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念念不忘的120两黄金失踪案，十八年后得以告破！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九四九年，百废待兴，毛主席却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叫到跟前，下达了一道非同寻常的命令：务必查清一桩发生在1931年的旧案——那笔从苏区运往上海、却神秘消失的120两黄金究竟去了哪里？

这笔钱曾是地下党组织的“救命钱”，它的失踪，直接导致了9名同志因无法保释遇害、3名伤员因无钱医治牺牲、4名烈士遗属流落街头……如今，真相终于到了必须水落石出的时刻。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中央机关被迫秘密迁入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无论是日常运转、情报联络、营救被捕同志，还是支持各地工农运动，处处都需要钱。当时党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共产国际的援助，二是各个革命根据地（苏区）的供给。

初期主要依赖共产国际拨款，但由于安全考虑，款项不通过银行汇兑，而是由专人秘密携带现金入境，从申请到收到，往往耗时三个月到半年。随着毛泽东、朱德等人开辟的赣南、闽西苏区（中央苏区）逐渐巩固，这里便成了党中央重要的经济支柱。

上海临时中央在1931年深秋向瑞金发去一封紧急电报：“经费告罄，处境极艰，望速援手。”此时的苏区，刚刚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自身财政也极为紧张。然而，毛主席深知上海同志们的危险与不易，毅然决定：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上海。

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翻箱倒柜，也凑不出现成的120两金条。最终，资金来源于以往打土豪时收缴上来的各类金银首饰。这些首饰形制、纯度不一，不便携带和兑换。为此，苏区专门请来一位可靠的老金匠，将这些首饰全部熔化，重新铸造成每根10两、共12根的标准金条。

金子有了，如何跨越千山万水，安全送达上海？这成了更大的难题。当时的中国，关卡林立，特务横行。苏区政治保卫局精心设计了一条极为机密的交通线：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全程由七名互不相识的交通员接力完成。

为确保万无一失，保卫局还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信物”：

让人在一枚银元大小的硬木上刻下一个“快”字。将“快”字按笔画拆成七个部分，分别交给七名交通员。上线交通员将黄金和属于自己的那一“笔”带到交接点，与下线对暗号、核验信物。下线交出自己那“笔”，换走黄金和上线的那“笔”，继续前行。上线则带着下线的“笔画”返回复命。当瑞金收到最后一名交通员带回的“笔画”，并与最初送出的拼合完整时，即证明任务圆满完成。

这套方法可谓匠心独运，将黄金与信物绑定，最大程度降低了单人携巨款叛逃的风险。

当到了1931年11月6日，第一名交通员从瑞金出发。按计划，最晚12月初，黄金就该安全抵达上海。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12月22日，上海方面仍未见到黄金的踪影。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同志们心头。苏区保卫局和上海中央特科立即启动应急调查。前期六站的交通员均顺利带着下一站的“笔画”返回，证明接力前六段一切正常。

问题，显然出在最后一段：从松江到上海。

而负责这最后一段的交通员，连同120两黄金，一起人间蒸发。

所有的线索在此中断。内部出现叛徒携款潜逃？运送途中遭遇土匪劫掠？还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截获？各种猜测莫衷一是。由于当时上海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调查难以深入，这桩悬案成了压在所有知情者心头，尤其是毛主席心头的一块巨石。他后来曾多次提起：“那笔钱，是同志们用命换来的，丢得不明不白，我睡不着觉。”

转眼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毛主席亲自将查清此案的任务交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部长又将重任下达给上海市公安局。

公安局对此案高度重视，抽调了四名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蒋文增、徐立鼎、缑德生、邬泓。然而，当他们调阅卷宗时，却愣住了：所有档案，仅有两页纸，只简述了过程，关键信息一片空白。

专案组决定从头查起。他们北上北京，寻访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林老对此案具体细节也不甚清楚（因属绝密单线联系），但他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瑞金那位首任交通员姓秦，曾给当时担任苏区重要职务的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专案组马不停蹄赶赴东北，找到高自立。高老证实，警卫员名叫秦朴，并告知其可能在解放军驻南宁某部任职。这让专案组看到了曙光。

在南宁，专案组找到了已是部队干部的秦朴。时隔18年，秦朴才得知自己当年护送的是如此重要的一笔黄金，且竟莫名失踪，震惊不已，在尽力回忆后，提供了交接地点、接头方式等细节，并确认自己将黄金和信物交给了下一站的交通员。

依据秦朴的线索，专案组如同侦探般，层层回溯，历时数月，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前面五站的交通员。有人仍在为党工作，有的已脱党成为普通百姓，但都对那次特殊任务记忆犹新。

线索指向了倒数第二站的交通员——刘志纯。在松江的“汉源旅馆”，将东西交给了一位“头戴黑色绒线帽、身穿黑色棉袄”的约35岁男子。按照纪律，双方仅核对暗号、交换信物，未通姓名，也未交谈。

至此，目标锁定在这最后一名，也是失踪的交通员身上。

经过大海捞针般的排查，专案组终于查明，最后那名交通员名叫梁碧纯。找到他时，并非想象中隐姓埋名的“地主”，而是一个生活窘迫的普通人。

梁碧纯的陈述出乎意料：并未私吞黄金。回忆说，当天从刘志纯手中接到手提箱后，便乘船到上海曹家渡码头。上岸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准备前往法租界交接点。途中，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便不省人事。醒来时，人躺在偏僻处，手提箱已不翼而飞。自知闯下大祸，又无法向组织交代，恐惧之下，便逃离了上海，辗转各地谋生。

梁碧纯的话是真是假？专案组没有轻信，但也找不到贪污的直接证据。转而抓住“黄包车”这个关键物证。梁碧纯依稀记得车牌号含有“300196”的数字。

上海浩如烟海的旧档案中，侦察员们开始了艰苦排查。一个偶然的发现带来了转机：提篮桥监狱一名叫冯安宝的犯人在谈话中提及，家里以前有辆黄包车，车牌号就是“300196”！

提审冯安宝后得知，1931年前后，表哥吉家贵曾寄住在他家，常借这辆黄包车出去“拉活”。而就在那之后不久，游手好闲、嗜赌成性的吉家贵突然阔绰起来，竟开起了一家小店。

专案组立即锁定吉家贵。面对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做贼心虚的吉家贵很快心理防线崩溃，供认了全部罪行。

真相，竟如此简单而可恨：

吉家贵与朋友阿古（小三）合谋，以拉车为名，行抢劫之实。那天，在曹家渡码头物色到看起来像是“有钱生意人”的梁碧纯。途中，用沾有迷药的毛巾将其捂晕，劫走了手提箱。回到住处打开，两人被十二根黄澄澄的金条惊呆了。

平分了赃物各得六根（注：此处与前面“一人四根”有出入，按审讯档案以最终供述为准），并发誓永不提起。吉家贵用这笔横财做起了小买卖，阿古则开了五金店。后来阿古加入军统，在抗战中身亡。

至此彻底告破18年前的悬案。 1950年，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抢劫犯吉家贵死刑，为其贪婪与罪恶付出了终极代价。

当专案组将结案报告层层上报，最终呈到毛主席案头时，真相令人唏嘘。这并非内部腐败，也非敌特破坏，而是一次偶然的、卑劣的街头抢劫，却因历史的阴差阳错，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一代伟人牵挂多年。

此案也折射出革命年代的重重艰难：

1. 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与脆弱性：红色交通线是党的血脉，但每一步都面临生死考验。

2. 地下工作的残酷性：一点疏漏，便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那9名未能保释的同志、3名无法救治的伤员，他们的牺牲，与此案间接相关。

3. 初心与纪律：绝大多数交通员，如秦朴、刘志纯等，在极端危险中恪尽职守，完成了任务。而像吉家贵这样的蛀虫，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人民公安的威力：上海公安局专案组在几乎无线索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还原了历史真相，彰显了新生人民政权为人民负责、为历史负责的决心。

120两黄金，按当时购买力及今日金价估算，价值数百万人民币，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比金钱更重的，是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是那些本可挽救却因此消逝的鲜活生命。此案的侦破，不仅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先烈亡灵的告慰。

本文参考信息来源：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关党史研究资料。

2. 上海市档案馆藏历史案件档案（摘要）。

3. 公开出版的公安史、保卫工作史料汇编。

4. 权威历史学者关于中央苏区与上海地下党经济往来研究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