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和他们不一样

在过去的几年里，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在撰写书籍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西方人在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多再加上珍珠港。但是要是问起中国战场的相关情况，大多数人甚至连淞沪会战都不太能够清晰地说清楚。最近这样的认知偏差成为了学界的热点话题。原来中国人记忆中的世界大战，和西方教科书中所书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最明显的分歧体现在时间轴方面。欧美习惯将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而中国人总是不自觉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要是这么计算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整整14年，并非是6年。武汉大学的张士伟教授提及过，当下西方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后者这种观点。毕竟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时间跨度一旦拉长，战争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于欧洲而言是闪电战，对于中国而言却是经历了三千多个日夜的慢性放血。

西方的二战史长期被欧洲中心论所主导。英国的军事史家李德·哈特在1970年撰写《二战战史》的时候，一方面承认日本从1931年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还坚持认为二战是从1939年开始的。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到最近十年才被全球史观加以弥补。比如说格拉斯哥大学的莫兹利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凡尔赛体系的公然挑战，它的意义和德国撕毁相关条约的意义大致相同。但是可惜的是这类观点一直没有进入西方大众的常识范畴之中。

我认为，认知差异是由于受害者和援助者的视角存在不同。西方盟国看待中国，如同看待一个拖住日军的屏障。罗斯福推行欧洲第一战略，致使中国战场所获得的物资比援苏的总量要少很多。但是中国人自身所铭记的，是台儿庄战壕里血肉模糊的场景，是重庆防空洞里闷热得让人感觉窒息的状况，还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时油灯摇晃的情形。这些记忆比战略报表更加生动。

更为根本的一个方面，或许是中西方军事哲学在基本的色调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

《孙子兵法》开篇提及用兵乃是诡诈的方法，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始终是不引发战争就能使敌人屈服。中国人在传统上把战争划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长城历经两千年处于守势防御的状态，这与西方亚历山大进行东征、罗马开展扩张的征服逻辑是不一样的。你看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运用原子弹让日本投降，苏联横扫东北进行报仇，那么中国是如何的情况？当时忙着把以德报怨写入受降书，不过后来证实这份宽容是一厢情愿的。

现在对这段文章进行改写。在西方讨论国际秩序的时候，常常无法跳出霸权更替的框架。例如哈佛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所写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国学者常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其话语之中包含着协和万邦的旧时理想。费正清曾经感慨中国缺少进攻的基因，如今看起来，仿佛是文明路径的分岔之处。

不过最近西方学界也在调整他们的观察视角。在2023年出版了《牛津二战手册》。该手册承认如果在更早的时候重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亚危机，那么珍珠港事件也许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反思虽然到来得比较晚，但是总归还是到来了。

去年有一个美国历史系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总是说二战贡献被低估。我于是反问他，如果你们国家有3500万人在战争中伤亡后才取得胜利，你会愿意自己被写成脚注？他愣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明白了，不是数据被忽略了，而是苦难被抽象化了。当西方用牵制60万日军来概括中国战场的时候，中国人看到的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有着一个家庭破碎的具体悲剧。

这么一看，所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叙事权在不断地相互争斗。西方习惯通过胜利日阅兵来纪念荣耀，而中国则更经常敲响警世钟，用以提醒和平是有着相应代价的。西方和中国这样去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仅仅是伤痕被铭刻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或许真正的共识存在于美国学者泰迪·乌德裡克斯的见解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旧的帝国秩序走向崩塌。中国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新秩序的催生者。西方用了80年才逐渐看清中国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有老兵曾经说过，东西方之间所间隔的不只是太平洋，还有好几代人的记忆方面的断层。当下桥墩正从两端同时进行搭建。等到有一天欧洲的学生能够随意地说出平型关大捷的意义的时候，也许才算是真正地读懂了世界大战的整个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