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在卢旺达维和，一个图西族女孩，把她家的钻石藏在了我包里

子弹打穿铁皮屋顶的声音，其实很温和。

噗。

像熟透的芒果掉进草丛。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卢旺达，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法国人的香颂，那是连长从国内带来的磁带，在我们这帮维和兵里传来传去，宝贝得不行。

音响是三洋的，双卡录音，两个硕大的喇叭，放着“Hélène”。

一个叫伊莲的姑娘，唱着她要去阿瓦隆，一个神话里的岛屿。

耳机线缠在我的81式自动步枪上，滚烫的枪管能把胶皮烤化。

这是1994年4月，基加利。

太阳像个不讲理的房东，每天准时把你从闷热的梦里晒醒。

然后，用一整天的时间，把你身体里的每一滴水都榨干。

我们营地的名字叫“和平饭店”，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叫的。

它的真名叫“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千山饭店。

比利时人建的，四星级，有游泳池。

现在，游泳池里漂着一层绿藻，水是深绿色的，像一块巨大的、融化了的玉。

我们联合国维和部队，蓝盔，驻扎在这里。

说是维和，其实更像一群穿着军装的保安。

我们的任务是“观察”，记录，报告。

不准开枪，除非自卫。

什么算自卫？

对方的枪口已经顶在你脑门上，并且，他最好已经扣动了扳机。

这是个笑话，但没人笑得出来。

我叫张诚，下士。

来卢旺达之前，我在老山。

那里的空气是湿的，树叶能拧出水。

这里的空气是干的，红色的土，像被人撒了一层辣椒面，吸进肺里，又呛又热。

营地里雇了些本地人做杂活。

洗衣，打扫，在厨房帮厨。

她就是其中一个。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

她像营地里那些瘦骨嶙峋的流浪猫，悄无声息地出现，悄无声息地消失。

只知道她是个图西族姑娘。

这在当时，是个越来越危险的标签。

她很高，很瘦，脖子长得像一株植物。

眼睛很大，大得不成比例，看人的时候，总像在害怕什么。

她负责打扫我们C区的宿舍走廊。

我们的宿舍是饭店的客房改造的，两人一间。

我跟王磊一间。

王磊是我的同年兵，河南人，没事就爱擦他的那支枪，擦得油光锃亮。

他说，枪是男人的胆。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走路没有声音。

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走廊是木地板，年头久了，踩上去会“嘎吱”作响。

我们这帮大头兵，穿着作战靴，走起来像一群棕熊。

她穿着一双破旧的塑料拖鞋，脚后跟都磨没了，走在地板上，像一片羽毛飘过去。

她总是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她那双惊恐的眼睛。

有一天下午，我刚从哨位上下来，热得像条狗。

拧开水龙头，把脑袋凑过去冲了半天。

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我甩着头上的水，走进宿舍，她正好从里面出来。

手里提着一个装垃圾的塑料桶。

我们撞了个满怀。

我一米八二，她很瘦，直接被我撞得后退了好几步，靠在墙上。

手里的垃圾桶掉在地上，里面的果皮、易拉罐、废纸，滚了一地。

我赶紧说，“Sorry, sorry.”

这是我们在卢旺达最常用的两个词之一，另一个是“Merci”。

她没说话，只是飞快地蹲下去，捡地上的垃圾。

她的手指又长又细，像几根黑色的干树枝，在地上划拉着。

我也蹲下去帮她捡。

我捡起一个可乐罐，递给她。

她抬起头。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她的脸。

她的皮肤是深巧克力的颜色，很光滑，鼻梁很高，嘴唇很薄。

是非常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漂亮的图西族长相。

但在那双眼睛里，我只看到了恐惧。

不是被我撞倒的恐惧，是一种……更深的，已经刻进骨子里的恐惧。

她接过可乐罐，飞快地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懂，是当地的基尼亚卢旺达语。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捡。

我站起来，看着她把所有东西都装回桶里，提着桶，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走廊尽头。

地上还留着几滴水，是我头上的。

很快就蒸发了。

4月6日。

晚上。

我们正在饭店的餐厅里看电视。

电视是日本大使馆送的，29寸，夏普。

当时算大家伙了。

放的是CNN，一个金发女人在说些什么，下面有法文字幕。

突然，一声巨响。

不是噗。

是“轰”的一声，地动山摇。

整个饭店的玻璃窗都在嗡嗡作响。

餐厅里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比利时营的指挥官，一个叫德尔福斯的上校，第一个冲了出去。

我们也跟着往外跑。

夜空是深蓝色的，像一块天鹅绒。

机场的方向，一团巨大的火球正在慢慢熄灭，留下浓重的黑烟，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戳在天上。

“飞机。”王磊在我旁边说，声音有点抖。

“谁的飞机？”

没人回答。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总统胡维纳比斯·哈比亚利马纳的专机。

一个胡图族总统。

死了。

营地里的气氛瞬间就变了。

之前只是闷热，现在，是即将爆炸的闷热。

电台里开始广播。

不是香颂了。

是一个男人在用基尼亚卢旺达语声嘶力竭地吼叫。

虽然听不懂，但那语气，那腔调，像淬了毒的刀子。

“他说什么？”我问旁边一个加纳营的黑人兄弟。

他会说法语，也能听懂本地话。

他的脸在黑暗中显得灰白。

“他在说，‘砍倒那些高大的树’。”

“什么意思？”

“‘高大的树’，”他顿了顿，“是图西人的意思。”

我的后背“噌”地一下，全是冷汗。

屠杀，开始了。

第二天，基加利的街上就设起了路障。

是政府军，还有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衣服，拿着砍刀和木棍的平民。

他们叫“联攻派”（Interahamwe），胡图族的民兵组织。

他们的眼睛是红的，像喝醉了酒，又像几天几夜没睡觉。

我们的巡逻任务被取消了。

所有人都必须待在营地里。

蓝盔，成了蓝色的靶子。

外面枪声、爆炸声、尖叫声，一天24小时没有停过。

基加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而我们，这群所谓的“和平使者”，只能躲在四星级饭店里，听着。

像一群聋子，一群瞎子。

饭店里的本地雇员都不见了。

除了她。

她还在。

还在那条走廊上，无声地飘来飘去。

只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身体缩得更紧了。

4.月9号。

屠杀的第三天。

我轮休，在宿舍里给家里写信。

写了撕，撕了写。

我能写什么？

我很好，这里风景不错，同事很友好？

窗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个教堂里，几千个图西人被活活烧死。

我能闻到焦糊味。

那种味道，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把笔扔了，躺在床上，用枕头蒙住头。

我想家，想吃我妈做的红烧肉。

宿舍门被敲响了。

很轻，很急促。

笃，笃笃。

我以为是王磊。

“进来，门没锁。”我不耐烦地喊。

门被推开一条缝。

伸进来的，是她的头。

那双惊恐的眼睛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房间，确认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她闪了进来，立刻把门反锁。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你干什么？”我压低声音，但还是很严厉。

她违反了规定。本地雇员不能进入我们的宿舍。

她没说话，径直走到我面前。

她浑身都在发抖，抖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

她的嘴唇发白，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突然，她做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动作。

她拉起我的手，我的手心里还攥着刚才写信的圆珠笔。

然后，她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手里。

是一个小布包，用粗糙的麻布缝的，很沉，入手冰凉。

她飞快地在我手心上合拢我的手指，让我攥紧。

接着，她把我的手，连同那个布包，塞进了我挂在床头的作战背包的侧袋里。

那是我最常用的一个包，里面装着急救包、压缩饼干和一壶水。

做完这一切，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她的眼睛里不再全是恐惧。

还有一丝哀求，一丝……托付。

她用极低、极快的法语说了一句话。

我的法语是来之前速成的，只能听懂几个单词。

“Diamants.”

钻石。

“Famille.”

家庭。

“S'il vous plaît.”

求你了。

然后，她就像来时一样，闪电般地打开门，探头看了看走廊，消失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我愣在原地，像被雷劈了。

我的手还保持着被她塞进背包的姿势。

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操。

我心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我机械地拉开背包侧袋的拉链。

那个麻布小包，静静地躺在我的急救包旁边。

我把它拿出来。

很重。

比同等体积的石头要重得多。

我解开上面用细麻绳系的结。

布包打开。

里面没有光。

十几颗，或者几十颗，灰扑扑、油腻腻的石头。

大的像鸽子蛋，小的像黄豆。

它们就那么躺在我的手心，没有电影里的璀璨光芒，更像一堆脏兮兮的玻璃块。

但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未经打磨的钻石原石。

在非洲，这东西比黄金更硬，比人命更贵。

我的手开始抖。

不是兴奋，是害怕。

我不是在做梦。

一个图西族女孩，在种族屠杀的第三天，把她家可能仅存的财富，塞给了一个她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中国维和士兵。

这他妈的是什么事？

我立刻把钻石包好，塞回背包。

然后，我开始在房间里转圈。

一圈，一圈，又一圈。

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我该怎么办？

交给连长？

德尔福斯上校？

开什么玩笑。

私藏本地人财物，尤其是在这种敏感时期。

我会被立刻解除职务，送上军事法庭。

我的军旅生涯，我的人生，全完了。

扔掉？

扔到哪里？

扔进那个绿色的游泳池？

还是找个地方埋了？

我只要一想到她那双眼睛，那句“S'il vous plaît”，我就做不到。

这可能不是一包钻石。

这是一条命。

甚至，是一个家族的命。

我瘫坐在床上，看着那个半旧的作战背包。

它现在像一个定时炸弹。

而我，就是抱着这个炸弹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在一种极度的恐慌和焦虑中。

觉也睡不好，吃饭也没胃口。

王磊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诚子，你咋了？跟丢了魂一样。”他一边擦枪一边问我。

“没事，天太热，中暑了。”我撒谎。

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一个能压死人的秘密。

我去哪都背着那个包。

上哨，吃饭，甚至上厕所。

王磊还开我玩笑，“你那包里装的是金条啊？宝贝成这样。”

我只能干笑。

是啊，比金条还厉害。

是钻石。

是能换来AK47和RPG的钻石。

是能让“联攻派”那帮疯子把你剁成肉酱的钻石。

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孩。

她好像真的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

我偷偷问过厨房的帮厨，一个叫让-皮埃尔的胡图族胖子。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那个打扫C区走廊的姑娘呢？好几天没见了。”

让-皮埃尔正在切洋葱，头也不抬。

“谁知道呢，也许回家了，也许……死了。”

他说“死了”这个词，就像说“吃饭”一样轻松。

我的心沉了下去。

整个基加利，像一个高压锅。

我们就在锅的中心。

每天，都有难民翻过饭店的围墙，想进来寻求庇护。

他们大多是图西人。

他们拖家带口，身上带着伤，眼神绝望。

德尔福斯上校下令，不准收留。

“我们的食物和水只够供应联合国人员。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

他在全员大会上这么说，面无表情。

一个比利时士兵当场就骂了出来。

“我们他妈的是维和部队！不是来这里度假的！”

上校看了他一眼，“博杜安中士，注意你的言辞。”

“去你妈的言辞！”那个叫博杜安的中士把他的蓝色贝雷帽狠狠摔在地上，“我妹妹嫁给了一个图西人，他们就住在山下！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吗！”

上校沉默了。

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天晚上，博杜an中士开着一辆吉普车冲出了营地。

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们在离营地不到一公里的路障边上，发现了那辆吉普车。

车身全是弹孔和刀痕，玻璃碎了一地。

车里没人。

地上有大滩的血。

还有一个蓝色的贝雷帽，被人用砍刀剁成了两半。

我看着那顶帽子，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那个女孩。

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想。

我只是想确认她还活着。

只要她活着，我怀里的这包钻石，就还有意义。

如果她死了，那我算什么？

一个偷了死人财宝的小偷？

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寻找她的下落。

我们偶尔会被派出去，押送一些重要的外交人员去机场。

这是唯一能离开营地的机会。

坐在颠簸的装甲车里，透过狭窄的防弹玻璃窗，我贪婪地观察着外面的世界。

那不是世界。

那是地狱。

尸体，到处都是尸体。

横在街上，倒在沟里，漂在河中。

男人，女人，孩子。

很多人的脚踝被砍断了，据说，那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狗在啃食尸体。

没有乌鸦，卢旺达的乌鸦，据说在那一百天里，都吃得太胖，飞不起来了。

路障一个接一个。

每过一个路障，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联攻派”的民兵会围上来，用砍刀和步枪敲打我们的车身，嘴里用土话叫骂着。

他们的眼睛是红的，里面没有理智，只有疯狂。

我们的带队军官会打开一个小窗，递给他们几包万宝路香烟，或者几罐牛肉罐头。

他们就会像得了糖果的孩子一样，怪笑着让开路。

尊严，在这里，一文不值。

有一次，我在一个路障边上，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那个厨房的胖子，让-皮埃尔。

他没穿厨师服，身上套着一件花衬衫，手里提着一把砍刀。

刀上，还滴着血。

他也看到了我。

隔着防弹玻璃，他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他甚至还抬起手，友好地挥了挥。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凉了。

就是这个人，前几天还在为我煎鸡蛋。

现在，他成了一个屠夫。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继续在人群里搜索。

搜索那张瘦削的、惊恐的脸。

没有。

一次又一次，失望。

我的背包，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甚至能感觉到那些钻石的冰冷，隔着布包和军装，渗进我的皮肤。

它们在提醒我，我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我有一个还不清的债。

有一天，一个消息在营地里传开。

城东的圣米歇尔教堂，收留了大量的图西族难民。

据说有两千多人。

教堂的神父，是一个意大利人，叫马里奥。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政府军以及“联攻派”周旋，暂时保住了那些人的命。

我的心，猛地一跳。

她会不会在那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像一棵疯狂的藤蔓，缠住了我的心脏。

我要去那里。

我必须去。

我找到了我们连的翻译，一个叫刘哥的北京人。

他来非洲很多年了，会说流利的法语和斯瓦希里语。

我塞给他两条中华烟。

“刘哥，帮我个忙。”

“说吧，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想打听一个人。”

我把我记忆中那个女孩的样子，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高，瘦，眼睛大，脖子长。

“图西人？”刘哥的眉头皱了起来。

“……是。”

“张诚，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刘哥把烟推了回来，“现在这世道，知道的越少，活得越久。”

“刘哥，算我求你了。”我把烟又推了回去，“这个人对我……很重要。”

刘哥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小子，不会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赶紧打断他，“是……战友。”

我撒了个谎。

“我欠她一条命。”

刘哥叹了口气，收下了烟。

“我试试吧。圣米歇尔教堂那边，我认识一个记者，法国人。我让他帮忙问问。”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48小时。

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脑子里全是那个教堂，和那张模糊的脸。

第三天下午，刘哥找到了我。

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有消息了。”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那个法国记者说，教堂里确实有几个中国工厂的雇员躲在里面，其中有一个，跟你描述的很像。”

“她叫什么名字？”我急切地问。

“伊莲。”

Eliane。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

就是那首香颂的名字。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伊莲，我叫伊莲，我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女孩。

“她还活着？”我的声音在抖。

“暂时还活着。”刘哥的表情很凝重，“但是，情况很不好。教堂已经被‘联攻派’包围了，水和食物都断了。政府军那边下了最后通牒，让马里奥神父交出所有‘蟑螂’。”

“蟑螂”，是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蔑称。

“他们要动手了。”

刘哥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我们……联合国，会介入吗？”

刘哥苦笑了一下。

“介入？怎么介入？德尔福斯上校已经明确下令，任何人不准靠近圣米歇尔教堂范围五公里之内。他说，那里是‘死亡区域’。”

“所以，我们又要眼睁睁看着？”

“张诚，”刘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

我没再说话。

我走回宿舍，王磊正在听那盘磁带。

又是那首《伊莲》。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我一把抢过录音机，“啪”地按了停止键。

刺耳的噪音。

“你他妈有病啊！”王磊吼道。

我没理他，我走到床边，拉开我的背包拉链。

那包钻石，还在。

冰冷，沉重。

我看着它们，好像看到了那个叫伊莲的女孩，和教堂里两千多个绝望的灵魂。

服从命令？

去他妈的命令。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可能会让我死，或者比死更难受的决定。

我要去圣米he尔教堂。

我要把伊莲带出来。

我开始制定计划。

我知道，这近乎自杀。

一个人，一支枪，想从几百个杀红了眼的民兵手里救人？

痴人说梦。

我需要一辆车。

还需要一个帮手。

至少，在我冲出去之后，有人能帮我打掩护，或者，向连长报告。

我第一个想到了王磊。

但我否决了。

王磊是个好兵，太好的兵。

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

他会把我绑起来，交给连长。

我想到了刘哥。

但他只是个翻译，文职人员。

我不能把他拖下水。

最后，我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我平时几乎不打交道的人。

我们连的军械员，老何。

一个快四十岁的老兵，据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平时沉默寡言，最大的爱好是喝酒。

用医用酒精兑水喝。

大家都说他是个怪人。

但我见过他看那些难民的眼神。

那里面，有怜悯。

我揣着两罐部队特供的茅台，找到了老何的房间。

他的房间在地下室，又潮又暗，弥漫着一股酒精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他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擦拭一排56式冲锋枪的零件。

“何班长。”我把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眼皮都没抬。

“有事说事。”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说。”

“车钥匙。吉普车的。”

老何擦拭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

“你要干什么？”

“出去办点事。”

“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我必须去。”

老何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看得我心里发毛。

我以为他要拒绝，甚至要去告发我。

他却突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酒精泡黄的牙。

“你小子，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他从挂在墙上的军装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扔给我。

“04号车，刚加满油。车库后门没锁。”

我愣住了。

“你不问我去干什么？”

“问了，我还能让你去吗？”老何重新低下头，继续擦他的零件，“我什么都不知道，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什么钥匙。”

他又从桌子底下摸出一个黑色的弹匣。

“这个，拿着。”

是81式的弹匣。

我掂了掂，是满的。

“规定不让……”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老何打断我，“你要去的地方，讲规定，就是个死。记住，朝天上开一枪，有时候比说什么都有用。”

我拿着钥匙和弹匣，手心全是汗。

“何班长，谢了。如果我回不来……”

“那就回不来了。”老K的语气很平淡，“赶紧滚，别在这碍眼。”

我走出老何的房间，感觉像做梦一样。

计划最难的一步，竟然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等。

等天黑。

我在宿舍里坐立不安。

把那包钻石从背包里拿出来，贴身藏好。

又把老何给我的那个满装弹匣，和另外两个备用弹匣，塞进我的战术背心。

我的81式步枪，就靠在床头。

王磊回来了，看到我这身装扮，吓了一跳。

“诚子，你这是要干嘛？今晚没你的哨啊。”

“我……”我脑子飞快地转，“连长让我去军械库帮老何整理装备。”

“哦。”王磊没怀疑，“那你早点回来，今晚CNN说有重要消息。”

我嗯了一声，不敢看他的眼睛。

晚上九点。

营地里大部分人都去餐厅看电视了。

我深吸一口气，背上步枪，走出了宿舍。

心跳得像打鼓。

我尽量走在阴影里，躲避着巡逻的哨兵。

车库在饭店的后面，是个独立的建筑。

我按照老何说的，绕到后门。

果然，门只是虚掩着。

一股浓重的汽油味。

我找到了那辆04号吉普车。

一辆半旧的北京212，车门上喷着白色的“UN”大字。

我插进钥匙。

拧动。

发动机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然后成功地点燃了。

我不敢开灯，借着月光，缓缓地把车开出车库。

营地的大门，有两个比利时士兵站岗。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把车开到大门前，停下。

一个比利C时士兵走过来，示意我摇下车窗。

“你要去哪里？”他用蹩脚的英语问。

“执行任务。”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德尔福斯上校的命令。”

我赌他不会，也不敢，在这种时候去核实一个上校的命令。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车上的“UN”标志。

“什么任务？”

“机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递给他，“抽一根？”

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

“好吧，快去快回。”

他示意另一个士兵，把大门的栏杆升了起来。

我踩下油门。

吉普车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进了基加利黑暗的街道。

后视镜里，营地的大门越来越远。

我成功了。

我出来了。

同时，我也成了一个逃兵。

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糟。

没有路灯，整座城市都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

只有远处不时升起的火光，和隐约传来的枪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和腐烂混合的恶臭。

我打开了车灯。

两道雪亮的光柱，像手术刀，划开这片黑暗。

也把我彻底暴露了。

我沿着记忆中的路线，朝圣米歇尔教堂的方向开。

没开出多远，就遇到了第一个路障。

几个“联攻派”民兵，从黑暗中钻出来，拦住了我的车。

他们手里拿着砍刀和长矛，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

我停下车，心脏狂跳。

我记起了老何的话。

我没有熄火，挂着空挡，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我把81式步枪抱在胸前，枪口朝天。

一个领头的民兵走上前来，嘴里哇啦哇啦地喊着什么。

他离我只有不到三米，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和汗臭。

他的眼睛，是血红色的。

我没有试图和他交流。

我只是看着他，然后，我做了一个动作。

我把枪口缓缓下移，对准了他脚下的地面。

然后，我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一个三发点射。

子弹打在水泥地上，迸出几点火星。

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尖锐得刺耳。

所有的民兵都吓得后退了一步。

那个领头的，也愣住了。

我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我拉开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

我用英语，也是用我这辈子最大的声音，吼了一句。

“United Nations! Get out of my way!”

联合国！给我滚开！

也许是“United Nations”这个词起了作用，也许是枪声镇住了他们。

那个领头的，犹豫了一下，挥了挥手。

其他人，像潮水一样，让开了一条路。

我跳上车，猛踩油门。

吉普车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

我甚至能感觉到砍刀刮过我车门的声音。

我不敢回头。

我只有一个念头，开。

不停地开。

一路上，我又遇到了三个路障。

我用了同样的方法。

简单，粗暴，有效。

恐吓。

用一个维和士兵的身份，和一支上了膛的步枪，进行恐-吓。

这很讽刺。

但我顾不上了。

圣米歇尔教堂，就在眼前了。

那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在月光下，像一头巨大的、沉默的怪兽。

教堂周围，黑压压的全是人。

至少有几百个“联攻派”民兵。

他们点着火把，把整个教堂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没有进攻，像是在等待什么命令。

我把车停在离他们大概一百米远的地方，熄了火，关了灯。

我躲在车里，观察着情况。

我看到一个白人，穿着神父的长袍，站在教堂门口。

是马里奥神父。

他张开双臂，像一个十字架，挡在那些民兵面前。

一个像是头目的人，在和他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

我这样冲过去，就是个活靶子。

我该怎么办？

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冷汗。

放弃吗？

现在掉头回去，也许还来得及。

我一闭上眼，就是那个女孩的脸。

那双惊恐的，哀求的，托付的眼睛。

我操。

我骂了一句。

我重新发动了汽车。

这一次，我打开了车上所有的灯。

大灯，雾灯，甚至车顶的警示灯。

黄色的警灯，在一片黑暗中，旋转着，像一只诡异的眼睛。

我把油门踩到底。

吉普车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咆哮着，朝人群冲了过去。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民兵们下意识地让开。

我直接把车开到了教堂门口，一个漂亮的甩尾，车身横着挡在了神父和民兵之间。

我跳下车。

这一次，我没有朝天开枪。

我把枪口平端着，对准了那个民兵头目。

“我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官。”我用法语大声喊道，这是刘哥教我的几句关键的话之一，“这里是联合国的保护区，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战争罪！我命令你们，立刻放下武器，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我的法语标不标准。

我只知道，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和愤怒，已经完全变了调。

那个头目，是个瘦高个，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身后的民兵们，也跟着哄笑起来。

“联合国？”刀疤脸用蹩脚的法语说，“一个？就你一个人？”

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他身后黑压压的人群。

“我们这里，有五百人。”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失算了。

我高估了“联合国”这三个字的分量。

也高估了我的勇气。

我的腿，开始有点软。

“我不是一个人。”我强撑着，“我的部队，就在后面。十分钟之内，他们就会赶到。坦克，和装甲车。”

我只能继续撒谎。

刀疤脸的笑容，僵住了。

他狐疑地看着我身后的黑暗。

夜很静。

没有坦克的声音。

“你在撒谎。”他说。

“你可以试试。”我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

我们对峙着。

时间，仿佛凝固了。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就在这时，教堂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马里奥神父走了过来。

他站在我身边，对那个刀疤脸说，“这位军官先生，是我的客人。他来这里，是接一个生病的修女回营地治疗。”

他又转向我，用流利的英语说，“少尉先生，感谢你来接安娜修女，她的病情很严重。”

我愣住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我是个军人，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在给我一个台阶，一个理由。

“是的，”我立刻接口，“安娜修女在哪？我的车里有急救设备。”

刀疤脸看着我们俩，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让他为了一个“生病的修女”，和一个不知道深浅的联合国军官，以及他口中可能存在的“坦克部队”起冲突，似乎不划算。

他犹豫了。

“好吧，”他终于开口，“让他带走那个修女。但是，只能是一个人。”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如果我看到第二个图西蟑螂从教堂里出来，我就把你们，连同这个教堂，一起烧成灰。”

马里奥神父对我点了点头。

“请跟我来。”

他带着我，走进了教堂。

教堂的大门，在我身后，沉重地关上。

隔绝了外面的火光和叫嚣。

教堂里，一片死寂。

借着几支蜡烛微弱的光，我看到了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景象。

整个教堂，从前排的祷告席，到最后的角落，都挤满了人。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他们蜷缩在地上，靠在墙边，挤在一起。

没有声音。

没有哭泣，没有呻吟。

只有一双双，巨大的，空洞的，绝望的眼睛。

像是一群已经死了，但还保留着呼吸的灵魂。

我跟着神父，走在他们中间狭窄的过道上。

我的作战靴，踩在石板地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谢谢你，神父。”我低声说。

“我叫马里奥。”他说，“我没做什么。是你救了你自己，也暂时救了我们。”

“他们不会罢休的。”

“我知道。”马里奥神父的语气很平静，“我只是在为他们，争取多一点时间。也许，上帝会来得及看他们最后一眼。”

他带我走到教堂最后面的一个房间。

那像是一个储藏室，堆满了杂物。

“你要找的人，在里面。”

他推开门。

一股霉味和汗味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房间里，挤着十几个女人和孩子。

她们看到穿着军装的我，和高大的神父，吓得缩成一团。

马里奥神父用当地话，温和地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他指了指房间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我看到了她。

伊莲。

她蜷缩在一个水缸后面，把脸埋在膝盖里。

她比我上次见她，瘦了更多。

整个人，就像一具骨架，外面包着一层皮。

“伊莲。”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她的身体，猛地一颤。

她缓缓地抬起头。

那双大眼睛，先是茫然，然后是辨认，最后，是巨大的，不敢相信的震惊。

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空洞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

“我来接你了。”我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的计划，只是确认她还活着。

也许，是这地狱般的景象，刺激了我。

也许，是我口袋里那包钻石，在发烫。

“外面的人，只让我带走一个。”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一个‘生病的修女’。你，愿意当那个修女吗？”

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看着我，眼泪不停地流。

旁边一个年长的女人，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她跪在地上，亲吻我的作战靴。

嘴里用我听不懂的话，反复地祈求着。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向我跪了下来。

她们看着我，眼神里，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乞求。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

我只能带走一个。

我只能，也只敢，带走伊莲。

因为那包钻石。

我是个自私的人。

我不是英雄。

我只是来还债的。

我把伊莲从地上拉起来。

她的腿已经软了，几乎站不住。

我把她的一只胳S膊，架在我的肩膀上。

马里奥神父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块白色的床单，披在她头上，遮住了她的脸。

“走吧。”他说，“别回头。”

我架着伊莲，走出了储藏室。

走过那些跪在地上的人群。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有羡慕，有嫉妒，有绝望，有祈求。

我不敢回头。

我怕我一看，就再也走不动了。

我们重新走到了教堂大门口。

马里奥神父拉开门栓。

“愿主保佑你，我的孩子。”他对我说。

“也保佑你，神父。”

我架着伊莲，走出了教堂。

外面的火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刀疤脸和他的民兵，还在。

他们盯着我，和我身边这个“修女”。

我能感觉到，伊莲在我身边，抖得更厉害了。

我把她扶上吉普车的副驾驶。

关上车门。

然后，我转向刀疤脸。

我从口袋里，掏出身上剩下的大半包万宝路。

扔了过去。

“谢了。”我说。

刀疤脸接住烟，愣了一下。

他可能没想到，我还会感谢他。

他咧开嘴，笑了。

“慢走，联合国。”

我跳上车，发动。

吉普车调了个头，沿着来时的路，开了回去。

我没有开得很快。

我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直到开出几百米，彻底离开了他们的视线，我才猛地把油门踩到底。

车，飞了出去。

我不知道开了多久。

我只知道，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那个挂着“UN”旗帜的地方。

那里，是此刻的基加利，唯一安全的地方。

车厢里，很安静。

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我们俩急促的呼吸声。

伊莲一直低着头，用那块白布蒙着脸。

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哭。

“你还好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

也许，她根本没听见。

也许，她已经没有力气回答。

快到营地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到了大门口的岗哨。

我回来了。

我活着回来了。

还带回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要面对什么。

军事法庭？

还是德尔福斯上校的怒火？

我只知道，我怀里那包钻石，不再那么冰冷了。

它们有了一点温度。

回到营地，我预想中的狂风暴雨没有立刻到来。

站岗的比利时士兵看到我车里的伊莲，只是吹了声口哨，挤眉弄眼地放我进去了。

也许，他们以为我出去“找乐子”了。

我直接把车开到了医疗区。

那里是红十字会的地盘，几个无国界医生在那里工作。

他们不完全受德尔福斯上校的节制。

一个法国医生，叫克里斯托夫，接收了伊莲。

他给她做了检查。

严重脱水，营养不良，还有……心理创伤。

“她需要休息，和大量的食物。”克里斯托夫对我说，“还有，安全。”

我点了点头。

“我会处理好的。”

我把伊莲安顿在医疗区的一个空床上，然后，我去找了刘哥。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包括钻石的事。

刘哥听完，半天没说话。

他一口气抽了三根烟。

“张诚，你小子，真是……”他摇了摇头，不知道是该骂我，还是该佩服我，“你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我知道。”

“德尔福斯上校要是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我知道。”

“不过……”刘哥话锋一转，“干得漂亮。”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个窟窿补上。”

刘哥不愧是老江湖。

他找到了那个法国记者，就是帮我打听消息的那个。

记者对我的“夜闯教堂”事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刘哥和他“聊”了很久。

第二天，法新社的一篇报道，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孤独的蓝盔：一个中国士兵的人道主义救援》。

报道把我描绘成一个冲破联合国官僚主义束缚，单枪匹马救助难民的英雄。

虽然里面很多细节都是夸大的，甚至虚构的。

比如，说我用中国功夫打倒了十几个民兵。

但这篇报道，像一个护身符，暂时保护了我。

德尔福斯上校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把那篇打印出来的报道，摔在我面前。

“张诚少尉，”他第一次用军衔称呼我，语气里全是嘲讽，“你现在是英雄了。”

我立正，站着，没说话。

“你违反了至少十条军规。”他的声音冷得像冰，“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吗？”

“是，长官。”

“但是，我不能。”他烦躁地摆了摆手，“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我有一个‘英雄’在我的麾下。我如果处罚你，我就会成为那个阻碍英雄的混蛋。”

他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

“我不管那个记者写了什么。我只想知道真相。”

我犹豫了一下。

我不能说出钻石的事。

那会把伊莲，也把我，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长官，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该做的事。”

德尔福斯上校看了我很久。

最后，他叹了口气。

“好吧，‘英雄’。”他重新坐回椅子上，“从现在开始，你被禁足了。活动范围，仅限于这个营地。直到另行通知。”

“是，长官。”

“还有，”他补充道，“管好你救回来的那个女孩。别让她给这个营地带来任何麻烦。”

“是，长官。”

我走出了上校的办公室。

感觉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保住了我的军籍。

也保住了伊莲。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去看伊莲。

她恢复得很快。

在充足的食物和水面前，她的脸颊，慢慢丰润起来。

但她还是不怎么说话。

只是用那双大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我把那包钻石，还给了她。

那天，我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我把那个麻布小包，放在她手里。

“这是你的东西。”

她捏着那个布包，指节发白。

她抬起头，看着我。

“为什么？”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像很久没说过话。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回来找我？”

我沉默了。

我该怎么回答？

因为你的家族财富？

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小偷？

“因为，”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答应过你。”

我其实什么都没答应。

但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这么说。

她哭了。

没有声音，只是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她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我。

很用力。

隔着军装，我能感觉到她瘦弱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

“我叫伊-莲·鲁塔甘瓦。”她在我耳边，用法语，一个词一个词地说，“我的家人，都死了。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弟弟。”

“他们，是在你把这个……交给我之后？”

她点了点头，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哭得更厉害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守护一个家族的希望。

原来，我守护的，只是一个孤儿的遗物。

“对不起。”我说。

“不。”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你不用说对不起。你救了我。你把我的‘过去’还给了我，还给了我一个‘未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伸出手，笨拙地，擦去她脸上的眼泪。

那一天，她和我说了很多。

关于她的家，她的梦想。

她家以前在基加利，是做钻石生意的。

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只是一个小小的加工作坊。

她的梦想，是去比利时，学习珠宝设计。

她说，这些钻石，是她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也是他们家族，最后的尊严。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

基加利的局势，越来越坏。

“联攻派”的暴行，变本加厉。

联合国终于决定，撤离。

不是增援，是撤离。

撤走所有非必要的维和人员，和所有的外国侨民。

这意味着，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抛下这座城市，和这里成千上万等待救援的人。

包括，圣米歇尔教堂里的那两千个灵魂。

我去找了马里奥神父。

他比上次见他，苍老了许多。

“你要走了？”他问我。

“是。”

“那他们……怎么办？”他指了指教堂里面。

我无言以对。

“神父，跟我一起走吧。”我说，“我们可以把你列入撤离名单。”

他摇了摇头。

“我的羊群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他看着我，笑了笑。

“张，你是个好孩子。记住，上帝有时候会打瞌，但他总会醒来的。”

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醒来。

我只知道，当我们乘坐的军用运输机，从基加利机场起飞的时候。

我看到，圣米歇尔教堂的方向，升起了黑色的浓烟。

我的心，也跟着那股浓烟，沉了下去。

伊莲，和我一起，登上了撤离的飞机。

刘哥和那个法国记者的帮忙，让她获得了一个难民身份。

她的目的地，是比利时。

布鲁塞尔。

那里，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飞机上，很吵。

发动机的轰鸣，人们的哭泣，交织在一起。

伊莲坐在我旁边，很安静。

她把那个装着钻石的布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像抱着一个婴儿。

快到布鲁塞尔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

“张，你能给我一个你的地址吗？”

“要地址干什么？”

“我想给你写信。”她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笔，在一个空的烟盒上，写下了我家的地址。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普通的小巷。

她小心翼翼地把烟盒折好，放进了那个布包里。

在布鲁塞尔机场，我们分开了。

她要去难民接待处。

而我们，要转机，回中国。

临别时，她看着我。

“张，谢谢你。”

“不用。”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看着她那双，依然很大，但已经不再充满恐惧的眼睛。

我想了想，说，“会的。”

我知道，我可能是在撒谎。

世界这么大。

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再相遇的几率，有多大？

回到中国，我接受了组织的调查。

关于我私自行动的事情。

我没有隐瞒，也没有辩解。

最后，给我的处分是：严重警告，提前退伍。

我脱下了那身穿了八年的军装。

离开了部队。

我回到了南京。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我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在一家银行。

每天，看着人来人往。

卢旺达的那一百天，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能闻到那股血腥和焦糊的味道。

还能看到，那双绝望的，空洞的眼睛。

我再也没有去过酒吧，再也没有听过那首《伊莲》。

我开始相亲，结婚，生子。

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很少和人提起卢旺达。

那段记忆，被我锁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直到2014年。

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

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包裹。

包裹里，是一本很厚的书。

《The Last Jewel of Rwanda》——卢旺达最后的珠宝。

作者，伊莲·鲁塔甘瓦。

书的扉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娟秀的中文。

“献给我的英雄，张。”

书里，讲了一个图西族女孩的经历。

讲了她的家庭，她的遭遇，她的逃亡。

也讲到了，一个中国的维和士兵。

那个士兵，在一个绝望的夜晚，开着一辆吉普车，冲进了被民兵包围的教堂。

把她，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书的最后，她说，她用家族留下的那些钻石，在安特卫普，重新开始。

她成了比利时小有名气的珠宝设计师。

她有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家庭。

她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去帮助那些和她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

我看着书里夹着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优雅、自信的女人，站在她的珠宝店门口。

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璀璨的钻石项链。

她的身后，是布鲁塞尔的阳光。

她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的笑容。

那双大眼睛里，再也没有恐惧。

只有，光。

我合上书，走到窗边。

那天，南京的阳光，也很好。

我突然觉得，我怀里那包曾经冰冷、沉重的钻石。

终于，有了一丝真正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