在他亲手校订的笔记上：技术是工具，数字是语言，国家利益才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