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玉石之路与玉文化传播过程（四）

在探寻中国玉文化起源与传播的征程中，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犹如璀璨星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苏秉琦先生早在1992年就凭借卓越的学术洞察力，依据查海、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大胆提出了“万年文明启步”的观点。

这一观点的提出，犹如在学术的海洋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时间的重新审视。它打破了以往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时间的固有认知，将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过去，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为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该遗址出土了距今9200 - 8600年的璧（饰）、玦、管、珠类玉器。这些精美的玉器，每一件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它们的出土证明了中国的玉文化始于今天的东北地区。

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玉文化起源的历史，也让我们对东北地区在古代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玉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地丰富的玉石资源，使得古人能够获取制作玉器的原材料；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也为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郭大顺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一文，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玉器的起源。他认为玉器起源与东北的渔猎文化密切相关。

在渔猎文化中，玉器可能具有宗教、装饰、象征等多种功能。例如，玉器可能被作为祭祀用品，用于向神灵表达敬意和祈求保佑；也可能被作为装饰品，佩戴在身上以显示身份和地位。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北地区出土的玉器造型往往与渔猎生活中的工具、动物形象等相关，这进一步印证了玉器与渔猎文化的紧密联系。

此外，贝加尔湖发现的更早的玉器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存在的玉器传播路线。这条路线由贝加尔湖到东北，再沿海岸南下。

在古代，人们可能通过迁徙、贸易等方式，将玉器从贝加尔湖地区传播到东北地区，然后沿着海岸线向南扩散。这种传播不仅促进了玉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便利，也为海上交通的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古代，沿海居民最初从海滨采集贝壳类软体动物开始，逐渐发展为海上捕鱼。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验的积累，他们开始尝试开拓海上交通。

吴汝祚在《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的交往和海上交通》中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早在史前时期，沿海居民就已经开始了海上交通的探索。他们利用简单的船只，在近海区域进行航行和贸易活动。这种海上交通的开拓，促进了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也为后来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和海外交流奠定了基础。

宁波博物馆展示的新石器时期陶釜

1982年，一件在渤海湾庙岛群岛大竹山附近海域被打捞起来的陶釜，成为了长江下游与渤海湾之间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交流的重要物证。这件陶釜与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或崧泽文化陶釜相类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相似的器物往往意味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交流互动。这表明在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和渤海湾地区的人们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了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人口迁徙等方式实现的。而以玉玦饰为代表的玉器交流，比这一时期更早，范围也更大。东亚地区出土玦饰的遗址已超过千处，这充分说明了玉玦饰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据邓聪等学者的深入研究，8000多年前原生玦饰玉文化在辽海一带形成。在这一时期，辽海地区的人们开始制作和使用玉玦饰，这种独特的玉器文化逐渐发展壮大。距今8000 - 7000年，玦饰的传播范围已突破辽海地区，进入朝鲜半岛、河海平原及山东丘陵一带。这一阶段的传播，可能是由于人口迁徙、贸易往来等因素导致的。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

在距今7000 - 6000年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玦饰次生集团的传播呈现出一种波澜壮阔且影响深远的态势。向南，它们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扩散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水系纵横交错，为玦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地的原始居民们，在与玦饰文化的接触中，逐渐吸收并融合了其中的元素，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文化当中。这些玦饰不仅成为了人们装饰自身的美丽物件，更可能在宗教仪式、社交活动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向北，玦饰次生集团展现出了强大的跨越能力。它们越过了广袤的三江平原，这片平原地势开阔，水草丰美，在古代是众多民族和部落的聚居之地。玦饰文化在这里与当地的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接着，它们跨过了日本海，直接渗透至日本列岛。日本列岛四面环海，在古代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玦饰文化的传入无疑为其本土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日本的考古发现中，大量与中国古代玦饰相似的器物出土，这充分证明了这种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从这些器物的造型、工艺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古代就已经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玉玦

玉玦饰文化在距今大约7000年的时候，在浙江河姆渡登陆。河姆渡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这里有着发达的农业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玉玦饰文化的到来，为河姆渡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之后，它溯流而上，沿着长江一路传播，一直抵达长江中游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玉玦饰文化不断与沿途的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大溪文化以其独特的陶器和玉器制作工艺而闻名，玉玦饰文化的传入，可能对大溪文化的玉器制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

可以说，从辽海地区通过海岸线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海洋道”，堪称最早并且具有国际影响的玉石之路。这条道路就像一条文化的纽带，将不同地区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条道路上，不仅有玉石的贸易往来，更有文化、技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和传播。它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江道”则是“海洋道”的进一步延伸。玉文化在经过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大发展后，积累了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马家浜文化以其独特的陶器和骨器制作工艺而著称，在这个时期，玉文化可能已经开始与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

马家浜文化玉器

崧泽文化则在玉器制作工艺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玉器的造型更加精美，纹饰更加复杂。到了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玉文化达到了高潮。

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其中的玉人、玉龙等器物，展现了当时高超的玉器制作水平。

良渚文化更是以其大规模的玉器墓葬和精美的玉器制品而闻名于世。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神人兽面纹等纹饰，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

在这个过程中，玉文化深刻影响到了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位于长江中游地区，其陶器制作工艺独具特色。

屈家岭文化玉器

玉文化的传入，可能使屈家岭文化在装饰艺术等方面受到启发，从而丰富了其文化内涵。薛家岗文化以其精美的石器和玉器而闻名，玉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可能促进了薛家岗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提高。后石家河文化则在继承和发展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玉文化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

一直到四川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长江道”依然是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三星堆文化以其神秘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像等器物而闻名于世，金沙文化则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和金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器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表明通过“长江道”，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繁荣与普及，也保证了“长江道”依然是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汉江，作为长江举足轻重的支流，宛如一条蜿蜒的丝带，更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走廊。

汉江流域图

汉江的源头隐匿于巍峨的秦岭之中，那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出的神秘之地。它自西北逶迤向东南流淌，一路奔腾不息，似一位不知疲倦的旅人，怀揣着对远方的憧憬与执着，最终于武汉龙王庙处，汇入浩浩荡荡的长江怀抱，完成它漫长而壮丽的旅程。

在汉江流域的汉中盆地，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早在仰韶文化早期，这里便出土了一批极具重要意义的玉器。这些玉器，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古人智慧与匠心的光芒，它们是汉江文明源远流长的实物见证，仿若在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后石家河玉器图片

湖北钟祥、六合以及石家河遗址等共同构成了后石家河文化群，它们如同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孩子，在汉江的悉心哺育下茁壮成长。汉江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为这里的文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

十堰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绿松石矿物资源。这些珍贵的矿物仿若灵动的精灵，沿着汉江这条天然的通道，一路南下进入广袤的江汉平原。

湖北十堰的绿松石

在江汉平原短暂停留后，它们又继续向北进发，穿越山川与平原，最终抵达河南、山东等地。在这个过程中，绿松石不仅成为了不同地区之间贸易往来的珍贵物品，更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各地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注：原文引自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兰州金城文化名家冯玉雷先生的《玉石之路》波澜壮阔的华夏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