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白金三品”辨析

西汉“白金三品”的记述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平准书》记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1]“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2]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3]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4]

西汉“白金三品”旧古钱谱录失载。上世纪末之前，人们对西汉“白金三品”的认知，也仅局限于上述《史记》的几则文字记载。下边笔者对有关西汉“白金三品”资料，以及研究情况叙述如下。

一、西汉“白金三品”研究概况

上世纪末，各地陆续发现与《史记》《汉书》记载的西汉武帝铸行的“白金三品”形态类似的铅质龙、马、龟形实物，引发了钱币界的关注与热议。多数研究者认为，各地出土发现的铅质实物，即是西汉武帝铸造的“白金三品”。

目前，钱币收藏研究对各地出土发现的三种不同形状的铅质实物形态，系西汉“白金三品”形态达成共识；对各地出土发现的铅质实物是否是汉武帝铸造的“白金三品”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上世纪绝大多数观点认为，各地出土发现的三种不同形状的铅质实物，即是汉武帝铸造的“白金三品”；反方因缺乏实物依据，论说显得软弱无力。

二、银、锡“白金三品”的发现及检测数据分析

自跨入本世纪以来，西安地区陆续发现银质与锡质“白金三品”8枚。其中银质马币3枚，银质残龙币1枚，锡质龟币4枚。

图1 银质马币 张吉保藏

图1银质方形马币，经检测含银量82%（数据见图1检测报告）。币长32毫米、宽30毫米、厚2毫米，重19.2克。“此币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西汉武帝陵墓附近，同时出土的有汉四株半两200余枚。”[5]

图2 银质马币 尹继全藏

图2银质方形马币，长32.5毫米、宽31毫米、厚2.2毫米，重21.9克。该币大小，表面颜色、包浆与图1基本雷同，背面隐约可见一“少”字印戳。“该币在同出的一脸盆半两钱（约30公斤左右）中偶然发现，半两大多为四铢半两，夹杂一些八铢半两”。[6]

图3 锡质龟币

图3锡质龟币，经检测锡含量高达到99.88%（数据祥见图3检测报告）。币长41毫米、宽22毫米，重10.56克。据称，该龟币出自西安市北郊渭河古渡河沙中。

图4 锡质龟币

图4锡质龟币，经检测锡含量99.64%（数据祥见图4检测报告）。币长42毫米、宽21毫米，重12.8克。据称，该龟币出自西安北郊。

图5 锡质龟币 西安金泉公司旧藏

图5锡质龟币，经检测锡含量96.76%（数据祥见图8检测报告）。币长42毫米、宽22毫米，重12.5克。据称出自安微六安。

图6 锡质龟币 王剑藏

图6锡质龟币，经检测锡含量90%。

图7 银残龙币 数独圈藏

图7银质残龙币，经检测银的含量74.71%（数据祥见图7检测报告）。据称该币出自西安。

除上述发现的银质、锡质西汉“白金三品”外，还发现银质马币一枚。该银质马币（见图8）含银量较低仅45 %（经检测其它成份含量，铅35%，锡10%，以及微量黄金）。

图8 银马币 王剑藏

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的实物伴随出土的钱币，以及实物银、锡含量测定数据，为定性断代提供了依据。

两枚含银量较高的马币都伴随半两钱出土，而铅质钱多伴随五铢钱出土。五铢钱铸行于元狩五年（前118年），依此可推断两枚银马铸于元狩五年之前，铅钱多铸于元狩五年之后。

以前对《史记》记载的“又造银锡为白金”理解为银锡合金，从发现的实物检测报告分析，西汉当时铸造的是银质与锡质两种材质的“白金三品” 。上述发现的4件龟币全是锡质，没有发现银质龟币，而龙币与马币没有发现锡质币，预示着西汉龙币与马币是用银铸造的，而龟币则是用锡铸造的。这仅是依据目前发现的实物检测报告作出的判断，可能有一定局限性，有待于新的发现与进一步研究。

另外，由于锡在温度低于13.2℃时，白锡开始向灰锡（暗灰色粉末状）转变，温度越低转化的速度越快。这一过程伴随约20%的体积膨胀，导致内部应力积累，最终使锡制品粉化。而且锡的这种物理特性还具“传染性”：已发生粉化灰锡会催化其他白锡的转变并蔓延。这种现象学界称其为“锡疫”。这也许是今天很难见到锡质“白金三品”的原因之一。现在发现的锡龟多是出自河水，受地下水沙封闭躲过了“锡疫”。图3龟币之所以品相极好，除因99.88%的高纯含锡量外，即是由于该币出自渭河，被封于河床底。

我国高纯锡矿自古出自广西的贺州，贺州产的优质锡成为历代皇室的贡品。锡因具有无毒防腐性能，在秦汉以前就属于仅次于金、银的贵金属，除用于铸造青铜噐及钱币外（锡能增强铜合金的强度韧性），主要用于制造贵族使用的奢侈品以及作为赏赐品。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锡”字常被用作“赐”的同义字，表示赐予的意思。从图1、图2龟币的检测报告反映出，这些高纯度锡应该出自少府，与《史记》的“少府多银锡”记载相吻合。

三、辨析

关于发现的西汉铅质实物性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辨析。

1 ）、从制度辨析汉武帝铸造铅质“白金三品”可能性。

从上面《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白金三品”属于高值货币，采用的银锡均属于稀有贵金属（锡在明代以前，因受开采冶炼技术限制，属于仅次于金、银的贵金属）。而铅在古代虽被广泛使用（铅能提高铜合金的强度和硬度，多用于铜合金），因其有害人体建康，质地柔软、易于磨损，加之提取熔炼相对容易，价值不高，远低于银锡及铜。为了不影响货币质量，汉代严格限制铅的配比量。即是汉文帝允许私人铸钱，对金属的配比有严格规定:“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7]铸钱不按照规定，敢加大铅量就属于作伪，要处以黥罪。

对于铅钱更是禁止流通。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中规定:“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8]从该条律令看出，西汉将铅钱列入禁止流通的范围，更难以想象国家会铸造发行铅钱。

2 ）、从治国理念上辨析汉武帝铸造铅质“白金三品”的可能性。

从上面《史记》记载可以看出，负责皇室财政收支的少府有较多的银和锡，于是汉武帝与大臣们商量铸造“白金三品”以解财政困难燃眉之急。这种因果关系合乎逻辑，若用铅铸造“白金三品”，何必称“少府多银锡”，一是逻辑不通，二是与治国的理念不符。

我国古代的治国理念是德治天下，施仁政行王道。所谓王道，强调施仁政以创建一个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使民安居乐业，民安则国安。 历史上的明君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岂能不懂得这些治国道理，不可能一边与大臣议定铸造银锡白金，一边却偷梁换柱实际铸造铅钱，干“挂羊头卖狗肉”苟且之事。退一万步讲，假如汉武帝干了这伤天害理龌龊之事，他会在晚年的罪己诏中进行反省，还会受到后人批评指责。然而汉武帝的罪己诏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未见有只言片语。所有这些，都说明汉武帝不会也不可能铸造发行铅钱。

3）《史记》记载的汉武帝铸造银锡“白金”，是司马迁笔误还是亊实。

从上面《史记》记载可以看出，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以后，出现了严重盗铸问题，吏民因盗铸金钱而被处死的人多达数十万，不被发现相互残杀者更是不计其数。自首获得赦免的人高达百余万人之多，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到盗铸人数的一半。盗铸白金在当时来说是重大事件，对于生活在当时的司马迁记忆犹新。因此，司马迁在编著《史记》记录铸造银锡“白金三品”这件事上，出现笔误的可能性很小。

“白金三品”铸于元朔四年（前125年）[9]，废于铸赤侧钱之后的“年余，白金终废不行”时[4]，共计铸造流通了10多年。“白金三品”废禁流通后，民间遗存大量盗铸铅质币，有可能部分作为冥币用作陪葬品，以至如今铅质“白金三品”多出自墓葬。

4）关于龙币铸造用途分析。

根据上述《史记》记述，“白金三品”唯龙币有名称，曰“白选”，实物背面铭有一圈外国文字并有“少”字戳印。“白金三品”中的龙币价值三千，属于高值货，贸易只能用于大额交易，普通百姓可能极少涉及大额贸易，国内流通更没有必要用外国文字铭写币文。外文设计币文，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以外国文字为币文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一定是写给特定国家使用的。我的研究认为，外文银币的铸造，与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汇报出使西情况，以及大宛国盛产汗血良马引起汉武帝兴趣有关。

张骞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到达大宛国后踏上了归途，并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我曾研究过“白金三品”的铸造年代，发表过有关文章，认为“白金三品”初铸于元朔三年至四年期间[9]，也就是在张骞回到长安之初。这不是巧合，我们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除了笼络西域诸国共同夹击匈奴外，还有购买乌孙、大宛国汗血良马的任务。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天子以为然， 拜骞为中郎将 ，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11]文中记述的这次张骞出使西域，携带了大量财物中有“金币帛”。那么，其中所带的“币”是什么样的钱币？什么材质的钱币？

《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12]“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13]“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14]

以 上摘选《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述形成一个完整信息链: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都携带着与博望侯张骞当年出使西域时，所携带同样多的金银货币丝绸；所去西域的几个大国多是使用银质货币；“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这一信息链所涉及的西汉钱币，无非是与西域流通的银质相类货币。西汉铸造的货币能与西域对接的银质货币，唯有“白金三品”的龙币与马币。令西域国家“益厌汉币”的，只可能是伪劣币。这与如今发现的含银量低的马币与西汉龙币、马币形态类同的铅质币有扯不清的关系。

出使西域购买西域汗血良马以及西域国的特产，所用货币要符合西域国家货币习惯，这是贸易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因此，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反映的信息分析，有外文的白金三品龙币“白选”，即是为西域贸易所设计。伪劣盗铸币的大量出现进入西域，导致了其后的“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局面。

四、小结

根据上述本世纪以来发现的银质龙币与马币，以及高纯度的锡质龟币，证实《史记》记载的汉武帝铸造银、锡“白金三品”无误。依据截止目前发现的西汉“白金三品”实物检测报告，西汉铸造的“白金三品”分别是银质的龙币与马币，以及锡质的龟币两种不同材质的钱币，而不是银锡合金币。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三十 平准书，1425页。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三十 平准书，1427页。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三十 平准书，1433页。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三十 平准书，1434页。

[5]张吉保:《再论“白金三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36页。

[6]张吉保:《陕西再次发现西汉“白金三品”之银质马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1年增刊，40页。

[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版，食货志，1153页。

[8]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 年，35页。

[9]王泰初:《论白金及皮币始铸年代》，《西部金融·钱币研究》1998年12期，2页。

[10]罗西章: 《扶风姜原发现汉代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6年4期。

[1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3168页。

[1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3162页。

[1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3170页。

[1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3171页。

作者：王泰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