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去俄罗斯倒爷，用一箱二锅头换了辆伏尔加，后备箱全是黄金

一九九二年，风乍起，吹皱了一池春水，也吹得我心里那点安分守己的念头，彻底散了架。

我在北京一家国营厂里当个技术员，听着好听，其实就是个拧螺丝的。

一个月工资，掐头去尾，一百出头。

刚够老婆孩子吃饱饭，再想买件新衣服，就得掰着指头算计。

那年头，报纸上天天喊“下海”，电视里天天放深圳的高楼大厦。

我看着我们家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画面里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我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斌子，去不去？”

发小刘卫国，端着个掉漆的搪瓷缸子，神神秘秘地凑到我跟前。

他嘴里的“去”，我懂。

去莫斯科，当“倒爷”。

那时候，中俄边境的火车，几乎成了财富专列。

一车皮一车皮的中国货拉过去，换回来卢布、美金，甚至还有飞机大炮。

当然，飞机大炮是吹牛逼，但换回来汽车、毛皮，是真的。

我媳妇秀兰，一听我要去，脸“唰”就白了。

“你疯了？那是什么地方？听说那边乱得很，杀人越货的都有！”

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眼圈都红了。

我心里也发虚。

可一想到儿子上次发烧，我跑遍了半个北京城才借到钱，那股子窝囊劲儿，就顶着我的脑门。

“就去一次，就一次。”

我咬着牙，像是跟她保证，又像是跟自己发誓。

“赚了钱，咱就换个大房子，再也不用跟人挤公共厕所了。”

刘卫国见我下了决心，一拍大腿，“够爷们！货我都想好了！”

“什么货？”

“二锅头！”

他眼睛里放着光，像是已经看见了成堆的卢布。

“老毛子好酒，这玩意儿，在那边就是硬通货！比美金都好使！”

我一听，觉得靠谱。

酒这东西，存放简单，需求又大。

我俩东拼西凑，把所有家当都掏了出来，又厚着脸皮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

最后凑了小两万块钱。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我们用这笔钱，从一个郊区的酒厂，整整批了一百箱“红星二锅头”。

绿瓶子，红标签，看着就喜庆。

剩下的钱，换了点美金揣在内裤里，又买了厚厚的棉大衣和几张去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票。

出发那天，北京站人山人海。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方便面的味道。

我和刘卫国，像两只工蚁，死死护着我们那一百箱“希望”，挤上了墨绿色的车厢。

秀兰抱着孩子来送我，没说话，就是哭。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火车的汽笛一声长鸣，像一把刀子，割断了我和北京的所有联系。

车轮“哐当哐当”，载着我，也载着我那颗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发财梦的心，向着未知的北方，滚滚而去。

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去做发财梦的“倒爷”。

每个人都带着成堆的货物，羽绒服、皮夹克、暖水瓶……五花八门。

大家眼神里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芒——贪婪，又带着点不安。

刘卫国显然是老江湖，他一上车就跟邻座一个戴金链子的胖子搭上了话。

“兄弟，也是去莫斯科？”

胖子姓王，人称“王老板”，是这趟车上的“老炮儿”，已经来回跑了五六趟了。

王老板呷了一口自带的茶叶，斜着眼打量了一下我们堆得像小山似的二锅头。

“新来的？”

“是是是，王老板多指教。”刘卫国赶紧递上一根“红塔山”。

王老板“嗯”了一声，慢悠悠地说：“酒是好东西，老毛子喜欢。不过，你们带的也太多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说？”

“车上、过关，都要打点。你们这么多货，不放点血，能让你们过去？”

王老板吐出一口烟圈，“这趟线上，没规矩，拳头和美金，就是规矩。”

我听得手心冒汗。

刘卫国却好像早有准备，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又给王老板的茶缸里续上热水。

“王老板，我们就是想赚点辛苦钱，您给指条明路？”

王老板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好说。这车上，列车员、乘警，都得喂饱了。到了边境，俄罗斯那边的海关，更是饿狼。不懂行情，你们这一百箱酒，能给你们扣下一半。”

接下来的几天，火车穿行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上。

窗外是无尽的白桦林和皑皑白雪。

车厢里却像个小社会，上演着各种戏码。

有人因为抢占行李架打得头破血流。

有人躲在厕所里，用暖水瓶换回来的美金，一张一张数得如痴如醉。

我和刘卫国，在王老板的“指点”下，开始“打点”关系。

先是中国的列车员，一人塞了几瓶二锅头。

然后是乘警，直接塞了二十美金。

看着钱和酒递出去，我心疼得直抽抽。

那可都是我们的本钱。

刘卫-国-安慰我：“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叫‘投资’！”

到了满洲里，要换轨，停留一天。

所有人都下了车，准备迎接最关键的一关——俄罗斯海关。

王老板把我们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

“听着，一会儿上车，把美金都准备好。俄罗斯那帮海关，别跟他们废话，直接往他们口袋里塞钱。”

“塞多少？”我紧张地问。

“看眼色。一般一个人十美金。头儿，得多给点，二十，或者五十。”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

重新上车，车厢里气氛明显变了。

之前的喧嚣和热络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

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货，像护着自己的命。

火车缓缓驶入俄罗斯境内。

很快，几个穿着灰色制服、戴着大檐帽的俄罗斯海关人员，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他们个个都人高马大，一脸的横肉，眼神像鹰一样，在我们和我们的货物上扫来扫去。

领头的是个大胡子，手里拎着一根警棍，在行李架上“梆梆”地敲着。

“Passport! Visa!”（护照！签证！）

他的俄语又快又硬，带着一股浓浓的酒气。

车厢里的“倒爷”们，纷纷拿出护照，提前夹好了美金，递了上去。

那大胡子接过护照，熟练地把美金抽走，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看也不看，就把护照扔了回来。

轮到我们了。

我手心里全是汗，心脏“砰砰”直跳。

刘卫国比我镇定，他脸上堆着笑，迎了上去，递上两本护照。

每本护照里，都夹了二十美金。

大胡子抽出美金，掂了掂，眉头却皱了起来。

他指了指我们那一百箱二锅头，用生硬的中文说：“这个，太多！不准带！”

我脑袋“嗡”的一下，差点炸了。

不让带？那我们这趟不就全完了？

刘卫国也是脸色一变，但马上又挤出笑脸。

“长官，通融一下。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他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五十美金，想往大胡子手里塞。

大胡子一把推开他的手，警棍指着我们的酒箱，态度强硬。

“No! Down! Down!”（不行！下去！）

他要我们把酒搬下车！

车厢里其他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们，没人敢出声。

王老板也缩在角落里，假装没看见。

我急得快哭了。

就在这时，我灵机一动，从箱子里拿出一瓶二锅头，拧开盖子。

一股浓烈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

我把酒瓶递到大胡子面前。

“Sir, please.”（长官，请。）

大胡子的鼻子动了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瓶酒。

他犹豫了一下，接过酒瓶，“咕咚”就灌了一大口。

“哈——！”

他长出了一口气，满脸的横肉都舒展开了。

“Good wine!”（好酒！）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差点把我拍趴下。

我看到了希望，赶紧又拿出几瓶，塞到他怀里。

“For you, for your friends.”（给你的，还有你的朋友们。）

大胡子咧开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黑的牙。

他冲我眨了眨眼，没再说话，转身带着他的人，摇摇晃晃地走向下一个车厢。

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我瘫坐在座位上，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刘卫国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斌子，行啊你！关键时刻，还是你脑子快！”

我苦笑了一下。

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

王老板这时候凑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兄弟，有前途。记住，在俄罗斯，有时候一瓶好酒，比一百美金还好使。”

火车继续前行。

经过了这一劫，我感觉自己像是瞬间成长了。

我开始明白，这里不是北京的工厂，这里是丛林。

要想活下去，就得懂这里的法则。

七天七夜。

当火车终于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时，我感觉自己像是活了两辈子。

一下车，一股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就灌进了我的脖领。

放眼望去，整个莫斯科，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色调里。

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

他们的脸上，大多带着一种茫然和疲惫。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

我心里有点打鼓。

王老板找来的接应，是一个叫“尤里”的俄罗斯人。

他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达车，把我们和我们的一百箱酒，拉到了一个叫“一只蚂蚁”的市场。

这里是当时莫斯科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

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

无数个集装箱，被改造成了简易的店铺。

中国人、越南人、俄罗斯人，挤在一起，用各种语言讨价还价。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皮革和烤香肠的混合味道。

我们在一个偏僻的角落，租下了一个集装箱。

一天租金，五十美金。

贵得令人咋舌。

把酒搬进集装箱，我和刘卫国都累得快散架了。

“开张！”

刘卫国搓着手，兴奋地把一箱二锅头摆在了门口。

我们俩，就像两个守着金山的土地爷，眼巴巴地等着顾客上门。

然而，现实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连三天，我们的酒，一瓶都没卖出去。

来问价的俄罗斯人倒是不少，可一听我们的报价，都摇着头走了。

“怎么回事？老王不是说老毛子都好酒吗？”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刘卫国也是一脸愁容。

“他妈的，是不是我们价要高了？”

我们的定价是十美金一瓶。

在国内，这酒也就几块钱人民币。

我们觉得，翻了十几倍，已经很黑了。

可没想到，还是没人买。

第四天，王老板晃悠悠地过来了。

他看了一眼我们原封不动的酒，笑了。

“我就知道，你们卖不出去。”

“王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是价高了？”刘卫国急切地问。

“不是价高了，是你们不懂这里的门道。”

王老板指了指市场里那些生意火爆的摊位。

“你们看，人家卖的都是什么？羽绒服、皮夹克、运动鞋。这些是生活必需品。”

“酒，是好东西。但是，得卖给对的人。”

“谁是对的人？”我问。

“有钱人，或者，有权的人。”

王老板点了根烟，“普通老百姓，现在连黑面包都快吃不起了，哪有闲钱买你们的‘中国伏特加’？”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我和刘卫-"国-面面相觑"。

我们把所有宝，都押在了这批酒上。

如果卖不出去，我们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了。

“那……那怎么办？”我声音都发颤了。

“别急。”王老板吸了一口烟，“我给你们介绍个路子。不过，事成了，我要抽两成。”

“没问题！”刘卫国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只要能把酒卖出去，别说两成，三成都行。

王老板介绍的人，叫“谢尔盖”。

据说，以前是克格勃的一个小头目。

苏联解体后，下了海，做起了“中间人”的生意。

这种人，黑白两道都通吃，路子野得很。

见面的地方，是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地下酒吧。

酒吧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

谢尔盖坐在一个角落里，独自喝着伏特加。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身材瘦高，穿着一件旧的呢子大衣。

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却像刀子一样锋利。

王老板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找了个借口溜了。

留下我和刘卫国，面对着这个前克格勃，心里直发毛。

我鼓起勇气，从包里拿出一瓶二锅头，放在桌上。

“Mr. Sergey, good wine.”（谢尔盖先生，好酒。）

谢尔盖看了一眼那瓶酒，没说话。

他伸出两根手指。

刘卫国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反应过来了，“他要两箱。”

“不是。”

谢尔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生了锈的铁门。

“Two dollars. One bottle.”（两美金，一瓶。）

“什么？！”

我和刘卫-"国-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两美金一瓶？

我们成本都合不上！这不-是-抢劫吗？

“No, no, no.”刘卫国连连摆手，“Ten dollars! Ten!”（十美金！）

谢尔盖冷笑一声，端起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他站起身，准备走人。

“哎，哎，别走啊！”

我急了，一把拉住他。

我知道，要是他走了，我们这批酒，可能就真的砸手里了。

“Sir, we can talk.”（先生，我们可以谈。）

谢尔盖回过头，重新坐下。

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In Moscow, now, I have the final say on the price of Chinese liquor.”（在莫斯科，现在，中国白酒的价格，我说了算。）

我瞬间明白了。

他这是要垄断。

要么，我们接受他的价格，把酒全卖给他。

要么，我们的酒，一瓶也别想在这个市场卖出去。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我看了刘卫国一眼，他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显然是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

两美金一瓶，一百箱，一千二百瓶，就是两千四百美金。

我们总投资两万人民币，换算过来差不多三千多美金。

这一趟，不算路费和打点，光本钱就要亏一千多美金。

亏本的买卖，不能干。

可是，不卖给他，我们可能血本无归。

怎么办？

我死死地盯着谢尔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试图从上面找到一丝可以谈判的缝隙。

突然，我想起了在火车上，王老板说的话。

“在俄罗斯，有时候一瓶好酒，比一百美金还好使。”

我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Mr. Sergey,”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The price is too low. We can't accept it.”（谢尔盖先生，价格太低了，我们不能接受。）

“But,”我话锋一转，“I have a better proposal.”（但是，我有个更好的提议。）

谢尔盖扬了扬眉毛，示意我说下去。

“I know you are a man of taste.”（我知道你是个有品位的人。）

我指了指他面前的伏特加，“This wine is for ordinary people. My wine,”我拿起那瓶二锅头，“is for real men.”（这种酒是给普通人喝的。我的酒，是给真正的男人喝的。）

谢尔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趣。

“We don't sell the wine to you. We give it to you.”（我们不把酒卖给你。我们送给你。）

“What?”刘卫国在我旁边失声叫了出来。

我没理他，继续盯着谢尔盖。

“All the wine, one hundred cases, for free.”（所有的酒，一百箱，免费送给你。）

谢尔盖愣住了。

他混迹江湖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商人都见过，但像我这样，一上来就说要把所有货物白送的，还是头一个。

“What do you want?”（你想要什么？）

他果然不是傻子。

“I want your car.”（我想要你的车。）

我说出了我的目的。

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谢尔盖开来的是一辆黑色的“伏尔加”。

在九十年代初，这车在中国，可是局级干部才能坐的。

虽然他那辆看起来有点旧，但擦得锃亮，保养得很好。

“My car?”谢尔盖笑了，笑声里充满了不屑，“Young man, are you crazy? My Volga, for your cheap wine?”（我的车？年轻人，你疯了吗？我的伏尔加，换你这廉价的白酒？）

“It's not cheap.”我摇了摇头，“It'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 hundred cases of friendship.”（它不廉价。它是友谊的象征。一百箱的友谊。）

我故意把“friendship”这个词，说得很重。

我知道，对于这些从前苏联体制里出来的人来说，“友谊”这个词，有时候有着特殊的含义。

“Besides,”我继续加码，“I can see you love cars. A man who loves cars must have more than one car. Maybe you have a better one, and this Volga is just... a toy for you.”（而且，我看得出你爱车。一个爱车的人，肯定不止一辆车。也许你有更好的，这辆伏尔-加-，对你来说只是个玩具。）

这是一个赌博。

赌他不止一辆车，赌他对这辆旧车，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谢尔盖沉默了。

他手指交叉，放在桌上，蓝色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不定。

他在权衡。

一百箱二锅头，如果按照他的价格，转手卖出去，至少能赚一倍，也就是两千多美金。

而在当时的莫斯科，一辆二手的伏尔加，价格也就在两三千美金左右。

他并不亏。

但生意不是这么算的。

他要的是那种掌控一切，空手套白狼的快感。

我等于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酒吧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刘卫国紧张地攥着拳头，额头上全是汗。

我心里也没底，我的手，在桌子下面，也已经攥出了汗。

终于，谢尔盖开口了。

“One box.”（一箱。）

“What?”我没明白。

“I only need one box of your wine.”（我只需要你一箱酒。）

他指着桌上那瓶二锅头。

“But you must teach me, how to drink it, the Chinese way.”（但是你必须教我，怎么用中国的方式喝它。）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And the car,”他拿出钥匙，扔在桌上，发出“叮当”一声脆响。

“It's yours.”（它是你的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箱二锅头，换一辆伏尔加？

这……这比天上掉馅饼还离谱。

刘卫国也是一脸的懵逼。

“Why?”（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

谢尔盖拿起那瓶二锅头，对着灯光，看着酒瓶里清澈的液体。

他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My father,”他缓缓地说，“was a soldier. He fought in China. He told me, Chinese ‘baijiu’ is the best wine in the world. It tastes like fire, like friendship.”（我的父亲，是个军人。他曾在中国打过仗。他告诉我，中国的白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它的味道，像火，像友谊。）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怀念。

“H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I saw this wine, and I remembered him.”（他上个月去世了。我看到这个酒，就想起了他。）

原来是这样。

我心里一阵感慨。

没想到，这笔看似疯狂的交易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个故事。

“The car is old.”谢尔盖站起身，“But it’s a good car. It will take you home.”（车是旧了点，但是一辆好车。它会带你回家的。）

他拿起那箱我们“送”他的二锅头，没再看我们一眼，径直走出了酒吧。

我和刘卫国，看着桌上那串伏尔加的车钥匙，半天没回过神来。

“斌子……我们……我们这是……发了？”

刘卫国结结巴巴地问。

我拿起钥匙，那冰冷的金属触感，让我确定，这不是在做梦。

“发了！”

我狠狠地一拍大腿，“我们发了！”

我们冲出酒吧，找到了那辆黑色的伏尔加。

车身在寒风中，泛着沉稳的光。

我颤抖着手，把钥匙插进车门。

“咔哒”一声，车门开了。

一股皮革和机油的混合味道，扑面而来。

我跟刘卫国，像两个刚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在车里摸来摸去。

真皮座椅，桃木内饰，虽然款式老旧，但在当时，绝对是顶级豪车。

“斌子，快，看看后备箱！看看有多大！”刘卫国兴奋地喊。

在“倒爷”的圈子里，汽车后备箱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你下一趟能赚多少钱。

我按动了驾驶室旁的后备箱开关。

“砰”的一声，后备箱弹开了。

我和刘卫-"国-兴冲冲"地跑下车。

然而，当我们看清后备箱里的东西时，我们俩，都石化了。

没有想象中的巨大空间。

整个后备箱，被几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

那些东西，形状不一，看起来沉甸甸的。

“这……这是什么？”刘卫国咽了口唾沫。

我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谢尔盖，不会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用一堆废铁，换了我们九十九箱酒？

我壮着胆子，伸手掀开其中一块油布。

油布下，是一个木箱子。

箱子没有上锁。

我打开箱盖。

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我看到了什么？

金条！

整整一箱，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

阳光下，那些黄澄澄的东西，散发着一种让人目眩神迷的光。

我和刘卫-"国-都傻"了。

我们俩，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金……金子？”

刘卫国的声音，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我机械地转过头，掀开了另一块油布。

又是一箱。

再掀开一块。

还是一箱！

整个后备箱，除了金条，还是金条！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

呼吸，变得无比困难。

这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谢尔盖，他给我们的，不是一辆空车！

他用一箱二锅头，换给了我们一辆……装满黄金的伏尔加！

“发了……斌子……我们真的发了……”

刘卫国“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两眼发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我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我扶着车身，感觉天旋地转。

巨大的惊喜，像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炸开了花。

冷静！

我必须冷静！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剧烈的疼痛让我清醒了一些。

我迅速盖上后备箱，锁好车门。

然后，我把瘫在地上的刘卫国，拖了起来。

“卫国！醒醒！快醒醒！”

我冲着他的耳朵大吼。

刘卫国被我吼得一个激灵，眼神终于有了一点焦距。

“斌子……金子……好多金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压低声音，但依然掩饰不住语气中的颤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

怀璧其罪。

这么多黄金，在九二年的莫斯科，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谢尔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个前克格勃，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黄金的价值。

这是一个陷阱吗？

还是……他另有目的？

我来不及细想。

我只知道，我们必须马上消失。

“王老板呢？快，去找王老板！”

刘卫国稍微恢复了一点理智。

“不！”我立刻否定了他的想法，“不能找他！”

王老板虽然帮了我们，但他也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么多黄金，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

在这个地方，人心，比西伯利亚的寒风，更靠不住。

“那……那我们怎么办？”刘卫国六神无主。

“回国！”

我斩钉截铁地说。

“马上回国！开着这辆车！”

我们立刻回到了那个集装箱。

剩下的九十九箱二锅头，我们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把集装箱的门一锁，钥匙扔进了雪地里。

那些曾经被我们视若珍宝的白酒，在这一后备箱黄金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主要是把所有现金和护照都带上。

然后，我坐进了伏尔加的驾驶室。

我以前在厂里开过解放卡车，虽然没开过小轿车，但原理都差不多。

我试着发动了汽车。

“嗡——”

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动力强劲，车况果然很好。

“坐稳了！”

我挂上档，踩下油门。

黑色的伏尔加，像一条游鱼，驶出了“一只蚂蚁”市场，汇入了莫斯科的车流。

我不敢走大路。

我凭着来时记忆，专挑一些小路走。

刘卫国坐在副驾驶，紧张地看着后视镜。

“斌子，有……有人跟着我们吗？”

“不知道，别回头！”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

我感觉，从我们离开市场的那一刻起，就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

这种感觉，让我毛骨悚然。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莫斯科。

但是，怎么走？

开着这辆挂着莫斯科牌照的伏尔加，目标太大。

而且，我们对路线一无所知。

“导航……不，地图！我们需要一张地图！”

我们在路边一个报刊亭，买了一张俄罗斯地图。

摊开地图，我俩都傻眼了。

从莫斯科到中俄边境，几千公里。

要穿越大半个俄罗斯。

沿途要经过无数个城市和关卡。

这简直就是一条死亡之路。

“斌子，要不……我们把金子藏起来，坐火车回去？”刘卫国提议。

“不行！”我立刻反对。

“这么多金子，藏哪儿？火车上人多眼杂，更容易出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金子，必须跟我们在一起。”

我指着地图上那条红色的路线。

“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走！开回满洲里！”

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

但当时，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恐惧和贪婪，交织在一起，把我变成了一个赌徒。

而我赌的，是我们的命。

当天晚上，我们没敢住旅馆。

就在车里凑合了一夜。

莫斯科的冬夜，气温零下二十多度。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居民区里，关掉引擎，大气都不敢出。

寒冷，像无数根针，扎着我们的骨头。

但我们不敢发动汽车取暖，怕引人注意。

那一夜，我跟刘卫国，谁也没睡着。

我们就这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雪花，静静地飘落。

我满脑子都是谢尔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他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黄金？

“斌子，你说……那姓谢的，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刘卫国突然问。

“利用我们干什么？”

“运黄金！”刘卫国压低了声音，“这批黄金，来路肯定不正！他自己不方便运，就找了我们两个替死鬼！”

我心里一沉。

刘卫国的猜测，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一路，将会更加危险。

因为，盯着这批黄金的，可能不止一拨人。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

我不敢耽搁一分钟。

我们按照地图的指示，向着东方，一路狂奔。

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尽量在白天赶路，晚上就找偏僻的地方躲起来。

吃的，就是黑面包和香肠。

喝的，就是车里储备的矿泉水。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无数的城市和村庄。

俄罗斯的广袤和荒凉，超出了我的想象。

有时候，开一天车，都看不到一个人影。

只有无尽的雪原和白桦林。

起初的几天，还算顺利。

虽然也遇到了几次警察的盘查，但伏尔加在俄罗斯，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那些警察看到我们开的是伏尔加，只是简单地看了看我们的护照，就挥手放行了。

并没有过多地为难我们。

这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也许，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

然而，第五天，在经过一个叫“下诺夫哥罗德”的城市时，我们出事了。

当时，我们正在一个加油站加油。

我正拿着油枪往油箱里灌油，刘卫国去旁边的商店买吃的。

突然，两辆拉达车，一前一后，堵住了我们的去路。

车上下来了七八个壮汉。

他们手里，都拎着棒球棍和钢管。

为首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纹着一个蓝色的蝎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被盯上了。

他们径直向我走来。

我下意识地想上车，但已经来不及了。

光头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用生硬的俄语问：“中国人？”

我点了点头，吓得说不出话。

“车里的东西，是你们的吗？”

他指了指伏尔加的后备箱。

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

他们果然是冲着黄金来的。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能装傻。

“不知道？”

光头冷笑一声，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

我疼得跪倒在地，胃里翻江倒海。

“打开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