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23 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的岗位上正式开始工作

作者：尹琪

奉调新职为情报生涯划上最后句号

1949年4月28日， 一封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 报从已经解放但尚未改名的北平发到香港。电报是打给中共香港 工委机关的，内容是通知正在香港处理繁忙工作事务的潘汉年以 及夏衍、许涤新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 务。

潘汉年、夏衍、许涤新都是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潘汉年 不但擅长情报、统战活动，而且也是从事文化和政务的行家里手；

夏衍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新闻工作者；

许涤新则专攻经济，和工 商界有密切联系。

中央点名将三位专家型的干部从香港召回，无疑 将有更重要的使命要他们去担负。他们匆匆结束了各自在香港的 工作后，立即起程乘轮船经天津赶赴北平。

潘汉年一行于5月7日到达北平当天，就赶到弓弦胡同李克 农的住所报到。李克农当时是中情部长，是潘汉年的主管。他和潘汉年已经相知相识多年，和夏衍、许涤新也很熟，见到潘汉年等人 来报到十分兴奋，立即让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并感慨地说：“我们 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拍照留 念。”

李克农热情地留他们吃饭。席间他们谈笑风生，畅叙阔别之 情。饭后，李克农对他们说：“中央调你们回来，是要你们参加即将 解放的上海市的接管工作。陈毅同志已经来电催促。请你们抓紧 时间做好赶赴华东前线的准备。但行前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要 分别会见你们，你们的具体工作也将由中央领导亲自交代。具体时 间安排，由汉年同志和中办直接联系。”

5月11日晚，首先是周恩来约见潘汉年等三人。见面时，潘汉 年首先向周恩来口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情况，重点是讲 了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港进入解放区 的经过等等。

周恩来听了汇报之后，对他们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然后，就接管上海的工作对他们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

周恩来说：“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 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 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 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 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 的群众工作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最后，周恩来又向他们三人 交代了各自的具体工作任务。

他对潘汉年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 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 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周向许涤新交代的任务是要他协助曾山搞财经接管工作，并负责 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向夏衍交待的任务是要他负责文化教 育系统的接管工作。

5月12日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潘汉年等三位。

接见时，主要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当时港 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潘汉年回答了毛泽东的一些询问，最后，潘 汉年等请毛主席对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作指示。

毛说，总的方针中 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 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 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

据夏衍回忆，那天接见时毛泽东的“情 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地插 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把汉年叫做‘小开’”。足见毛泽东对 这位长期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最后接见潘汉年等三人的是刘少奇。他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政 法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向潘汉年询问了上海青红帮的一些情况。 潘汉年便将在香港已和杜月笙接触过的情形以及黄金荣的表态向 刘作了汇报，刘听了以后表示放心。他要潘汉年转告陈毅和饶漱 石：先不要动帮会上层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后再说。

数日之内，中央三位主要领导人先后会见了潘汉年等三人并 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足见对于他们即将赴任的工作的重 视程度。尤其是潘汉年，真有天降大任之感。他要去担负的新任务 是要协助威名远扬的陈毅将军去接管和治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 海。而上海接管与治理工作的好坏，又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和标志着 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治理城市乃至治理整个国家的能力。

5月16日潘汉年等一行离开北平前往正驻在江苏丹阳的华 东局和三野司令部报到。当时交通条件极为不便，5月23日他们 才到达目的地。匆匆和陈毅、饶漱石等见面之后，5月27日，他们 便和接管上海的队伍一起赶到上海开始履行新职。

潘汉年的身上 一下子压上了一系列的重担：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 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此外，还兼着华东局社会部、统战部和上海 市委统战部的领导职务，本兼各职竟有七、八个之多。

1949年5月28日起，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的岗位上正式开始工作。

作为一个管理着数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常务副市长， 工作是千头万绪的。特别是因为上海刚刚解放，除旧布新，任务 极其繁重。党、政、军、民、学各个部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各条战线，600万市民的衣、食、住、行，所有这一切，人民政 府都要管，都要操心，都要负责。

不说别的，单就这600万人口 的吃饭问题，每天就得保证供应大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 而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仓库的存粮和煤厂的存煤，据说都不足一 个月的供应量了。

当时仍在战争期间，运输的条件又极其困难。上 海有工厂12000多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二分之一。纺织业占 有更大的比重，但当时纺织业生产的主要原料棉花却严重不足，使 大批工厂处于停工待料的困境之中。

所谓的“二白一黑”(大米、 棉花、煤炭)问题，当时成了市政当局的最紧迫和最严重的问题，和经济战线的严峻形势相比，政治战线上的严峻形势同样令 人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新政权的生存与巩固、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上海解放后的最初几天， 一下子就 从地下雪出了许多冒牌的形形色色的组织，什么“中国民主联 军”、“中共地下军耀字部队”、“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突击支队”等等，到处活动，盗用“接管”名义，占仓库，抢物资，敲 诈勒索，混水摸鱼。 一经追查，原来这些组织大都是由一些国民 党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地痞流氓勾结起来搞的。

据估计，当 时混迹市内的散兵游勇就有2万多人。人民政府不得不动用军管 部队，对这些混水摸鱼、破坏社会治安的坏分子采取坚决的措施， 见到就抓，逐个审查，分别情况，严加处置。短时期内，就将这 一大批散兵游勇和一批进行猖獗捣乱活动的地痞流氓分子的气焰 打了下去。

但是，真正的危险还不是这一大批浮在表面上的破坏势力。对 付这一部分人的办法，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真正危害社会和危 害人民的还是那些暂时还隐蔽着，甚至是隐蔽得很深的敌对势力。

上海本来就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 统庞大，各种特务机构林立，除了核心的组织外，还有许多外围 组织。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 “应变”措施，大批地被潜伏隐藏了下来。还有从南京、济南、徐 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和还 乡团的头目，等等.也都糜集于此。各种反革命分子加在一起，数 量是很可观的。

另外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埋伏下 来的间谍分子以及各种黑社会势力和各种坏分子等等。上述各种 反动的破坏势力，都在利用中共对上海的情况还不够熟悉，利用 中共干部还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

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从台湾和另一些尚未解 放的地区，派遣特务分子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来，直接进行侦察、破 坏，包括暗杀等一系列的颠覆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社会 治安的形势十分严峻，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与威胁。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及时提出了 “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

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的责任无 疑很重大。他不仅要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各 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方针 和原则，和各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一些公安政法方面 的决策和政策性的措施。这正是他的主要职责，也是他思虑谋划 的主要方面。

他相信，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与维持社会的治安， 不仅要靠我们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我们的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策略的力量。

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一个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老情报 工作人员，潘汉年十分了解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 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

历史的发展，已经戏剧性地发生 了敌我之间位置的转换。

先前，在国民党掌握政权实行严酷统治 的条件下，潘汉年主持中央保卫机关的情报工作，曾经在敌人内 部建立内线，从敌人营垒中寻找突破口，从而同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进行了有效的斗争。那时，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搅得敌人惊 心动魄，屡遭打击，直到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 位置转换了，政权已归于人民，我们成了执政者，我在明处，敌 人则转到了暗处，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潘汉年认为，我们对 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具有 强大的优势和更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寻找 隐蔽着的敌人的踪迹，掌握敌情，并且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力量，争 取分化和瓦解敌人，以便更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潘汉年还在香港时，就已经考虑到解 放L 海之后的公安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那 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解放后的上海来主管公安政法工 作，但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为全局的工作着想并努力为全局 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是责无旁贷的事。

那时，潘汉年就有一个 明确的认识，要尽量减少解放上海时接管工作的阻力和上海解放 后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多地做一些准备工作。

前已提及，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 的迅速发展，预计上海解放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潘汉年就曾会 见了在香港的杜月笙父子，希望他们的帮会势力在上海解放前后， 能够安分守己，不搞阻挠和破坏活动。他同时又通过中共地下党 的渠道向在上海的另一个最大的帮会势力头目黄金荣传递了同样 的信息。杜、黄慑于人民革命的强大威力，都表示了积极的姿态， 表示要服从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

这无疑是一着有眼光的棋。做 好上海流氓帮会势力的争取分化和瓦解工作，以减少推进革命的 阻力，减少社会的动乱程度，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的稳定与巩固， 都是很重要的一步。须知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是不能低估的；盘 根错节，占据着上海的各个社会角落，已有很久的历史，在上海 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 搞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 帮会势力的支持而得逞的。潘汉年远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积极着手 这方面的争取工作，表明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远见卓识。后来的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香港时，潘汉年还处理过一件与后来上海公安政治工作关 系很大的人事方面的事情。那是临近解放前不久的1949年2月 间，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准备逃跑，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就连国 民党的特务机关内，也有一些人不想继续为国民党政府效忠卖命 到底而打算投靠革命以争取自己的前途了。

有一天，原汪精上政 权的特工人员刘毅(徐汉光)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说他和胡均鹤 现在都在上海“赋闲”、等待解放。他们有一点军事关系要投靠人 民解放军，要为人民解放战争尽一点微薄之力，想请潘汉年介绍 他们去同驻在江北的人民解放军联络。 胡均鹤和刘毅都曾经是汪伪汉奸李土群的部下，充当过汉奸特务要职。但在中共的争取和分化政策影响下，又曾协助李土群为当 时的中共情报工作以及为掩护中共重要人员的撤退工作做过有益的贡献，是属于“脚踏两只船”的人物。

潘汉年已有好几年不曾 和他们有过往来，当然并不了解他们这几年的全部情况，只听说 胡均鹤在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国民党逮捕，后来又释放出来 了。现在，他们又主动来找，虽然一时无法考察他们的真实底细， 但对他们推备介绍军事关系，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或起义的要求， 却不能不表示欢迎的态度。欢迎一切起义或投诚的敌伪人员，本 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何况他们2人在抗日期间还有过帮助中共的 那点历史渊源。

因此，潘汉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 江北解放区找解放军联络。同时，从内部通知了华东局的领导饶 漱石和负责情报部工作的杨帆，说明胡均鹤、刘毅去江北的目的， 请他们接洽处理。后来，胡均鹤等果然去解放区找到了中共情报 部门。由于潘汉年事先已有通知，由于胡均鹤等表示了愿意投诚 立功赎罪的态度，我情报部门报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 决定将胡均鹤等带往上海，协助公安部门的肃反工作。

扬帆在回忆上海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时说：“潘汉年副市长具 体领导公安肃反工作。潘副市长由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对 情况很熟悉。他作风细致，又勇于负责，掌握政策很稳，重大问 题都亲自过问，他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辛勤劳动，为我们做好 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是就潘汉年对上海的公安肃反 工作的整个领导成绩而言的。就具体的政策性的决策来说，有两 项重要的工作部署，值得特别地一提。因为这两项工作不仅为当 时的公安肃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在后来又成了导致他 个人灾难的重要因素；并且还殃及了许许多多的人。

积极利用起义和投诚、自首立功的敌特人员，让他们协助公 安保卫部门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是潘汉年指导上海公 安肃反工作时参与制定的一项工作决策。这项决策既经上级领导关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又符合对敌斗争的争取、分化和瓦 解敌人的政策原则。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工作方案，潘汉年批准在公安局内 建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了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 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留 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一些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 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为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已经被批准协助上海肃反工作的胡均鹤，为了表示立功赎罪，他主动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我公安部门肃反时参考使用。这“两 统”即国民党的中统局和军统局。胡均鹤在当时的肃反工作中确 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胡均鹤其人，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 1925年就加入中共，去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直在社会主义青年 团工作，担任过团中央的书记兼组织部长职务。1932年被CC 机 关逮捕后叛变，并充当了特务。

1939年他在上海被李士群的“特 工总部”逮捕后，又投靠李士群，充当汪伪特务，并成了李士群 的得力助手，担任过“特工总部”的江苏实验区区长和上海区的 区长、调统部组训司司长等职务。前已提及，在此期间，他又曾 受李士群的指派，为中共的情报工作和掩护工作作过有益的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投靠了中统，将汪伪特工机关移交给了 中统，被中统任命为立行社副社长。但军统却十分忌恨他.在1945 年的9月将他逮捕，并以汉奸罪判他15年徒刑。

中统方面又积极 为他疏通门路，打通关节，在被关押了3年多之后，于1949年1 月，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内调局工作。

在部署撤退工作时，内调 局让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潜伏任务。谁知此人善观风云 变幻，在接受了中统的任务之后，眼见国民党已是日暮途穷，便 又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并交出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 以求立功赎罪。

此人在政治生涯中虽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人物，但他毕竟在最后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弃暗投明之路。潘汉年作为一 位胸襟开阔的革命家， 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没有理由拒 绝接纳这样的人。

实践也证明了，类似胡均鹤这样一批人员，在上海解放初期 的肃反工作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们不仅协助公安机关清理、登 记了一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提供线索协助我公安机关侦破 了一些敌特潜伏组织和地下电台。

例如，在解放前夕起义的原敌 特人员厉培明，解放后，由他直接提供的敌特潜伏组织和电台的 线索就有26处之多，为当时的肃反工作做了积极贡献。有的投诚 的特务分子，还在公安机关的有力领导下，直接参与破获过一些 重大的案件。

例如著名的刺杀陈毅一案，就是在一个自首投诚的 敌特分子的积极配合下，才被及时破获的。

那是1949年的11月，上海解放还不到半年。国民党特务机 关阴谋杀害中共党政要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两次而未能得逞。这 是第三次的行动了。

保密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又派遣了一个以 著名的职业杀手刘全德为首的六人小组潜赴上海，准备实施暗杀 一批中共要员的计划。在他们的行动计划中，“第一打击目标，为 共军军事领袖陈毅”。

刘全德小组的行动，很快就被我情报部门获 悉。但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捕获他们却非易事。刘全德十分狡猾， 他是一个老牌特工人员，有丰富的特工经验，还有一手好枪法。

此 人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保卫人员，1934年在派往武昌执行任务时 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投靠军统，成了军统的得力打手； 抗战期间，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 军统头目的赏识。

这一次，他以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的身 份，率领同伙潜到上海、行动十分诡秘，每晚换住处，很难查 出他的踪迹。我公安机关除派遣大批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和 各种可能隐藏的场所加紧搜捕外，又特地物色了一个名叫高激云 的原国民党特务分子。他过去曾和刘全德在上海一起共事，对刘比较熟悉。上海解放后，他即向我公安机关投诚自首.获得宽人 处理，并被当作“工作关系”,供随时调派用场。为了加强对刘全 德的搜捕.公安机关让高激云也参加了搜捕活动。正是高激云在 刘全德的一个社会关系那里找到了刘的踪迹.为捕获刘全德，破 获这一重大刺杀案立了功。

刘全德受国民党保密局的派遣，从台湾飞到舟山.又从舟山 乘渔船在我吴淞口登陆。他的这一切行动，我公安机关何以能够 及时得到消息，从而作出了迅速的反应?

这就是潘汉年在指导上 海公安保卫工作时所做的另一项工作部署所发挥的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这 是谁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很多人却想象不到，在这些潜伏的电 台中，有一些早就被我方所掌握，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就是 被控台。

在这些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是中共早就打进去的秘 密情报人员，有的是在被我方破获之后迅速争取过来为我所用的。 正是通过这些电台的往返电讯，使我公安机关能够及时截取不少 惰报，并掌握了敌方的许多动向，包括敌人向其潜伏组织所下达 的指示、进行联络的任务，等等。

不言而喻的是，为了取得敌方 的信任，我有关部门也必须编造些既有一定价值，又不致造成 多少危害的情报资料，不时地向敌方提供。这也可以说是必须付 出的一点代价。

潘汉年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他很重视这些被控台的 作用。在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后，就指示原 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把过去已经掌握的被控台继续很好地掌握 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他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曾直接指导过 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被控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的敌 情。这些被控台所获得的情报资料，对于我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 定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都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作用。

应该说，潘汉年在指导上海公安政法工作中所参与决策的上 述关于利用投诚自首人员和运用被控台这两项工作，在原则上都 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 具体执行这两项工作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

例 如，在利用投诚人员胡均鹤等人时，曾出现过“内外不分”的问 题。潘汉年本人在利用被控台方面.也有考虑不够周到的地方。

当 然，工作中出现某些偏差和失误，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偏差和失误，后来却成 了一起不该发生的重大政治冤案的导火线。

除了对付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之外，对付地痞 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上海的流氓帮会早已历史 地形成了各自的帮派系统。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把他们的 帮派大头目抓住、稳住，就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减少其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

但是，抓住、稳住大的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 权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力量的感召。这一点， 从中央到上海的领导都是很明确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 确而有力地执行了这方面的政策和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上海解放时，留在上海的最大的帮会头子莫过于黄金荣。此 人在上海滩盘踞时间最久，势力也最大。下面的党羽和喽罗何止 数干!

还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他传递了信息，劝 他不必跟着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 民政府也不会为难他。黄金荣听从劝告，没有跑到香港或是台湾 去。

为了表示真诚悔过自新，他还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过一 些有益的事：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国民党的一些财产叫人 写了一份清单交给上海地下党；他又把自己手下的400百多名帮 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册交给地下党；他还利用自己在帮会 中的威望，告诫下面的帮会人员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之前进行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 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不久，军管会派代表前往黄金荣 家里向他本人及其帮会势力宣读了人民政府的“约法八章”,责令 他们遵守法令，安分守己，不能再有为非作歹之举。黄金荣当场 对军管会代表保证说：“贵军进城之后，如我的徒弟有谁不守规矩， 尽管拿我是问。”

这位在历史上曾经作恶多端的人物，虽然在解 放前夕已经得到地下党的告诫和劝勉，并且己经用行动表示了自 己的悔过自新的态度，但在心里却总是忧虑甚多，担心共产党还 会追究他们以往的罪恶，将他逮捕法办。

有一天，他又忧心忡忡 地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安慰他说，共产党 说话是算数的。叫他不用担心。

这位朋友问他：你知道潘汉年这 个人吗?

他答道：解放前听说过，现在好象是上海的副市长。

这 位朋友说：“对。这个人很有水平。听说他曾在一个会议上说过， 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 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 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 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 就行。”

黄金荣听了朋友的这一席话之后，总算放下心来了。他 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他 不仅积极买公债，支援经济建设，还在报纸上发表自白悔过书，长 达千余字。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 行了颂扬，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 政府自首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这份发表干1951 年 5 月 2 0 日 《文汇报》上的自白书，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行动起了 有益的配合作用。鉴干黄金荣确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人民政府非但没有将他逮捕法办，还允许他继续经营自己已的产业，如“大世 界”、“大舞台”等。

1953年，黄金荣病死。不料在他死后，还留下了一点麻烦问 题。原来黄金荣是有不少财产的。但解放后，他的一些最宝贵的 珍藏被他的 儿媳妇李志清卷逃空。剩下的不动产也就有限 了。

为了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拥护。他又勉强地购买了5万元公债。 他死后，两个儿子不久又被政府依法判处徒刑罚去劳改。他的 “大世界”等几处营业不久也被政府按规定接收。

于是，黄家收入 日渐其少，乃至维持其习惯性的日常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黄家 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只得求助于章士钊先 生，请他出面说项。

章士钊解放前在上海寓居时，夫人与黄氏夫 人曾结为姐妹，故与黄家亲近。却不过情面，章士钊只好代黄家 向人民政府反映黄家的难处与要求。

章士钊在1955年1月给陈毅 市长写信，陈述黄家的困境；2月，又给潘汉年副市长写信，吁请 政府恰当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

潘汉年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 起有关肃反与统战政策方面遗留的难题，体现和维护了政策的连 续 性 。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 直努力做争取的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

不 仅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并且得到过杜 的保证；而且在解放后，潘汉年又曾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 儿子杜维翰谈话，动员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

杜维翰按潘 汉年的意见，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复命说： “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 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 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 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

以上各条，后来都一一做到 了。杜月笙在香港死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 汉年请示上级后批准了。杜家的人以及他的门徒们对此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