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玉石之路与玉文化传播过程（七）

在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藏彝走廊”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这一概念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 1980 年正式提出。

费先生在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区域独特的民族分布和历史发展脉络。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就宛如一条民族迁徙与交流的生命通道，众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南来北往，他们在这里繁衍、迁徙，进行着频繁而深入的沟通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等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画卷。

藏彝走廊主要由六条南北流向的大河水系构成，在这其中，岷江上游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坚实的文献记载内容和考古发掘成果作为支撑。

众多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岷江上游地区民族活动和文化交流的记载，这些文字记录为我们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考古发掘更是以实物的形式直观地展现了岷江上游在藏彝走廊中的关键地位。

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该遗址距今 5300 - 4600 年，这一时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大约为同时期。

这一巧合并非偶然，它暗示着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岷江上游地区与黄河流域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某种联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营盘山遗址考古现场领队陈剑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川西彩陶有来自仰韶庙底沟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的影响。

茂县营盘山遗址

这一观点进一步证明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彩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它的风格和制作工艺的传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活动。

从仰韶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所在的黄河流域，到川西地区，彩陶文化的传播路径或许就与民族的迁徙和交流密切相关。

三星堆考古出土的相关玉器、青铜器更是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流的新途径。

这些精美的玉器和青铜器不仅展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研究表明，有南北向的玉石之路从西北地区通往四川盆地。这意味着在古代，通过这条玉石之路，物资、文化等得以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途径外，经由汉中、陇蜀之间的道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夏王朝覆灭后，牙璋这一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器物从中原核心地区向四方传播。

牙璋在古代不仅是一种礼仪用器，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的传播路径反映了当时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扩散。

其中，牙璋通过汉中道和陇蜀道向南传播，到达了成都平原、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及北部湾，甚至远至越南北部一带。

这一传播过程不仅展示了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也说明了这些地区之间在古代就已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左）；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牙璋（中）；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右）

基于以上种种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彝走廊这片土地上，玉文化的传播有着独特的路径和深远的影响。

玉石作为一种珍贵的物质，在古代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西北地区到四川盆地，再到更广泛的南方地区，玉石之路承载着玉文化的传播。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这条传播玉文化的文化走廊称为“藏彝玉廊”。

“藏彝玉廊”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藏彝走廊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民族迁徙和交流的通道，更是玉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这条文化走廊上，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玉石的交易、制作和使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

同时，“藏彝玉廊”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以及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

它就像一条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丝线，将各个地区的文化串联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古代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脉络。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术探索的持续推进，相信“藏彝玉廊”还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未知。

注：原文引自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兰州金城文化名家冯玉雷先生的《玉石之路》波澜壮阔的华夏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