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路文廷：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的数字化转型：国际实践与本土启示

作者：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路文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1期

导 读：

本文旨在揭示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引言

数字技术正在重构全球新闻传播业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算法分发机制、数据驱动报道等新兴实践，对传统新闻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强调要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对数字型人才的巨大需求。据统计，我国当前数字人才缺口超2500万，且这一趋势仍在扩大，数字人才供需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1]。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却面临着媒介技术迭代迅速与教育体系更新缓慢的双重困境[2]。传媒业的职业认同与吸引力有所下降[3]，学生“就业出走”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新闻传播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势在必行，它既是对数字人才需求缺口的积极回应，又是解决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脱节问题、提升新闻传播核心竞争力与时代适应性的关键举措。

从国际视野来看，欧美及亚洲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院校在应对数字化挑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转型模式。系统考察这些典型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新闻传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流趋势，把握不同动力机制下的转型路径，进而为我国的实践探索提供借鉴。因此，本文立足国际比较视角，选取五所在新闻传播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以下核心问题：当前国际新闻传播专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哪些主要路径？这些路径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院校与市场三方力量如何协同推动转型？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旨在揭示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基于“三角协调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于1983年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是研究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重要理论框架，该理论通过对多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家权力、市场和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的博弈与协调在推动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中的作用[4]。这一模型为理解新闻传播专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首先，国家权力即政府主要通过刚性机制和柔性机制发挥作用。刚性机制指通过法律和政策对高校的专业设置作出制度性规范。当前我国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的依据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政策文件。柔性机制则包括通过奖励政策和资金补贴等手段，引导高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化专业结构。其次，学术权威在专业设置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校、研究机构及相关学术团体的决策与评估过程中。这些学术团体通过制定和更新学科专业标准以及开设相关的课程，确保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符合学术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其核心目标是争取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中的专业自主权和话语权，确保学术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学术力量的影响并非来自个别学者，而是通过学术机构的集体智慧，推动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的优化与创新。最后，市场象征教育消费者的意愿，反映着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或产品承接者的要求。市场包含两层内涵：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高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和供应机构先后与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产生联系。生源市场反映了学生的兴趣与职业预期，推动高校根据需求开设新兴领域课程以提升专业吸引力；就业市场则决定专业设置的实用性，并影响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提升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可雇佣性成为目前高校改革的重点。同时，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也为高校专业设置调整带来挑战。

在“三角协调模型”中，三个角分别代表政府、学术权威与市场三方力量的最大值，而三角内部区域则展现不同主体间的力量博弈格局。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高校定位的差异，三方力量在专业转型中的主导程度和作用范围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转型动力机制。

三、国际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三种模式

本文选取了5所在新闻传播领域排名靠前的高校作为典型案例，分别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案例的选择基于其典型性、资料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总体来看，这些院校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代表的数字素养提升，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职业能力重塑，以及以其他三所院校为代表的产业需求对接。

（一）数字素养提升模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作为以社会科学研究为核心的世界顶尖学府，以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刻洞察和多元学术传统著称，其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全球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5]。LSE媒体与传播系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素养教育为核心，强调学生对数字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理解和批判反思。其典型项目“数据与社会硕士”即MSc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Data and Society），聚焦社会数据化进程中的数据构建、管理及伦理问题，深入探讨数据对传播和社会目标的影响，着力培养学生应对数字社会复杂挑战的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该项目的课程体系包括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和学位论文三个板块。核心课程涵盖媒体与传播的理论与概念、媒体与传播研究方法、传播与社会中的数据，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选修课程则聚焦前沿议题，如技术与正义、数字媒体的未来、数据治理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课程设计涵盖社会计算、社交网络分析等多门数据科学方法论。

在教学方式上，LSE采用“专题讲座（lecture）+课堂教学（class）”或“研讨班（seminar）+课堂教学（class）”的互动模式。教师提供详尽的阅读提纲，要求学生预先研读经典文献、政府报告及学术论文。在讲座中，教师传授核心理论和方法，课堂教学则通过互动形式深化内容，学生表现计入最终成绩。如“技术与正义”课程通过研讨会、互动讲座、作业和短答题评估学生学习成果，探讨通信技术与正义及不平等的关系。课程需阅读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和Justice as Fairness等经典文献。这种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而非直接传授知识与方法。

（二）职业能力重塑模式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CU）新闻学院于1912年由普利策投资兴建，是全球老牌新闻学院之一，主持一年一度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该学院以专业的新闻教育而闻名，致力为报刊、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培养新闻工作者，课程设置紧密围绕新闻工作技能展开[6]。

在这一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数字化转型中延续其培养专业新闻人才的传统，同时又融入数据驱动和数字化技术元素。其中，学院于2018年推出的数据新闻学硕士项目（M.S. in Data Journalism）最具代表性，它通过实践训练帮助学生从数据和信息流中提取关键内容，满足数字化时代新闻报道对数据分析与解读的需求，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数据进行深度报道和讲故事的能力。

该项目以数据分析与叙事能力为核心，通过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数据处理问题的能力。课程覆盖数据清理、分析、报告生成等基础技能，并结合数据写作与叙事训练，帮助学生将复杂数据转化为清晰且有影响力的新闻内容。具体安排上，第一学期通过“报道Ⅰ”和“计算基础”等课程奠定新闻写作与数据分析基础，将编程逐步融入新闻训练；第二学期通过“数据工作室”和“数据写作”等项目式课程，训练学生从数据获取到分析与展示的全流程能力；第三学期则聚焦于机器学习和新闻历史，结合经典案例，提升学生的数据叙事能力。

（三）产业需求对接模式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UHK）新闻与传播学院均以对接产业需求为核心，但在具体实践中，三所院校展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

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由出版业巨头沃尔特·安纳伯格（Walter Annenberg）于1971年资助创立，以跨学科研究、全球视野和数字媒体创新为特色，专注培养传播、新闻、公关及公共外交领域的未来领导者。学院开设传播数据科学硕士（M.S. in Communication Data Science）、数字媒体管理硕士（M.S. in Digital Media Management, Online）以及数字社交媒体硕士（M.S. in Digital Social Media）等专业，以应对数字传播和社交媒体领域的挑战。其中，传播数据科学硕士专注于培养学生运用数据和理论制定沟通策略的能力；数字媒体管理硕士注重培养行业领导力与决策力，强调营销、战略规划等能力；数字社交媒体硕士聚焦社交平台运营与在线社区管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

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创建于1992年，以跨学科研究为核心特色，专注于传播学与信息学两大领域。其学术成就获得国际认可：在2025年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学院的图书馆与信息管理专业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学院凭借信息学与传播学并重的优势，在当前的专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积极将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进行整合，致力于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其中，信息系统硕士（MSc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SIS）项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在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维护和管理等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实践技能。课程体系覆盖软件开发、人机交互、系统和服务管理、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模块。学院还与新传媒集团（Mediacorp）等企业合作开设互动课程与实习计划，以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行业洞察力和就业竞争力。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始创于1965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传播教研学术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以提升媒体经营与内容商业化水平。面对新媒体时代传统内容生产边缘化的挑战，学院以新媒体理学硕士（MSc in New Media）为代表，通过课程设计聚焦新媒体内容的设计、开发与管理，强调技术与商业模式的结合。核心课程如“新媒体生态”和“新媒体商业模式与创新”引导学生理解内容生产的价值链与经济模式，掌握将内容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技能。

综合而言，这三种转型路径虽在具体实践上有所侧重，但本质上都围绕新闻传播专业的“能力重构”展开。LSE强调通过数字素养提升培养认知与思维方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通过培养记者实际操作能力，而USC、NTU和CUHK则结合行业需求培养复合型人才，构建教育与产业对接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四、动力机制：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三方力量

依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五所高校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政府、市场与院校三方主体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受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高校定位影响，各主体在专业转型中的主导程度和作用范围存在差异，形成了院校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驱动型三种动力机制。

（一）院校主导型：学术自主与院校特色的双重驱动

院校主导型强调院校在专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驱动作用。LSE媒体与传播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均属于院校主导型，但二者在力量分布与运作机制上有所不同。

LSE的转型是以院校为主导、政府为保障、市场为补充的多元动力机制。院校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英国高校数百年来享有学术自由和治理独立传统[7]，为教育创新提供广阔空间；二是院校转型深受“费边主义”理念影响，强调通过教育与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其专业设置也兼顾学生技术能力与人文关怀；三是其专业设置流程体现严格性与科学性，新专业开设需经内部专家和外部专家反馈，最终经课程子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施[8]。除了院校外，英国政府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资金支持，为高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一方面，英国政府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建立了院校审查制度[9]，制定包括学术资格框架、学科基准和专业规范在内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创新基金”（HEIF）提供经济支持，助力高校开发创新性课程。该基金投入2.6亿英镑，支持包括LSE在内的研究型大学开发创新性课程内容，以促进知识交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10]。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是院校主导型的典型案例，其转型呈现院校主导与市场辅助的力量格局。学院延续专注新闻教育的传统，始终围绕新闻教育开展数字化转型。新增专业设置流程由院校主导：学院首先组织课程提案，并由课程指导委员会（COI）或课程委员会（CC）审核，通过后提交至学术项目审批系统（APAS）。经院长批准后，提案进入大学层级的审议阶段。若提案涉及新增学位类别，还需经校董事会批准，并向纽约州教育部门申请授权[11]。这一多重评估流程确保了新专业的学术质量和学校使命的一致性。市场力量在课程设计中发挥需求导向作用。例如，数据新闻学硕士项目通过整合数据分析与新闻写作技能，针对行业对数据驱动报道的需求进行实践性教学设计。政府作用相对次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专业设置符合纽约州教育部门的授权标准及相关政策要求，而非直接参与课程内容或教学规划的制定。

（二）政府主导型：战略引领与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势

政府主导型指的是在高校专业设置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监管机制发挥核心推动作用。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均属于此类。

在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数字化转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为战略引领、政策推动和财政支持。首先，学院的转型路径紧扣行业需求，与新加坡“智慧国”（Smart Nation）战略高度契合。其次，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计划，如拨款1.2亿元的人工智能科研计划（AI for Science）[12]，推动学术研究与行业需求相结合，促进教育体系的数字化创新。最后，政府以高额教育预算为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据新加坡财政部数据，2023年其教育预算达146.8亿新元，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14%，为高校的课程开发、科研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13]。在此背景下，学院积极响应政府倡议，与新传媒集团、公关公司APRW等企业深度合作，提升教学水平与学生可雇佣性。需要说明的是，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转型还得益于新加坡自2000年起推行的大学自主化改革。这一改革赋予高校更多管理灵活性与自主权，使其得以根据行业需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与研究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属于政府主导、院校与社会合作模式。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专业发展和院校定位深受政府政策引导的影响。作为港府资助的8所公立大学之一，该学院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财政支持，积极对接社会需求，推动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的结合。在2022—2023年度财政预算中，港府拨款632亿港元作为经常性资助，支持公立大学在创新课程与人才培养上的战略发展[14]。同时，学院深化与行业的合作，通过课程创新、研究项目及实习计划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以实现学术与行业的融合发展。

（三）市场驱动型：需求导向与产业协同的灵活机制

市场驱动型指市场在高等院校专业设置数字化转型中起主要驱动作用。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的驱动机制就以市场为核心动力，以院校为重要支撑。

市场在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专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体现在专业设置的需求导向、资金支持的多元来源、地理优势的产业联动等方面。首先，该学院的数字化转型紧密对接行业需求，推出了传播数据科学硕士、数字媒体管理硕士和数字社交媒体硕士。这些项目涵盖传播学、大数据及数字领导力等内容，体现了学院对泛媒体行业需求的敏锐把握和灵活响应。其次，南加州大学作为美国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学费收入、捐赠基金、政府资助以及企业合作收入等。这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学院与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合作设立的媒体影响奖学金，资助对电影娱乐行业有兴趣的研究生，进一步推动了学术与行业需求的融合[15]。最后，凭借位于洛杉矶的地理优势，学院与硅谷、好莱坞等产业中心保持紧密联系。通过与IBM、谷歌、华纳兄弟、索尼影业及Spotify等企业的合作，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行业实践机会[16]，如“Maymester”系列职业探索项目组织学生走访旧金山和纽约的多家科技、娱乐及媒体公司，促进学术与实践的结合[17]。

尽管市场起主导作用，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延续注重泛媒体教育的传统，致力于培养跨学科背景人才，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以及广告、公关和管理等与媒体相关领域。此外，西方高校普遍享有较高办学自主权，能根据学术发展目标及地区经济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学院新增专业流程从提案发起到课程内容学术审查均由院系发起，经严格审查和批准程序，确保新设专业符合教育目标和战略定位[18]。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高等教育的发展由政府、市场和院校三方力量的互动决定，三者权力分配的不同组合塑造了差异化的转型动力机制，而五所高校的数字化转型恰恰分布于该模型的不同区域（见图1），体现了从院校主导到政府引领再到市场驱动的多元化力量博弈格局。其中，LSE媒体与传播系的转型以院校为主导，政府提供保障，市场为补充，靠近代表“院校”的角，并落于“院校—政府”区域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呈现院校主导、市场辅助、政府次之的特征，因此其位置更靠近代表“院校”的角，同时落在“院校—市场”区域内；NTU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和CUHK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转型由政府主导，前者因自主化改革落在“政府—院校”区域，后者则更偏向“政府—市场”；USC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则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动力，因此更靠近代表“市场”的角，同时美国高校具有较高的办学自治权，其落在“市场—院校”区域内。

图1 5所新闻与传播院校在“三角协调模型”中的位置

五、转型启示：构建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本土方案

本文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运用“三角协调模型”系统考察了五所代表性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提升、职业能力重塑和产业需求对接构成三种主要转型路径，反映了院校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驱动型三种动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LSE强调的数字批判能力、哥伦比亚大学注重的数据实操技能，还是NTU等院校对接的产业实践需求，其背后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数智技术重构新闻生产的背景下，重新界定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结构与价值坐标。

当前，数智技术的迭代演进正在重构新闻传播的生产模式与教育逻辑。国际经验揭示的三方协同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更关键的是我国如何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创新。

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来看，其学科专业设置有两个特点，一是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与特定职业领域密切相关，面向包括新闻媒体、广播影视、公关广告、编辑出版、舆情分析等在内的泛传播行业，二是学术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有较多交叉，政治传播、国际传播、传媒经济与管理、媒介伦理法规等都需要其他学科领域的支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2年印发了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目录调整主要面向国家重点行业、科技前沿、治国理政、中华文化等，明确体现出高层次人才培养服务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比如在新增的一级学科中，“中共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组织传播、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直接相关，“纪检监察”与舆论学、风险及危机传播、政府形象研究等直接相关；在新增的专业学位中，“国际事务”与国际新闻、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公共关系直接相关，“数字经济”与媒介经济和广告直接相关。这说明，新闻传播学基于新闻传媒职业发展形成的知识体系，正在与中国社会发生新一轮的深入交互。从学科目录变化来看，新闻传播学科的增长点在于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舆论学、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等细分领域值得进一步在学术研究、课程教材、社会服务方面与中国国情结合，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方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在政府方面，应建立新闻传播教育与科技发展、国家需求的联动机制，定期研判人才需求和更新学科专业内涵，围绕“新闻传播学专业如何数字化转型”制定专门方案。针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主要推动了三项工作，即“部校共建”办学模式、“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教学内容[19]。这些制度性安排在深化部校协同育人、提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强化新闻传播教育的价值守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革命加速对传媒行业生态的颠覆性重塑，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部署，新闻传播教育也面临着更新、更高的发展标准与转型要求。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力量应积极开展针对新闻传播学专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与监督，在明确人才培养标准与专业设置规范的同时，赋予院校更大的专业设置自主权，激发其改革创新活力。第二，在院校方面，应突破“技术拼接”的表层改革，实现“能力重构”的深层变革。这要求院校不仅要在课程中嵌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算法伦理、数据可视化等前沿模块，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引领，在培养目标上兼顾数字技能、数字素养与新闻使命三个维度，确保技术赋能与价值坚守的统一。同时，针对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部分存在的课程体系与行业现实脱节[20]、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融合不足[21]等问题，院校需深化与主流媒体新媒体中心、省市区融媒体中心及内容技术平台的协同，打通理论教学与业界实践的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的数智化生产场景中锤炼专业能力。第三，在产业方面，媒体行业和内容技术平台应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介入，将自身的技术资源、数据平台和项目经验向教育端开放。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制化课程、以赛代训等方式，将行业前沿需求精准传导至人才培养环节，形成知识传授、场景体验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校媒协同育人生态。这种协同不仅体现在课程共建层面，更应延伸至人才评价、质量反馈与持续改进的全流程，确保培养出的人才既能适应当下的行业需求，又具备应对未来技术变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方力量的协同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形成各具特色的组合模式。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统筹与规则制定中的体制优势，同时通过机制创新激发院校的学术自主性和市场的需求敏感性，避免政府力量过强导致的僵化低效，也避免市场力量过弱导致的供需脱节。唯有三方协同发力，才能在数智时代培养出既掌握数据分析、算法应用、智能生产等硬技能，又具备数字批判、伦理反思、社会责任等软素养，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在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案例的地域覆盖与类型多样性，深入追踪不同转型模式的长期效果，并关注三方力量在动态博弈中的互动机制与权力边界调适，以期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持续创新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供给与实证支持。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新闻传播教学体系优化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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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斌，路文廷.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的数字化转型：国际实践与本土启示[J].青年记者，2025(11):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