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传奇：一块玉石如何捆绑千年皇权命运？

公元前218年初春，一支由六驾豪华副车环绕、旌旗蔽日的庞大车队，正缓慢行进在阳武县博浪沙的狭窄官道上。突然，随着一声破空厉响，一个重达百二十斤的巨型铁锥从山坡树林中呼啸飞出，精准砸中了队列中的第二辆马车——那是秦始皇的副车，车厢在巨响中化为碎片木屑。

灰尘弥漫中，护卫武士冲向山坡，却只找到丢弃的器械。策划这场刺杀的，是后来成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

他倾尽家财，招募到一位能使动如此重型兵器的力士，在精确计算了车队行进节奏后，掷出了这惊天一击。秦始皇幸免于难，但这场未遂刺杀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穿了他“天下一统、万民臣服”的幻梦。

遇刺事件过去不久，在咸阳宫的深殿里，秦始皇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皇权符号两千年的决定。他召来丞相李斯，下令将一块传奇宝玉——和氏璧，制作成一方象征天命所归的印章，这就是后世无数帝王梦寐以求的“传国玉玺”。这块宝玉的命运，从此与华夏大地的权力更迭死死捆绑。

时间回到三百多年前的楚国荆山。

那是一个普通的春日，楚国樵夫卞和像往常一样在山间劳作。忽然，他在一处被山洪冲刷过的崖壁下，发现了一块外观奇特的石头。石皮粗糙，但某些角度能瞥见隐约的光泽。卞和的父亲曾是宫廷玉匠学徒，他从小耳濡目染，直觉告诉他：这块顽石之内，必藏绝世美玉。

卞和决定将此石献给当时的楚国君主楚厉王。他背着石头徒步半月来到郢都，跪在宫门外求见。楚厉王召来宫廷玉匠鉴定。老玉匠只绕石三圈，用指节敲击数下，便摇头断言：“此乃普通山石，无玉。”

楚厉王脸色一沉。以石充玉，是欺君大罪。“斩其左足！”卞和在惨叫声中被拖出殿外。失去一只脚的他，拄着简陋木杖，带着那块被宣判为“石头”的玉石，一瘸一拐回到了荆山。

数年后，楚厉王去世，楚武王即位。伤口早已愈合但心灵创伤未平的卞和，再次燃起希望。他对自己说：“新君或有新眼光。”于是，已年近四十的他，又一次背着那块石头，跋涉到郢都。

历史仿佛重演。新任的宫廷玉匠——或许是出于对前辈权威的维护，或许是确实看走了眼——给出了同样的结论：“石也。”楚武王比其父更为暴躁：“斩其右足！”卞和再次被拖出时，已成为无足之人。

时光荏苒，楚武王逝，楚文王继位。此时的卞和已是个只能匍匐爬行的老人。他没有再前往郢都，而是抱着那块石头，在荆山脚下日夜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泪水流尽后，眼中竟流出了血。血泪浸湿了石皮，也震惊了过往行人。消息传到宫中，楚文王心生疑惑，派人前往询问：“天下受刑者众，子何哭之悲也？”

匍匐在地的卞和抬起头，双眼血红，声音嘶哑却字字铿锵：“吾非悲痛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使者将这番话及卞和的血泪之状回报楚文王。楚文王沉默良久，下令：“使玉人理其璞。”这一次，他指定了三位最有经验的老匠人，并要求当着他的面剖石。

殿中寂静无声，只有琢刀与石头摩擦的沙沙声。当外层石皮被完全剥离的刹那，整个大殿被一层温润如月华的光辉笼罩——一块无瑕美玉，静静躺在锦缎之上，其质地之纯，光泽之莹，见者无不屏息。

楚文王长叹一声，亲自为此玉命名“和氏璧”，以彰卞和之忠贞。卞和的故事，第一次在历史的石碑上刻下了一个真理：真正的价值，往往被粗糙的外表所掩盖。

获得和氏璧后，楚国将其奉为镇国之宝，珍藏于章华台深库。它平安度过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霸业，也见证了楚灵王“细腰宫”的奢靡，更在楚平王与伍子胥的恩怨中静静沉睡。直到战国中期，一场充满疑云的事件改变了它的命运。

史书对此记载模糊，只知在楚威王时期，和氏璧突然从楚国宝库中失踪。多年后，它竟出现在了北方赵国的宫廷。有野史称，是赵国斥巨资通过跨国商人网络，从楚国某位贪财的守库官员手中购得；也有传言说，是楚国在与赵国的某次秘密外交中，以玉为质。无论如何，当赵惠文王在邯郸宫殿中第一次见到此玉时，他立刻明白：这不仅是宝玉，更是烫手的山芋。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到了西方虎狼之秦。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遣使者送信至邯郸，信上只有一句话：“寡人愿以十五城易璧。”

赵国朝堂炸开了锅。给，则恐秦无信，城不可得；不给，则予秦开战口实，赵力不敌。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宦官令缪贤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这个出身低微却目光如炬的文人，带着玉璧和“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则完璧归赵”的承诺，西入咸阳。

咸阳章台宫内，秦王嬴稷接过玉璧，爱不释手，传示左右美人及大臣，却绝口不提割城之事。蔺相如看出秦王无诚意，上前一步：“璧有瑕，请指示王。”秦王将璧递回。蔺相如持璧倚柱，怒发冲冠，说出了那段千古名言：“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

秦王怕玉碎，假意答应斋戒五日后受璧。蔺相如却连夜派随从扮作商人，怀璧从小道潜回赵国。

五日后，蔺相如空手上殿，坦然面对秦王怒火：“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他顿了顿，直视秦王，“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秦昭襄王与群臣面面相觑。杀一蔺相如易，但因此坐实“暴秦无信”之名，失天下诸侯之心，得不偿失。最终，秦王苦笑一声，以礼送蔺相如归赵。和氏璧安然返回邯郸，而它承载的，已是赵国乃至六国士人最后的尊严。

时光飞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扫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俯瞰他庞大的帝国，嬴政心中却有一丝隐忧：武力可以征服土地，但如何征服人心？六国遗民，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私下里仍以“暴秦”相称，认为秦不过是恃强得国，非“天命所归”。

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始了一系列旨在构建“正统性”的宏大工程：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为了消除分裂的痕迹；修筑驰道、直道，是为了将帝国牢牢控于掌心；而最为隆重的是泰山封禅，那是向上天宣告受命的仪式。然而，他还需要一件具体的、可传承的、能象征“天命转移”的实体信物。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件在兼并战争中从赵国缴获的传奇宝玉——和氏璧。这块玉的历史太完美了：它出自荆楚，曾属南方大国；它见证过赵国的骨气，代表中原文明；如今归于大秦，岂非隐喻“天下一统，尽归于秦”？它跨越地域、承载历史，正是最好的“天命载体”。

始皇帝召来丞相李斯，这位小篆的规范者、帝国的设计师。他命李斯设计印文，并监督制作。李斯闭关三日，呈上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前四字宣告权力来源的至高无上，后四字寄托国运永续的终极理想。秦始皇颔首认可。

接下来的制作过程极尽考究。最好的玉匠被征召入宫，在严密监视下，依据“天子之玺方四寸”的古制，将和氏璧琢为玺坯。玺钮设计为交缠的五条螭龙，象征“五行相生，皇权循环”。

刻字采用当时最高工艺，鸟虫篆笔画间隐隐有金光流动（后世猜测可能填有金粉）。据野史笔记记载，在最后打磨阶段，一位老工匠因过度紧张失手，致玺身一角微损。正当众人以为将遭大祸时，秦始皇得知原委，竟未降罪，只命人以黄金补镶缺角，反而成就了“金镶玉”的独特美感。

当这方“传国玉玺”最终呈于秦始皇面前时，它已不再仅仅是和氏璧。它是一件融合了神话、历史、工艺与政治哲学的“超符号”。秦始皇为其制定了严苛的保管与使用制度：由符玺令丞专门守护，非祭天告庙、封策大典不得轻用。他相信，这方玉玺将伴随他的帝国，“既寿永昌”。

历史对始皇帝的愿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期待万世的王朝，仅传至二世便烽烟四起。公元前207年，刘邦军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奉天子玺符”出降。当那方温润又沉重的玉玺被交到刘邦手中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启了。

刘邦建立汉朝，将此玺尊为“汉传国玺”，奉于长乐宫神室。它安稳见证了文景之治的富足，也静默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之下，历经西汉十二帝，近二百年。

然而，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的野心打破了平静。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他派堂弟安阳侯王舜入宫，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他的亲姑母——索要传国玉玺。

这位年迈的汉家太后深知大势已去，但悲愤难抑。她将玉玺捧在手中，凝视良久，突然厉声斥责王舜：“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骂毕，她将玉玺奋力掷向王舜。

王舜慌忙躲闪，玉玺重重摔在殿中青砖上，崩落一角。太后泣不成声。王舜拾起残玺，默默退出。王莽得到这方残缺的玉玺后，命能工巧匠以黄金精心镶补缺角。这一摔一补，不仅留下了“金镶玉”的物理印记，更象征着汉祚的中断与修补，为玉玺增添了又一层悲壮色彩。

王莽的新朝如昙花一现。更始帝刘玄、光武帝刘秀先后持有玉玺，它最终重归东汉刘氏宗庙。东汉大部分时间，玉玺深藏宫禁，相对安稳。但到了东汉末年，它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奇幻漂流”。

公元189年，外戚与宦官的火并达到高潮。大将军何进被杀，司隶校尉袁绍率兵入宫诛杀宦官。大宦官张让、段珪等人劫持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混乱中，掌玺官员可能被杀或逃散，传国玉玺自此失踪。

它去了哪里？整整两年，杳无音信。直到公元191年，长沙太守孙坚率军讨伐董卓，进驻洛阳。某日，士兵在城南甄官井中打水时，发现井水颜色异常，遂下井探查，竟捞起一具宫装女尸。尸体虽已腐烂，但颈部系着一个朱红色的小匣。打开一看，里面正是那方失踪的传国玉玺，五龙交钮，金角灿然。

孙坚大喜，视为天命所归，欲秘藏之。但其军中多有袁绍旧部，消息很快走漏。时任盟主的袁绍闻讯，立即向孙坚施压索要。孙坚指天发誓：“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命运，数年后孙坚在攻打荆州刘表时，于岘山果真中伏，身中数箭而亡，时人皆叹誓言应验。

孙坚死后，玉玺被其子孙策为换取兵马，抵押给了袁术。袁术得玺后，野心急剧膨胀，竟于公元197年悍然称帝，成为众矢之的，很快败亡。玉玺落入曹操之手。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未称帝，他将玉玺“奉还”给了汉献帝刘协，完成了形式上的物归原主。但所有人都知道，汉室气数已尽，玉玺的象征意义，第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

公元220年，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在隆重的禅让仪式上，曹丕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传国玉玺。那一刻，他或许想起了父亲曹操的谨慎。

为了宣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篡夺，而是“天命”从汉室“禅让”于魏，他命人在玉玺肩部刻下六个隶书小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他想建立一个传统：玉玺可以传承，天命因而延续。

然而，这个传统只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公元265年，司马炎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逼魏元帝曹奂禅位。他同样郑重接过玉玺，并在曹丕的刻字旁，加刻了“大晋受魏传国玺”。玉玺肩部变得拥挤，也记录了又一轮权力更迭。

真正的混乱始于西晋的“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大将刘曜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传国玉玺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被送往匈奴汉国的都城平阳。此后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分裂、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方则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

在这一片混沌中，传国玉玺的踪迹变得扑朔迷离，甚至出现了“罗生门”式的多重记载。根据北方政权的史书（如《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玉玺一直在北朝传承：从前赵刘曜，到后赵石勒，再到冉魏冉闵。公元352年，冉魏被前燕慕容儁所灭，玉玺归燕。而前燕被前秦苻坚所灭，玉玺又入前秦。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玉玺据说被东晋将领夺回，送归建康。

但南朝的记载却隐含另一番叙事。东晋、宋、齐的官方文书虽声称拥有“传国玺”，但对其来源描述常常语焉不详，或归之于“收复中原所得”，或称之为“历代相传”。

有敏锐的史家指出，南朝朝廷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使用的玉玺，形制与古制略有出入，可能为仿制品。更为蹊跷的是，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宋时，并未举行从晋帝手中接受传国玺的公开仪式，这与曹丕、司马炎的做法大相径庭。

最大的疑点出现在公元497年。南齐政权曾隆重展示一方“古传国玺”，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得知后，遣使至南齐，直言不讳地质问：“彼之所称传国玺，真伪可知。朕宫中所有，乃承石氏、冉氏之正统，方为真玺。”此举引起轩然大波，但双方最终都不了了之。

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厘清。在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下，“正统性”是各方争夺的核心资源。拥有一方“传国玉玺”——哪怕是自制的、宣称的——对于凝聚人心、彰显合法性都至关重要。

玉玺本身真伪已退居其次，它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功能被无限放大。这个时期，玉玺完成了从“天命唯一信物”到“正统性重要象征之一”的蜕变。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与之前许多开国君主不同，唐初皇室并未高调宣扬获得了那方传说中的秦制传国玉玺。高祖、太宗时期，宫廷中使用的是“皇帝神玺”、“皇帝行玺”等一套八枚的玉玺，均为本朝新制，铭文如“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强调“德政”而非单纯的天命继承。

唐太宗李世民对此的态度尤为豁达。他曾与群臣讨论传国玺之事，言道：“朕闻始皇刻玺，欲传万世。然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他看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施行仁政、赢得民心，而非系于一方前朝古物。

这种务实而自信的态度，与大唐蒸蒸日上的国势相得益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没有古玺，丝毫不影响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

然而，玉玺的古老魔力并未完全消失。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登基称帝。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战。

公元697年，恰有地方官员进献一方古玉玺，称是千年古物。武则天大喜过望，不仅隆重接纳，更为此改年号为“神功”，大赦天下。这方玉玺是否为真，后世争议极大，多数史家认为是迎合政治需要的“祥瑞”之作。但此举本身说明，即便在空前强盛自信的唐代，传国玉玺的符号意义在特定政治节点上，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传国玉玺在正史中最后一次清晰亮相，是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之中。

公元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困守洛阳。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李从珂见大势已去，不愿受辱，更不甘将象征着天命正统的传国玉玺留给叛臣。

他召集皇室成员，沐浴更衣，然后怀抱着那方历经千年沧桑的玉玺，登上了皇宫中的玄武楼。楼下火光四起，喊杀声渐近。李从珂最后望了一眼手中温润又冰冷的玉石，下令举火。熊熊烈焰吞噬了楼阁，也吞噬了他和那方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自玄武楼大火之后，传国玉玺便从官方历史记载中彻底消失，转而进入了民间传说与后世帝王的寻梦之中。

北宋哲宗时期，咸阳农民段义称在耕田时掘得一方古玉印，上呈朝廷。经蔡京等一批官员鉴定，认定为秦制传国玺，举朝轰动，哲宗为此改元“元符”。

然而，以章惇为首的另一派官员则激烈质疑，指出其印文篆法、螭钮形态与古籍记载有出入，疑为仿古伪作。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定论，但此玺被收入宫廷。

元朝时期，宰相伯颜权倾朝野，曾将从各国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给下属刻制私人印章。如果传国玉玺当时真在元宫，很可能毁于这场浩劫。

明清两代，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发现传国玉玺”的奏报，但经皇帝与内阁大学士鉴定，均被断定为前朝仿品或赝鼎。乾隆皇帝更是将宫内收集到的多方所谓“传国玺”编纂成册，亲自题跋考辨，结论无一为真。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负责接收的京师警察总监张璧和学者李煜瀛，在清点文物时特意问溥仪：“传国玉玺何在？”溥仪一脸茫然地回答：“朕……我从未见过此物，宫里老人说，那或许只是个传说。”

传国玉玺究竟下落何方？后世主要有几种推测：

焚毁说： 最可能的结局。李从珂自焚的玄武楼大火温度极高，玉虽耐热，但黄金镶角必熔，玉石结构在急剧高温下也可能炸裂成数块，混于瓦砾，后被清理，无人识得。

陪葬说： 一种浪漫的想象。或许在李从珂自焚前，已命亲信将玉玺秘密带出，埋藏于某处，或带入陵墓。但历经千年战乱与地貌变迁，即便曾埋于地下，也早已无踪可寻。

流散说： 较为现实。可能在五代乱军中，玉玺被兵卒从灰烬中捡出，因不识其值，被当作普通玉器变卖，几经转手，最终被改制为其他饰品或器物，融入了民间生活的洪流。

现存说： 最激动人心但也最不可靠。总有人幻想它仍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等待重见天日。但考虑到它最后一次明确记载距今已逾千年，且其间中国历经无数浩劫，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传国玉玺的失踪，或许正是历史给予后世最深刻的启示。 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对天命象征的痴迷，也照见了这种痴迷的虚妄。那些真正奠定盛世基业的王朝——如不纠结于古玺的唐太宗，其合法性根植于海内晏清的德政；而那些仅仅依靠攫取一方玉玺便以为天命在躬的政权，如袁术之流，往往迅速败亡。

和氏璧的故事，始于一个普通人对内在价值的坚信；传国玉玺的传奇，终于一场烈火中对外在符号的殉葬。

这跨越千年的轮回，仿佛在诉说：真正的“传国”之宝，并非雕琢精美的玉石，而是那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明精神；真正的“永昌”之基，也非刻着“既寿永昌”的印章，而是那融入民族血脉的智慧、勇气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玉玺已杳，文明长存。这或许，才是这个故事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本文史料参考：

1.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韩非，《韩非子·和氏》，中华书局点校本。

3. 班固等，《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4. 陈寿，《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5. 房玄龄等，《晋书·载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6. 司马光，《资治通鉴》相关卷次，中华书局，1956年。

7. 李林甫等，《唐六典·符宝郎》，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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