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给延安送13万两黄金，建国后为何仅是处长？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1952年初春，上海一场全市干部大会的气氛，闷得就像黄梅天。当组织部长念到那个决定时，台下响起一片压低的、倒吸凉气的声音——“黎玉同志，免去市委秘书长职务，改任上海市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市委秘书长到劳动工资处处长，这中间的落差，懂的人都懂。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后排那个清瘦的身影。

那是黎玉。听到自己名字时，他只是微微顿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慢慢地、仔细地整理了一下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的领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静得像一潭深水。

可这潭水底下，曾经翻涌过怎样的惊涛骇浪？ 就在几年前，他还是那个在山东大地上一呼百应，甚至能调动几十万大军的人物。更神的是，在延安最缺钱的那段日子，他硬是从日本鬼子眼皮子底下，给党中央“变”出了十三万两黄金，堪称我党的“头号财神爷”。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位传奇人物。聊聊他如何点石成金，又为何在功成名就之时，人生轨迹却急转直下，变得默默无闻。

要理解黎玉送黄金这事有多重要，得先看看当时延安有多难。

时间回到1938年，陕北的窑洞里，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正为一件最现实的事发愁：没钱。国民党答应给的军饷，扣扣搜搜，动不动就断供。根据地被严密封锁，物资进不来，战士们受伤了缺医少药，电台坏了缺零件更换。什么东西能打破封锁？只有一样——黄金。这玩意儿是硬通货，走到全世界都认。

就在这时，刚刚从延安开完会回来的黎玉，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他看到领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衣，伙食里见不到一点油腥。这位山东大汉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脑子里，却忽然闪过一道光。

他想起胶东老家，想起招远那座闻名天下的玲珑金矿。日本人为了它，喊出了“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的疯话。

“胶东有金矿，我们可以搞黄金，支援中央！”

回到山东，黎玉立刻把这个想法变成了行动。一场持续八年、惊心动魄的“黄金暗战”悄然打响。这可不是简单挖矿，而是在敌人刺刀尖上跳舞，手法之多，心思之巧，简直能拍一部大片。

第一招：自己动手，土法炼金。 在根据地边缘，党组织建起秘密金矿。没机器？就用大缸、木槽、麻袋布，党员刘文卿琢磨出土法“氰化炼金”，愣是把石头里的金子给“逼”了出来。

第二招：虎口夺食，武装劫金。 1941年秋，情报传来：鬼子有一批金精矿要从玲珑运到龙口港。黎玉大手一挥：“打下来！”胶东军区13团连夜设伏，一顿猛打，全歼押运小队，两千两黄金落入八路军的腰包。气得鬼子调集三千兵马扫荡报复，可金子早顺着地下交通网，溜得无影无踪。

第三招：蚂蚁搬家，矿工藏金。 在鬼子重兵把守的玲珑矿内部，地下党员组织矿工，把金粉搓进头发，塞进窝头，藏进棉袄夹层，甚至贴在铁锹把里。每天下工，鬼子搜身搜得再严，总有“漏网之金”。就这么一点一滴，汇流成河。

第四招：地下收购，争夺金源。 派人扮成金店掌柜、跑单帮的商人，在烟台、青岛等地建立秘密收购点，和日伪的黄金贩子打经济战，把民间散落的黄金收拢过来。

金子有了，怎么运？这才是最要命的一关。从山东到延安，一千五百里路，要穿过102道鬼子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线。

黎玉的办法，透着一种残酷的智慧：“化整为零，分段接力。” 把黄金熔成小锭，缝在特制的“黄金马甲”里，由最忠诚可靠的战士贴身携带，每人不超过五两。夜里走路，白天藏匿，用血肉之躯，铺就一条“黄金秘密交通线”。

运送途中，牺牲随时发生。1942年，一支运金队在微山湖被鬼子巡逻艇发现。队长李大同吼出那句话，代表了所有人的信念：“宁可牺牲，不可失金！”两名队员主动暴露，引开敌人，英勇牺牲，换来了黄金的安全。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山东根据地共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 这些黄澄澄、沉甸甸的硬通货，在关键时刻，换来了救命的药品、保密的电台零件、维系根据地的各类紧缺物资。周恩来同志曾动情地说：“山东的同志送来的不只是黄金，是雪中送炭，是党中央的生命线。”

很多人因为“黄金故事”记住了黎玉，但对他一手重建山东党组织，拉起几十万抗日队伍一事却知之甚少。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更早的1936年。当时的山东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和残酷镇压，几乎被破坏殆尽。全省上下，能找到的党员只剩不到五百人，而且像断线的珠子，散落各处。

这年春天，黎玉受北方局派遣，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只身潜入济南。他联络上仅存的两位同志，赵健民和林浩。第一次“省委会议”，不敢在屋里开，三个人跑到济南四里山的一片乱坟岗里，假装扫墓，低声交换情况。

这就是重建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成员三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黎玉就是那个重新点火的人。他扮成货郎，走遍沂蒙山区的沟沟坎坎；他组织“穷人会”，在胶东农村扎根；他深入煤矿，在工人中发展骨干。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山东的党员队伍，硬是恢复到了两千多人。

光有人还不行，得有枪杆子。1938年元旦，天寒地冻，在泰安的徂徕山大寺前，黎玉对着聚集而来的160多名爱国志士，庄严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今天成立了！”

这支队伍起家时寒酸得很，几杆老枪，几把大刀。但在黎玉“扎根群众、灵活游击”的方针下，迅速壮大。同年12月，党中央决定整合山东各地武装，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被任命为政委。短短几年，这支由山东子弟兵组成的队伍，发展到五个旅、八个支队，超过五万人，成了山东抗战的顶梁柱。

黎玉这人，眼光远，胸怀更广。1939年，党中央派徐向前、罗荣桓率领八路军115师主力开进山东。换做有些“地头蛇”，可能会担心大权旁落。可黎玉没有一丝一毫的“山头主义”。他干了几件让老帅们都钦佩的事：

第一，送精锐。 二话不说，把山东纵队里最能打的三个主力团，成建制划给了115师，兵力近万。

第二，出人力。 动员十万民工，给115师修营房、建医院、挖仓库，安顿得妥妥帖帖。

第三，给钱财。 从山东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里，拿出相当大一部分，支援主力部队。

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起来，还感慨黎玉“党性很强，胸怀坦荡”。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融合，让山东根据地飞速壮大，到抗战胜利时，这里已经是全国最大、最稳固的解放区：人口两千四百万，军队二十七万，党员二十多万。

论功绩、论资历，此时的黎玉，作为山东根据地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前途一片光明。谁能想到，他人生的惊涛骇浪，才刚刚开始。

转折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风暴的中心，是 “土地改革”。

山东的情况非常特殊。比如曲阜，有天下闻名的孔府，占有大量土地，佃户成千上万。怎么处理？又比如烟台、威海，很多渔民、盐民，家里根本没地，阶级怎么划？还有刚解放的济南、青岛，很多民族工商业者也兼有土地。

黎玉是从实际工作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主持山东土改，没搞一刀切，而是讲究区别对待：

对孔府，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征收多余，保留祭祀田”的办法，既动了地，也考虑了巨大的文化和民意影响。

对渔盐民，按渔船、盐田这些生产资料划分，不硬套土地标准。

对工商业者，尽量用购买代替没收。

这套法子稳扎稳打，效果很好：一千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了，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 后来的淮海战役，那句“小车推出来的胜利”，靠的就是山东这片坚实的土地和民心。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字上。1947年，全国土改风向转向“更彻底”、“更激烈”。当时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饶漱石，以及后来到山东的康生，全盘否定了黎玉的这套做法。

批判的帽子，一顶比一顶沉重：

“富农路线” ——说他保护富农，革命不彻底。

“地方主义” ——说他重用山东本地干部，排挤外来干部。

“山头主义” ——说他把山东搞成了独立王国。

这些帽子，大多扣得冤枉。说“地方主义”？黎玉提拔的干部里，外来红军干部占了大头。说“山头主义”？他给115师送兵送粮，何曾有过半点私心？

黎玉不服，在会上当面反驳：“请拿出具体的事实、时间、地点来！”但在那种日益炽热的政治氛围下，实事求是的声音，显得格外微弱。

摆在黎玉面前的，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如果据理力争，甚至顶撞到底，很可能导致山东党组织高层分裂，影响眼下迫在眉睫的战争大局（淮海战役正在筹备）。如果选择忍让，个人将蒙受巨大的不白之冤。

深思之后，黎玉选择了后者。他对身边为他鸣不平的老部下说了这样一句话：“古人都知道‘相忍为国’。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党的团结，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他主动做了检讨，请求离开工作了十三年的山东。这份在巨大不公面前展现出的忍耐与顾全大局，让人心疼，更让人肃然起敬。

1949年，黎玉随大军南下，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这已是从封疆大吏到地方大员，级别降了。但命运的考验，还没结束。

1952年，“三反”运动席卷全国。黎玉的“历史问题”被重新翻出来。虽然查无实据，但在“宁左勿右”的风气下，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处分：撤销上海市委秘书长职务，降为上海市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高级干部一路降到正处级，这个落差，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极为罕见。

消息传出，多少老战友扼腕叹息。但黎玉自己，却再次展现了惊人的平静。他到劳动工资处那间只有十二平米的小办公室报到，对前来安慰他的人说：“就算让我去当马夫，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

他说到做到。在这个全新的、琐碎的岗位上，他像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用三个月时间，跑遍了上海上百家大小工厂，了解工人真正的收入和困难。他主持制定了上海私营企业的工资条例，巧妙地平衡劳资利益；他推动建立工人医疗保障，让数十万普通劳动者受益。

一位老纺织女工多年后还记得：“那个黎处长，没一点官架子，在食堂跟我们一起吃饭。就是他给我们争取的夜班津贴，一个月多三块钱，能给孩子多买好几斤米呢。”

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八机部）担任副职，虽然回到了副部级，但与他历史上的功勋相比，仍是“大材小用”。他毫无怨言，像一头老黄牛，埋头耕耘。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背后，有他奔忙的身影；全国农机工业体系的建立，有他付出的心血。

由于早已离开军队系统，1955年全军大授衔，这位本该位列上将甚至大将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与所有将星荣耀擦肩而过。 许多人替他惋惜，他却一笑置之：“那么多牺牲的战友，名字都没留下。我们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经够幸运了。”

历史的公道，有时候来得特别迟，但它终究会来。

1986年，北京。病榻上的黎玉，已经是一位80岁的老人。当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一份文件送到他手中时，老人的手微微颤抖了。

那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正式撤销1948年华东局对他的一切错误结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为了这一天，他等了三十八年。

他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下，反复说着：“谢谢党，谢谢同志们……我可以安心了。”

七十五天后，这位忠诚、坚韧、饱经沧桑的老战士，安然离世。

又过了二十六年，2012年，中共上海市委也正式撤销了1952年对他的处分决定。至此，覆盖在他名字上所有的尘埃，都被时间一一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