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1935：黄金荣为何栽在一个“戏园子老板”手里？

深秋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臘路杜公馆内烟雾缭绕。杜月笙听完手下汇报，将雪茄在烟灰缸边轻轻一敲，火星在昏暗的灯光下四溅：“顾四这个苏北佬，倒是让黄老板尝到苦头了。”站在阴影里的管家压低声音：“要不要咱们出面……”杜月笙摆摆手，嘴角浮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戏台子上的事，让他们自己唱完这出——咱们，看戏。”

三公里外，福州路701号天蟾舞台的后台却灯火通明。老板顾竹轩一手拨着算盘，一手翻着账本，昏黄的灯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

账房先生凑近耳边：“顾老板，黄公馆的人今日又来收‘月规’了。”顾竹轩手中的毛笔在空中顿了顿，随即在账本上划下重重一道红杠：“传话回去，天蟾的规矩——我们自己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戏院从来不只是唱戏的地方。这座远东第一都市的霓虹灯下，每座戏台都连着江湖的筋脉。当时有“四大舞台”之说：黄金荣的共舞台、顾竹轩的天蟾舞台、许沅的更新舞台、周乾康的三星舞台。其中，位于福州路的天蟾舞台自1925年迁址扩建后，就成了沪上京剧的“金字招牌”。

黄金荣何许人也？法租界巡捕房出身，青帮大佬，上海滩的“土皇帝”。据《上海通志》记载，当时稍具规模的娱乐场所，每月都要向青帮缴纳“月规钱”——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生存的法则。

金额从几百银元到数千不等，视生意好坏而定。不交？明日便有流氓闹场，后日演员“突发急病”，再过几日消防署就来查封“安全隐患”。

可1935年秋，这个运行了二十年的规矩，第一次被打破了。

上海滩人人都知道顾竹轩的诨名——“顾四”。这个苏北盐城汉子，十六岁闯荡上海，从拉黄包车起家。凭着胆识和人脉，他渐渐在闸北站住脚跟，成为青帮“通”字辈人物。1921年，他盘下九江路的“天蟾茶楼”，1925年迁至福州路现址，改名“天蟾舞台”。

《申报》1934年3月有一篇特写这样描述顾竹轩：“此公面方口阔，眉宇间有江湖气，谈吐间却常引经据典。经营戏院，不似商人，倒似班主。”他不满足于只做个收租的老板，而是亲自参与剧目策划、舞台设计，甚至对演员的扮相都要过问。1934年，他斥巨资引进德国舞台机械，安装了上海第一个可旋转的液压舞台。

最让同行看不懂的是，这个青帮出身的老板，对旗下艺人出奇地好。包银从不拖欠，伤病亲自探望，逢年过节还额外封红包。他曾对朋友说：“江湖上讲‘义’，戏班子里讲‘情’。演员把魂儿都搁在台上了，咱们不能亏待他们。”

正是这份“不懂规矩”的情义，埋下了1935年那场风波的种子。

1935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黄金荣的手下第三次来到天蟾舞台。前两次，顾竹轩都以“账房先生不在”搪塞过去。这次来的是黄金荣的得力亲信阿三，带着四个短打装扮的弟兄。

“顾老板，黄先生让我带句话。”阿三皮笑肉不笑，“规矩坏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顾竹轩正在后台看周信芳排戏，头也没回：“回去告诉黄老板，天蟾的账目清楚得很。该交税的交税，该发薪的发薪，至于‘月规’——没这个预算。”

阿三脸色一变，正要发作，却见后台十几个武行师傅不声不响地围了上来。顾竹轩这才转身，递过一支烟：“兄弟辛苦跑一趟，这点茶钱拿去。”说着塞过几张钞票，动作自然得像是老友相见。

阿三走后，周信芳忧心忡忡：“四爷，黄金荣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顾竹轩拍了拍这位名角的肩膀：“信芳，你只管唱好戏。其他的，我来应付。”

黄金荣的确没让顾竹轩等太久。这位上海滩大佬使出了三板斧：

第一斧，官面文章。法租界工部局三天内连发三份检查通知——消防安全、卫生防疫、建筑结构。每次检查，顾竹轩都亲自陪同，文件堆起来足有半尺高。最后连消防署的法国督察都私下说：“顾先生，你的剧场比共舞台还要规范。”

第二斧，地面骚扰。9月初起，每晚开戏后总有“特殊观众”：有在台下大声猜拳行令的，有往台上扔瓜子壳的，最恶劣的一次，周信芳唱《徐策跑城》时，一只死猫突然从二楼飞下，正落在台中央。顾竹轩的反应出人意料——他非但没有清场，反而让戏继续，第二天在《申报》刊登悬赏启事：“捉拿肇事者，赏大洋五百。”更绝的是，他连夜请工匠在台口加装透明丝网，既不影响观剧，又能防人投掷。观众啧啧称奇，上座率不降反升。

第三斧，釜底抽薪。黄金荣开出三倍包银，要挖天蟾台柱李吉瑞。消息传来时，顾竹轩正在和李吉瑞对酌。这位武生名家放下酒杯：“四爷，我李吉瑞不是见利忘义之人。”顾竹轩却摆摆手：“吉瑞，你先听我说完。黄金荣给你多少，我照给。但我要加一条——天蟾今后所有武戏，你是总教习，每张票抽一分利。”

李吉瑞愣住了。这一分利听起来不多，但以天蟾的客流量，长远来看远胜三倍包银。更重要的是，这是把他当合伙人，而不是雇来的角儿。

1935年10月，秋风渐起，这场暗斗终于摆到了明面上。

黄金荣在《申报》连登七天广告：“共舞台特邀京津名角，全本《霸王别姬》，连演十场，场场爆满！”他不仅请来当红武生，还花大价钱定制了全新行头，项羽的盔甲上镶的都是真金箔。

顾竹轩的反应出奇地安静。直到开演前三天，天蟾舞台门口才挂出一块朴素的水牌：“特邀杨小楼老板，临别献演《霸王别姬》，仅此一场。”

消息一出，上海滩炸开了锅。杨小楼是何等人物？京剧武生泰斗，号称“武生宗师”，时年五十七岁，早已减少演出。戏迷们奔走相告，天蟾的票半天售罄，黑市价格翻了三倍。

演出的那个夜晚，成了上海梨园行多年后仍津津乐道的传奇。

共舞台那边，武打场面确实火爆，高台翻下、刀枪对打，观众喝彩声震天。可天蟾舞台这边，当杨小楼的项羽一出场，整个剧场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没有繁复的武打，没有炫技的高腔，这位老艺术家用一双眼睛、一副身段，就把西楚霸王的英雄末路演活了。

最经典的是“别姬”一场。虞姬拔剑时，天蟾舞台的灯光师配合着将全场灯光缓缓压暗，只留一束追光打在虞姬身上。剑落之时，虞姬的白色斗篷内衬突然翻出，化作一片血红——这个简单的机关设计，效果却惊心动魄。杨小楼的项羽没有嚎啕，只是踉跄后退三步，然后仰天长笑，笑声里尽是苍凉。

戏终人散时，许多观众还坐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

第二天的《申报》戏剧版，主笔用了一个罕见的标题：“昨夜，上海有两出《霸王别姬》：一出是戏，一出是魂。”

1935年11月的一个下午，黄金荣派车接顾竹轩到外滩汇中饭店。侍者引着顾竹轩走进包间时，黄金荣正背对着门，看着窗外的黄浦江。

“老四，坐。”黄金荣转过身，脸上看不出喜怒，“为了个戏园子，值得吗？”

顾竹轩不卑不亢：“黄老板，不是戏园子的事，是几百号人吃饭的事。”

黄金荣盯着他看了许久，突然笑了：“你知不知道，按江湖规矩，我可以让你在上海混不下去？”

“知道。”顾竹轩也笑了，“可黄老板更知道，真这么做了，江湖上会说您不容人。杜先生、张先生他们会怎么看？”

这句话点到要害。青帮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巨头表面和气，暗地较劲。黄金荣若真对同门兄弟下狠手，必落人口实。

沉默良久，黄金荣缓缓开口：“月规可以免。但我要个台阶下。”

顾竹轩心领神会：“天蟾今后每年拿出纯利的一成，成立‘沪剧艺人互助基金’，您来当理事长。逢年过节，咱们给老艺人们发米发油，报纸上一登，都是您黄老板的善举。”

黄金荣眼睛一亮。这主意妙——既保全了他的面子，又把钱用在了明处，还能博个好名声。

两人举杯时，窗外江轮鸣笛，夕阳正把黄浦江染成金色。

这场风波过后，上海娱乐业的生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其他戏院老板发现，原来面对青帮大佬，除了低头交钱，还有周旋的空间。虽然多数人仍选择“破财消灾”，但至少知道了另一种可能。

顾竹轩的天蟾舞台越发红火。1936年，他与周信芳签下长期合约，创造了连演187场、场场爆满的纪录。黄金荣也并未因此损失什么——他的生意版图早已拓展到鸦片贸易、赌场、房地产，戏院不过是冰山一角。

耐人寻味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两人的选择截然不同。顾竹轩以天蟾舞台为基地，组织抗日义演，所得全部支援前线。上海沦陷后，他拒绝与日伪合作，冒险庇护进步艺人。而黄金荣虽未公开投敌，却继续在日伪治下经营产业。

1949年春天，两人的人生轨迹再次交汇——都选择留在上海。只是这一次，黄金荣成了扫大街的“改造对象”，而顾竹轩因抗日时期的义举，得到了新政权的礼遇。

今天，当我们坐在天蟾逸夫舞台（原天蟾舞台）里，看着台上水袖翻飞、听着西皮二黄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戏院的水磨石地砖下，埋藏着一个时代的生存智慧。

顾竹轩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他“打败”了黄金荣——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真正打败青帮大佬。他的智慧在于，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找到了一种既保全尊严、又守住底线的生存方式。

他懂得江湖规矩，所以给黄金荣留足了面子；他深谙人性，所以用“艺人基金”把对抗转化为合作；他最厉害的是，始终明白戏院的根本在“戏”本身——所以他把心血都花在了请好角儿、做好戏上。当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征服上海时，黄金荣就输了，输在艺术的境界上。

这或许能给今天的我们一些启示：在任何时代，真正的竞争力永远来自专业、来自品质、来自对核心价值的坚守。江湖会变，时代会变，但那些用心打磨出来的东西，自有穿透时间的力量。

舞台上的灯光暗了又亮，一代代人来了又走。只有黄浦江的潮水，还像1935年那个秋天一样，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外滩的堤岸。

本文参考资料：

1. 《上海通志·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申报》1934-1936年戏剧版相关报道

3. 《上海戏曲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

4. 《顾竹轩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上海青帮秘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6. 上海市档案馆藏《法租界公董局档案》相关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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