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0年代马鸿逵走在美国大街上的罕见照片，曾带着7吨黄金逃美

1967年深秋的洛杉矶日落大道，梧桐叶落在积水坑上，发出啪嗒的声响。马鸿逵蹒跚前行，子大衣的下摆沾上了泥点，他并未留意。拍摄这张照片的华裔留学生后来回忆，老人嘴里不断念叨着“蒿子面”三个字，那是他老家河州的小吃，在整个洛杉矶找不到第二家。谁能想到二十年前独自行走的这位老者曾经是西北大地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马鸿逵携带7.5吨黄金逃到美国的时候便种下了孤独的因，1953年他借治病之机溜出台湾，行李中装着宁夏财政厅的铜印，自认为能够稳住漂泊的命运，到达旧金山码头时，海关官员将印章抛着玩耍且用英语调侃“中国将军的玩具真特别”，那时他呆立在那里，还是四姨太刘慕侠塞了美元才解了围，之后在洛杉矶郊外购买农场，偏要在马厩悬挂“宁夏督办公署”的木牌，结果雇来的墨西哥工人将其当作柴火劈了烧壁炉，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比财富丧失还要折磨人

我认为最为扎心之孤独是家庭崩塌所致。1962年圣诞，五姨太邹德一与华人教授离去，离开前将订婚金锁扔入泳池之中，马鸿逵蹲于池边打捞了一整夜，次日与女佣嘟囔锁芯生锈了，实际是说自己心已生锈。更为离奇之事是家庭法庭那一幕，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为争夺财产打官司，法官用英语宣读判决的时候，他得依靠翻译在耳边小声告知才知道自己成为被告，那种众叛亲离之荒诞比其当年在宁夏大堂判案更为厉害，起码那时惊堂木一拍，跪着之人还颤抖得如同筛糠一般。

真正的乡愁乃是凌迟。他花费大价钱于农场栽种沙枣树，称“闻到花香便如同回到河西走廊一般”，结果树苗全都被加州海风的咸涩所害死。有一回中秋喝醉，对着月亮演唱秦腔《下河东》，唱到“魂灵儿绕长安”那时候忽然掐自己的脖子干呕，女佣之后发现他吞服了安眠药，抢救的时候还紧握着从宁夏携带的黄土布袋。那刻骨铭心的思念，反倒应了他跟孙女所说的醉话“爷爷的江山在胃里，吐不出来，化不掉”

或许如此来看，马鸿逵的悲剧是权力反噬的典型事例。他在宁夏的时候能够更改黄河灌溉渠并逼迫农民纳贡，到了美国就连自家草坪的洒水器都调试不好。1965年农场破产的那一天，他瘫坐在摇椅里对着空处咒骂道：“老子当年签一个条子便能枪毙人，现在竟然连松鼠都驱赶不走！”邻居报警称他骚扰动物，这位昔日的“宁夏王”竟然躲进地窖发抖。权力这一事物，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比断了根的盆景枯萎得还要迅速。

语言障碍成了最为辛辣的讽刺。当年其嫌宁夏方言土，让官员学习北平官话，如今自己连点杯咖啡都如同哑剧似的比划。有一次在咖啡馆，女服务生将“sugar”听成“suicide”而要报警，急得他掏出金怀表去贿赂。后来其学会的唯一完整英语句子是“我的儿子是个说谎者”，专门用于应付讨债的律师。这种身份的颠倒，比任何政治批判都更具杀伤力。

临终前半年，他常坐在门廊摇椅上看着马路。当有儿童扔棒球砸到脚的时候，他还摸索衣兜想要赏银元，摸到空了才讪讪缩手。护士看到他偷藏餐厅糖包，解释说“宁夏的娃都爱甜”，其实糖包全都被他塞到枕下喂蚂蚁——他说蚂蚁搬家像是行军，能够梦回西北沙场。这种孩子气的执念，比嚎啕更显得凄惶。

1970年其濒于危殆之际，先突然以回族经腔诵读《古兰经》片段，继而改口呼喊“将我埋葬于河州”。守在病床边的六姨太赵兰香事后提及，他最后神志清醒的时候竟哼唱起一句陕北民歌“骑白马，跑沙滩，沙滩没有我家宽……”，那曲调夹杂着河州话与英语单词，好似一幅斑驳的文化拼贴画

那张街头留影像历史投出的锚点，照片右侧橱窗倒影里恰好有《洛杉矶时报》“阿波罗登月成功”的标题——人类正在征服宇宙的时候，这旧军阀连归乡之路都寻觅不到，或许极致的孤独并非失去权力，而是被时代碾成模糊的注脚，连思乡都显得不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