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遇上唐诗：能否重建诗歌的黄金殿？

“十五五”规划的文本摊在桌上，一个个关于文化的数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产值、占比、融合、创新……这些坚硬而精确的词汇，构成了一幅通往“文化强国”的精密导航图。图纸很好，路线清晰，动力充足。可当视线越过这些现代治理的理性图腾，投向历史深处那片名叫“唐朝”的璀璨星云时，一个近乎天真的困惑产生了：我们能用规划芯片产业的方式，去规划下一个李白、下一个杜甫的诞生吗？ 问题本身，就像试图用游标卡尺测量一场暴雨的重量，用光谱分析仪解读一次心跳的深意。它暴露的不是野心的虚妄，而是两种文明逻辑在同一时空维度上令人愕然的相遇与错位。

盛唐，那是诗歌的“寒武纪大爆发”。没有文化部，没有作协，没有重点创作项目扶持基金。诗，是土人血管里的血，是将军剑鞘上的霜，是商贾羁旅中的尘，是僧侣蒲团前的香。李白写完“云想衣裳花想容”，可以拿去换酒喝；杜甫吟出“朱门酒肉臭”，知道可能得罪人，但骨头里的东西憋不住。那个时代的诗歌生产，是“生命驱动”的，不是“项目驱动”的。它的流水线是跌宕的命运，它的质检标准是直指人心的共鸣，它的KPI是能否在时间的长廊里激起回响。 开放带来混杂，混杂催生奇观。胡旋舞的节奏可能潜入乐府，龟兹的音乐改造着声律，边塞的烽火与江南的杏花同时成为意象。

这是一种文化生态的“热带雨林效应”——极高的多样性、激烈的竞争和偶然性，共同孕育出参天的语言奇观。宋朝人编《全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那只是幸存者的聚会，更多的早已湮灭。这种规模的、自发的、全民性的语言创造力喷发，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整个文明在青春期的一次集体抒情。

再看“十五五”的文化叙事。它建立在另一套强大的现代性语法之上：可预测、可管理、可量化、可优化。 这套语法在物质生产领域战功赫赫，当它转向精神生产时，却面临着根本性的调适难题。我们可以设定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目标，可以培育规上文化企业，可以打造数字文化应用场景。我们可以让诗歌登上灯光秀，嵌进旅游景区，做成文创产品，甚至用AI生成海量符合格律的句子。这些都属于“文化事务”，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产出看得见、摸得着、能入统计报表的成果。

然而，这一切围绕着诗歌的、喧嚣的“文化活动”，与诗歌最内核的那点“创造性火焰”——那种需要孤独、需要笨拙、需要与时代主流保持某种紧张感的灵魂劳作——常常构成一种滑稽的悖反。我们为诗歌搭起越来越华丽的舞台，但聚光灯下，真正具有精神重量的舞者却可能越发稀少。产业逻辑擅长制造“文化景观”，而伟大诗歌往往诞生于“精神荒原”。

这并非否定规划的价值，而是指出其天然的边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区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关心手段与效率（如何把事情做对），后者关心目的与意义（什么事情值得做）。“十五五”的文化产业蓝图，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它旨在将文化发展这件事，做得更系统、更高效、更具规模。 但诗歌乃至一切伟大艺术的巅峰，恰恰是“价值理性”的瞬间闪耀——它追问存在，定义美，锚定人类情感的价值坐标。用前者去直接生产后者，就像用最先进的流水线去定制一场流星雨，方向彻底迷失。你可以规划望远镜的数量和观测站的位置，但流星何时划过哪片天际，由更古老的宇宙法则决定。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文化抱负，在诗歌面前只能束手无策？绝非如此。关键在于进行一场战略位移：从试图充当“诗歌的制造商”，转变为致力成为“诗歌生态的保育员”。 宏伟规划无法预订天才，但可以努力避免扼杀天才；无法设计杰作，但可以精心养护可能诞生杰作的精神水土。

首要的养护，是保卫社会必要的“精神冗余度”。生态学中有个概念叫“边缘效应”，指在不同生态系统交界地带，物种多样性往往最高，生命力最为活跃。同理，一个高度饱和、一切都被赋予明确功利目的的社会，是诗歌的荒漠。诗歌需要时间上的“浪费”——那些不产生GDP的沉思、发呆与漫无目的的阅读；需要空间上的“缝隙”——那些不被商业逻辑完全殖民的咖啡馆、小书店和公共沙龙；需要教育上的“留白”——不是将唐诗宋词仅仅分解为考点，而是让孩子感受语言本身的光泽与重量。当整个社会像一部严丝合缝、追求最优解的机器时，诗歌这种“低效”而美好的“故障”，将首先被排除在系统之外。 规划的意义，在于在机器内部，为这种“故障”预留合法的、受保护的缓冲区。

更深层的养护，在于对“异质声音”的容忍乃至激赏。唐朝如果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杜甫，没有写“君生我未生”的无名窑工，其星空必将黯淡大半。他们都不是“标准品”。当前的文化产业，出于对传播效率和社会效应的追求，天然青睐那些安全、明朗、易于共鸣的作品。这本身合理。但危险在于形成单一的美学霸权，将所有晦涩、尖刻、痛苦、实验性的表达挤压至边缘，甚至视其为“不合格产品”。一个只有一种颜色的花园，无论规模多大，都是单调的。 文化的繁荣，本质是“范式的竞争”与“可能性的拓宽”。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扶持“主流”，更在于以包容的胸怀，为那些挑战主流、拓展边界的“支流”与“暗流”提供存活乃至壮大的机会。保护少数，往往是保护未来。

至于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它的角色急需祛魅。AI不是新时代的曹雪芹，它至多是超级“索引”和“滤镜”。 它能用惊人的算力遍历《全唐诗》，总结意象关联，模仿风格套路，生成无数工整的句子。但它的“创作”，是基于人类过往数据的概率组合，是“收敛性”的。而人类诗人的伟大创造，是在已有语言边界上的奋力一跃，是“发散性”的，充满了不可预料的错误与辉煌。让AI去写“举头望明月”，它能组合出无数变体，但它永远无法理解，第一个写下这句诗的人，抬头那一瞬间，脖颈的酸楚与心底涌起的乡愁之间，那根隐秘的神经是如何颤动的。技术最伟大的文化使命，应是成为我们与传统对话的“桥梁”而非“屏障”，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进入《春江花月夜》的时空，而不是浅薄地模仿它的外壳去生产文化快消品。

因此，直面那个天真的问题——答案豁然开朗：任何国家规划，都不可能“制造”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那是对文明神性的僭越。但负责任的规划，必须也必然能够做到：不让这个时代，成为诗歌精神的“冰河世纪”。 它的成功，不应用是否产生了“当代李白”来衡量（那是历史的偶然赠礼），而应检视它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语言的尊严、思想的活力与感受的真诚。是否让每一个可能的心灵，在遭遇存在的震撼时，还能找到恰当而优美的汉语来表达，而不是沉没于网络热梗的喧嚣与苍白。

诗歌的星河，自有其超越凡人规划的运行轨迹。李白的月亮，照亮过杜甫的茅屋，也照耀着我们的手机屏幕。“十五五”乃至所有关于文化的宏伟叙事，其最终极的浪漫，或许不在于它能点亮多少新的星辰，而在于它能小心翼翼地护佑好那片让星辰得以被看见、被理解的、深沉的“文化夜空”。 当我们不再焦虑于能否复刻盛唐的星座图，而是专注于让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保持仰望星空的姿态与能力时，一种属于未来的、陌生的、但同样动人的诗歌光芒，或许正在不可预知的角落悄然孕育。那光芒，将是我们留给千年后另一个“十五五”时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评论作者：易白，政府外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化学者、智库发起人及AI产业观察者；曾担任军队政工网《建言献策》频道编辑及报刊专栏作者、特约撰稿人，长期从事政策法规研究与公益普法；文艺创作“30年+”，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获奖百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