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俄罗斯，一个老妇人用钻石，换我带她孙女回中国

1991年的冬天，莫斯科的雪下得像不要钱。

一脚踩下去，能没到小腿肚子。

我裹紧了身上那件刚从国内倒腾过来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有风从领口袖口钻进来，跟小刀子似的，刮得人生疼。

“狗日的天气。”

我骂了一句，吐出的白气瞬间结成了冰渣子。

车站外面，黑压压全是人。男男女女，老的少的，一张张脸都冻得通红，眼神里却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火苗。

他们在等，等那趟从北京开来的国际列车。

车上，有我们这些“倒爷”从国内带来的各种宝贝：羽绒服、方便面、二锅头、的确良衬衫……

而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曾经的“老大哥”，浑身上下也都是宝贝。

望远镜、呢子大衣、伏特加、还有他们手腕上那块“劳力士”。

当然，十有八九是假的。

这就是91年的莫斯科，一个巨大、混乱、又充满着黄金机会的露天市场。

空气里都是卢布急剧贬值的恐慌，和伏特加的劣质酒精味儿。

我叫李卫国，25岁，北京待业青年。

在国内，我爸是工厂的工会主席，一辈子勤勤恳恳，就盼着我能接他的班，当个光荣的工人阶级。

可我不想。

我不想一眼就看到四十年后的自己，揣着保温杯，在车间门口跟人下棋。

没劲。

所以，当发小胖子神秘兮兮地揣着两张K3次国际列车的车票找到我时，我几乎没怎么犹豫。

“卫国，去不去？那边，钱都跟路边的石头子儿似的，弯腰就能捡。”

胖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知道他说的“那边”，是俄罗斯。

我爸差点没拿擀面杖打断我的腿。

“混账东西！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要去当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

“爸，那叫国际贸易。”我梗着脖子犟。

“贸你个头！”

最后，是我妈偷偷塞给我五千块钱，红着眼圈把我送上了车。

“到了那边，别跟人横，万事小心。”

我就这么来了。

来了之后才发现，胖子没骗我，但也没说全。

钱确实像石头子儿，但捡钱的人也多，而且一个个都比猴儿还精。

有黑白两道通吃的“大鳄”，也有一不留神就让你血本无归的“地头蛇”。

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就是夹缝里求生存。

这次我带了三百件羽绒服，眼看就要入冬，本以为是个抢手货。

结果，妈的，今年全莫斯科的倒爷，都他妈在卖羽omen服。

价格一天比一天低，我眼看就要把裤衩都赔进去了。

胖子劝我，“差不多就得了，卫国，赶紧出了，换成美金，咱还能捞一笔汇率差。”

我不甘心。

这批货，押上了我全部的身家，还有我妈给我的养老钱。

我得想办法，卖个高价。

我盯上了一个地方，一只蚂蚁市场。

那不是正经的市场，就是一片废弃的停车场，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在那儿摆摊，卖什么的都有。

从前苏联时期的军功章，到不知道从哪个德国人家里“顺”出来的银质餐具。

据说，那里是唯一一个还敢用美金和黄金做交易的黑市。

风险大，但利润也高。

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雇了个半大小子，帮我把货拉到了市场。

刚把羽绒服挂起来，就围上来一群人。

“中国人？”一个高大的壮汉挤到我面前，满嘴酒气。

他手里掂着个望远镜，“换吗？德国货。”

我瞥了一眼，镜片上都是划痕，八成是次品。

我摇摇头，“美金，或者金子。”

壮汉的脸色沉了下来，嘟囔着什么“贪婪的中国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上午，问的人多，真心想买的一个没有。

他们只想用那些不值钱的破烂来换。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挤进了人群。

那是一个老妇人，头发全白了，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呢子大衣。

她的脸很清瘦，布满了皱纹，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却异常明亮。

像结了冰的贝加尔湖。

她在我摊位前站了很久，一件一件地摸着那些羽绒服，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珍宝。

“小伙子，”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说的居然是半生不熟的中文，“你这衣服，怎么卖？”

我愣了一下。

在莫斯科，会说中文的俄罗斯人可不多见。

“美金，一件一百。”我报了个虚高的价。

她摇了摇头，“我没有美金。”

“那金子也行。”我补充道。

她又沉默了，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是在估量什么。

许久，她才下定决心似的，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

“小伙子，我有个交易，想跟你做。”

“什么交易？”我警惕地看着她。

“我没有金子，但我有这个。”

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地打开。

手绢的中央，躺着一块石头。

一块在昏暗天光下，依然闪着幽幽火彩的石头。

钻石。

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钻石不大，也就鸽子蛋的四分之一，但看那切工和火彩，绝对是好东西。

起码值我这三百件羽omen服，还得再加个零。

我的心“砰砰”狂跳起来。

“你想……怎么换？”我的声音有点发干。

老妇人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要你的衣服。”

“我用这颗钻石，换你带一个人回中国。”

“带人？”我脑子“嗡”的一声。

“对，我的孙女，卡佳。”

我瞬间清醒过来，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开什么玩笑。

倒卖货物，撑死了是投机倒把，罚款，坐牢。

倒卖人口，那是要掉脑袋的。

“不行！”我断然拒绝，“老太太，你找错人了，我就是个卖衣服的。”

说完，我就想走。

“小伙子，你等等！”她一把拉住我的袖子，力气出奇的大。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求求你，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帮不了你！你这是犯法！”我甩开她的手。

“苏联都没了，法有什么用？”她惨笑一声，“现在的莫斯科，就是地狱。我不能让卡佳留在这里。”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她是个好孩子，她才十六岁，她应该去一个安全、安稳的地方，好好读书，好好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她走？去欧洲，去美国，都比中国强吧？”我不解地问。

“我们没有钱，买不起机票。而且……”她顿了顿，眼神黯淡下来，“卡佳的爷爷，是中国人。”

我再次愣住了。

“五十年代，他来苏联援建，我们认识，后来……他就留在了这里。他总说，中国是他的根，以后一定要回去看看。”

“他去世的时候，卡佳才五岁。他一直念叨着，想让孩子回中国，去看看他长大的地方。”

老妇人从脖子上拽出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字：平安。

“这是他亲手给卡佳刻的。”

我沉默了。

九十年代初，确实有很多中苏结合的家庭，命运多舛。

但我还是不能答应。

“老太太，这事儿我真干不了。风险太大了。你再找找别人吧。”

我狠了狠心，转身就走。

“一百件羽绒服！”她在我身后喊道，“我再送你一百件羽omen服的钱！用卢布！”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五百美金！”

我继续走。

“我把我在乡下的小木屋也给你！那里的地，还能种土豆！”

我没回头。

回到我和胖子合租的地下室，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胖子正躺在床上，一边啃着大列巴，一边看《参考消息》。

“怎么着，卫国，货出了？”

我没说话，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闷头抽烟。

“又碰壁了？”胖子坐起来，“我就说，让你别去那鬼地方。听我的，明天就降价，赶紧甩了。”

我把遇到老妇人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

胖"子听完，眼睛瞪得像铜铃。

“钻石？多大？”

“没看清，但肯定小不了。”

“我操！”胖子一拍大腿，“卫国，你傻啊！这是多大的馅饼，你他妈居然不接着？”

“接？怎么接？那是带人，不是带货！”我吼道，“让人抓住了，咱俩都得在西伯利亚挖土豆！”

“怕什么！”胖子满不在乎，“K3次列车，咱们都坐了多少回了？哪个旮旯能藏人，哪个乘警好说话，咱们门儿清。给她弄个假证件，再塞点美金，不就过去了？”

“说得轻巧！万一呢？”

“没有万一！”胖子凑过来，压低了声音，“你想想，一颗钻石啊！有了那玩意儿，咱还倒腾个屁的羽绒服？直接回北京，买个四合院，当大爷去！”

不得不说，我心动了。

胖子描绘的蓝图，太诱人了。

回北京，买四合院，当大G爷。

这不就是我来俄罗斯的终极梦想吗？

可是一想到那双结了冰一样的蓝色眼睛，和“平安”那两个字，我又犹豫了。

这事儿，透着一股邪性。

“我再想想。”我掐灭了烟头。

“想个屁！”胖子急了，“这种好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到时候，钻石是别人的，你连羽绒服都卖不出去！”

接下来几天，我像是魔怔了。

白天，我去市场卖货，价格一压再压，还是卖不动。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那颗闪着火彩的钻石，一会儿是老妇人哀求的眼神。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财富。

一边是深不见底的风险，和一个无辜女孩的命运。

我快被逼疯了。

第五天，老妇人又来找我了。

她没去市场，直接找到了我住的地下室。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她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憔ें悴了，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小伙子，你想好了吗？”

她开门见山。

我没说话。

她从怀里又掏出那个手绢包，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你看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打开了手绢。

那颗钻石，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依然璀璨得让人心惊。

我甚至能感觉到它冰凉的温度。

“这颗钻石，叫‘西伯利亚之星’。”老妇人缓缓地说，“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沙皇时期，我的祖父是宫廷里的一名小官员。”

“它能换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是假的呢？”我强作镇定。

“你可以找人验。”她坦然地说。

“我把人带到了，你怎么保证我能拿到东西？”

“钻石，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一半。”她从包里拿出一把小小的、精致的银质小刀，“我们可以把它切开。等你把卡佳安全送到中国，我再告诉你，去哪里找剩下的一半。”

她的提议，合情合理，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看着她那双坦诚得近乎天真的眼睛，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开始崩塌。

“我……为什么要带她去中国？”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把她交给谁？”

“交给她的亲人。”

老妇人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已经泛黄了。

信封上，用中文写着一个地址。

“这是她爷爷当年留下的，在中国的地址。他说，如果有一天回去了，就去这里找他的弟弟。”

我接过信封，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位于中国南方某个小城的地址。

“这么多年，你联系过吗？”

她摇摇头，“不敢联系。那些年，你知道的……我们这种身份，就是‘苏修特务’。”

我明白了。

历史的尘埃，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好。”

我听到自己说。

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我干。”

胖子比我还兴奋。

他找来了他认识的一个白俄，叫瓦西里，专门伪造证件的。

瓦西里要价五百美金。

“太黑了！”胖-子骂骂咧咧，但还是掏了钱。

“安全第一，兄弟。”

拿到假护照的那天，我去见了那个叫卡佳的女孩。

老妇人住在郊区一栋赫鲁晓夫楼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弥漫着一股酸菜和旧尘的味道。

门开了，一个女孩站在门后。

金色的长发，皮肤白得像雪，眼睛是和她祖母一样的蓝色，但没有那么明亮，反而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她很高，比我还高半个头，穿着一件旧毛衣，显得有些单薄。

这就是卡佳。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走进了房间。

老妇人尴尬地笑了笑，“这孩子，怕生。”

房间很小，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穿着苏联军装的年轻男人，英俊，挺拔。

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扎着麻花辫的俄罗斯姑娘，笑得很甜。

“那是卡佳的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我身后的老妇人说。

我看着照片，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一个时代的悲剧。

“卡佳，过来。”老妇人冲房间里喊。

女孩磨磨蹭蹭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普希金的诗集。

“这位是中国来的叔叔，他会带你去中国。”老妇人拉着她的手，对我说，“她会说一点中文，是她爷爷教的。”

“你好。”卡佳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你好。”我点点头，气氛有些尴尬。

我试图找些话说，“你……想去中国吗？”

她猛地抬起头，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和抗拒。

“不想。”

我愣住了。

老妇人急忙打圆场，“胡说！你怎么会不想呢？你爷爷的家乡，你不想去看看吗？”

“我不想！”卡佳甩开祖母的手，大声说，“我的家在这里！我的朋友也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你必须走！”老妇人的声音也严厉起来，“这里已经不是家了！你看看外面，安德烈死了，被醉鬼打死的！你的同学奥克萨娜，为了一个面包，就跟了那个五十岁的德国商人！你想变成那样吗？”

“我不会！”

“你怎么保证？”

祖孙俩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

我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插不上话。

我感觉自己像个人贩子。

还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贩子。

最终，争吵以卡佳摔门而去告终。

老妇人疲惫地坐倒在沙发上，捂着脸，肩膀微微抽动。

“对不起，小伙子，让你见笑了。”

“她……好像不是很情愿。”我说。

“她会想通的。”老beta人抬起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为了她好，我必须这么做。”

她把那颗“西伯利亚之星”，放在我手里。

“另一半，我已经藏好了。等你们到了北京，去红场，找那个卖冰淇淋的瓦连京娜，把我这顶帽子交给她，她会告诉你一切。”

她脱下头上那顶灰色的旧绒帽，递给我。

帽子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

出发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K3次国际列车，每周三从莫斯科出发，六天后抵达北京。

这六天，将是我人生中最漫长，也最煎熬的六天。

胖子帮我搞定了车票，是两人一间的软卧包厢。

“贵是贵了点，但安全。”胖子说，“万一碰上查护照的，你在包厢里，也好有个准备。”

出发前一天，我去跟老妇人和卡佳告别。

卡佳没来。

老妇人说，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见人。

老妇人给了我一个包裹，很沉。

“里面是给卡佳路上吃的黑面包和酸黄瓜，还有一些她小时候的衣服。到了中国，天热，她穿得上。”

她又塞给我一沓卢布，很厚。

“这是说好的一百件羽绒服的钱。我知道现在卢布不值钱，但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我没要。

“老太太，这钱你留着。到了那边，我会照顾她。”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也许是看着她那双充满希冀和绝望的眼睛，我硬不起心肠。

“好孩子，好孩子……”她抓着我的手，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

滚烫。

第二天，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我见到了卡佳。

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像是要去远足，而不是去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

老妇人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

“到了那边，要听叔叔的话，要好好学习，不要惹事……”

“知道了。”卡佳的回答，依旧简短。

火车鸣笛的时候，老妇人死死抓着车窗，不肯放手。

“卡佳，记住，一定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

她用俄语大声喊着。

火车缓缓开动，老妇人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

卡佳一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我看到，有眼泪从她脸上滑落，悄无声息。

包厢里，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我把她的帆布包放到行李架上，很沉。

“里面装的什么？”我随口问。

“书。”

“哦。”

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受不了这种气氛，拿出在国内买的《古龙小说全集》，看了起来。

她也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是俄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们俩，一个在刀光剑影的江湖里快意恩仇，一个在十九世纪的爱恨情仇里沉沦。

互不打扰。

火车向东，穿过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

窗外，是单调的白桦林和皑皑白雪。

偶尔，能看到几座孤零零的木刻楞。

第一天，平安无事。

第二天，列车员来查票。

是个膀大腰圆的俄罗斯大妈。

我把票和护照递给她。

她看了一眼我的，又看了一眼卡佳的。

卡佳的假护照上，用的是一个中国名字，“李平安”。

照片是瓦西里找人合成的，有点模糊，但五官还算像。

大妈盯着护照上的照片，又抬头看看卡佳那张过于立体的脸，和那双蓝色的眼睛，眉头皱了起来。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她是……”大妈用俄语问。

“我妹妹。”我抢着回答，也用俄语，“中俄混血。”

我指了指自己，“我，中国爸爸，俄罗斯妈妈。”

又指了指卡佳，“她，中国爸爸，俄罗斯妈妈。”

反正我也不是纯汉族长相，高鼻深目，大学时外号“小巴基斯坦”。

大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们。

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五十美金，塞到她手里。

“大姐，行个方便。我妹妹第一次回中国，有点紧张。”

大妈掂了掂手里的美金，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证件要放好。”她把护照还给我，嘟囔了一句，转身走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已经湿透了。

卡佳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复杂。

“谢谢。”她低声说。

“不客气。”我摆摆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经过这个小插曲，我们之间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

她不再像之前那么抗拒。

偶尔，我会跟她聊几句。

聊她的爷爷，那个一辈子都想回家的中国男人。

聊她的梦想。

“你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个画家。”她说，“像列维坦那样。”

“列维坦？”

“一个俄罗斯画家，画风景的。”

她说起画画的时候，眼睛里才有一点光。

我告诉她，中国也有很多了不起的画家。齐白石，徐悲鸿。

“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都画得跟活的一样。”

“是吗？”她似乎很感兴趣。

“当然。”

我吹起牛来，脸不红心不跳。

“等到了北京，我带你去琉璃厂，让你见识见识。”

火车过了伊尔库茨克，就到了贝加尔湖。

巨大的湖面，一半结着冰，一半是深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卡佳趴在窗户上，看了很久。

“真美。”她感叹道。

“是啊。”

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人“砰”的一声撞开了。

三个男人挤了进来。

为首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有蝎子纹身。

满脸横肉，眼神不善。

是车上的“混混”。

这种人，在国际列车上很常见。专门敲诈勒索，抢劫旅客。

他们一般不会对中国人下手，因为中国人大多是成群结队的“倒爷”，不好惹。

但我们包厢，只有我和一个看起来很柔弱的女孩。

简直是完美的猎物。

“小子，有钱吗？”光头用生硬的中文问。

我心里一沉。

怕什么来什么。

“没钱。”我说。

“没钱？”光头冷笑一声，目光落在了卡佳身上。

他的眼神，像一条黏腻的蛇，在卡佳脸上、身上游走。

“这妞儿不错啊。”他对身后的同伙说，用的是俄语。

“让她陪我们喝一杯，我们就放过你。”

卡佳吓得脸色惨白，往我身后缩了缩。

我把她护在身后，死死盯着光头。

“滚出去。”我说。

“你说什么？”光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让你滚出去！”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光头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你他妈找死！”

他挥起拳头，就向我砸来。

我当过两年兵，练过几天拳脚。

侧身躲过他的拳头，一脚踹在他的小腹上。

光头惨叫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他另外两个同伙见状，一左一右向我扑来。

包厢的空间很小，根本施展不开。

我被其中一个抱住了腰，另一个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头上、背上。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

混乱中，我听到卡佳的尖叫声。

我用尽全力，挣脱开抱住我的人，一头撞向另一个人。

那人被我撞得眼冒金星，倒在了床上。

就在这时，我看到光头从地上爬了起来，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他面目狰狞地向我冲来。

我心里一凉。

完了。

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

“小心！”

卡佳突然尖叫一声，拿起桌上的暖水瓶，狠狠地砸向光头的脑袋。

“砰”的一声闷响。

暖水瓶碎了，开水溅得到处都是。

光头惨叫着，捂着头倒了下去。

另外两个混混吓傻了，愣在原地。

我趁机爬起来，抄起地上的一个空酒瓶，指着他们。

“滚！不然下一个就是你们！”

那两人对视一眼，扶起还在哀嚎的光头，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包厢。

我“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上、身上，火辣辣地疼。

“你……你没事吧？”卡佳蹲下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她的手，在发抖。

我摇摇头，“没事，皮外伤。”

我看着她，这个刚才还冷若冰霜的女孩，现在却哭得像个孩子。

“谢谢你。”我说。

如果不是她那一下，我可能就真的没命了。

她摇摇头，眼泪掉得更凶了。

“对不起……都怪我……”

“不怪你。”我摸了摸她的头，“别怕，有我呢。”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保护她，是我的责任。

和那颗钻石无关。

接下来的路程，平静了很多。

那几个混混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和卡佳之间的隔阂，也彻底消除了。

她不再叫我“叔叔”，而是开始叫我的名字，“卫国”。

她会给我讲普希金的诗，讲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我给她讲金庸的江湖，讲中国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她好奇地问。

“什么样子？”我想了想，“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人们都很忙，忙着挣钱，忙着过上好日子。”

“会比这里好吗？”

“肯定会。”我毫不犹豫地说。

火车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已经是第五天了。

满洲里。

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再是单调的白雪和森林，而是热闹的城镇，和随处可见的汉字。

空气中，都飘着一股熟悉的，炒菜的油烟味儿。

我贪婪地呼吸着。

回家了。

卡佳也好奇地看着窗外的一切。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在边境，我们遇到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边检。

一个年轻的武警，拿着我们的护照，反复比对。

他的目光，在卡佳的脸上，停留了很久。

“你叫李平安？”他用中文问。

卡佳点点头。

“身份证号报一下。”

卡佳愣住了，求助地看着我。

假护照上，根本没有身份证号。

我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同志，”我笑着凑上去，“我们是从那边回来的华侨，还没来得及办身份证。”

“华侨？”武警看了我一眼，眼神锐利。

“对，你看，我妹妹长得就像她俄罗斯的妈妈。”

“护照上写的籍贯是黑龙江，怎么一句东北话都不会说？”武警的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我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完了，这下真的完了。

这个武警，比俄罗斯那个大妈，难对付一百倍。

就在我大脑飞速运转，想着怎么蒙混过关的时候。

卡佳突然开口了。

她看着那个武警，用一种很奇怪的，带着俄语腔调的中文，一字一句地说：

“达瓦里希，我们……回家了。”

“达瓦里希”。

同志。

一个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的词。

武警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卡佳的眼睛，清澈，坦然。

“爷爷说，到了中国，就没人再叫‘达瓦里希’了。但是，我们就是‘达瓦里希’。”

她的中文，说得很慢，很吃力。

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了我的心上。

“他说，他的弟弟，叫李建军。在部队里，也是一个‘达瓦里希’。”

武警沉默了。

他看着卡佳，又看了看手里的护照。

许久，他“啪”的一声，在护照上盖了章。

“欢迎回家。”

他说。

走出边检站的那一刻，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卡佳扶住了我。

“卫国，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咧开嘴，笑了。

“没事，平安，我们回家了。”

到了北京，已经是第六天下午。

火车站，人山人海。

南腔北调，扑面而来。

卡佳被这阵势吓到了，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我先带她去了胖子家。

胖子家住胡同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

胖子看到我们，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

“我操！卫国！你真把人带回来了？”

当他看到卡佳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这……这就是那个俄罗斯大妞儿？比照片上还俊！”

我没理他，把他拉到一边，把那半颗“西伯利亚之星”给他看。

胖子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发了，卫国，我们发了！”

“还没完。”我把老妇人的帽子递给他，“明天，你去红场，找到卖冰淇淋的瓦连京娜，把帽子给她，拿到另一半。记住，小心点。”

“放心吧！”胖子拍着胸脯保证。

安顿好卡佳，我先回了趟家。

我妈看到我，眼圈一下就红了。

“瘦了，黑了。”

我爸还是一副臭脸，但眼神里，却有关切。

“碰壁了？我就说，让你别去。”

我从包里，掏出一万美金，放在桌子上。

“爸，妈，这是我挣的。”

我爸妈都惊呆了。

“你……你抢银行了？”我爸颤抖着问。

“什么抢银行，这是我凭本事挣的。”我吹嘘道。

虽然这钱的来路，不那么光彩。

那一晚，我爸喝了很多酒。

他拍着我的肩膀，一遍遍地说：“好小子，有出息。”

我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我带着卡佳，去了天安门，故宫，长城。

我给她买烤鸭，买糖葫芦。

她像个好奇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脸上的冰霜，彻底融化了。

她笑起来，很好看。

像莫斯科春天里，第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晚上，胖子回来了。

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我心里一紧。

“妈的，”胖子骂道，“红场根本就没有叫瓦连京娜的冰淇淋大妈！”

“什么？”

“我找遍了，问遍了，都说没这个人。后来有个老头告诉我，那个摊位，半年前就撤了。”

我的心，凉了半截。

“那……那另一半钻石呢？”

“鬼知道！”胖子烦躁地挠着头，“卫国，我们不会是被那老太婆给耍了吧？”

我也懵了。

难道，这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

老妇人用半颗钻石，就想让我把她孙女带到中国？

可这说不通啊。

她图什么呢？

“操！”胖子一拳砸在桌子上，“不行，我得回莫斯科，找那老太婆算账去！”

“你先别急。”我稳住他，“让我想想。”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老妇人哀求的眼神，卡佳的抗拒，那张泛黄的信封，还有那句“达瓦里希”。

一切都那么真实。

我不相信这是假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帽子！”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什么帽子？”

“老太太给我的那顶帽子！”

我冲进房间，从我的包里，翻出那顶灰色的旧绒帽。

帽子很普通，看不出什么特别。

我翻来覆去地检查，捏了捏，感觉帽顶的夹层里，似乎有硬物。

我找来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内衬。

夹层里，没有钻石。

只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

和一小撮白色的粉末。

纸条上，是俄文。

“对不起，小伙子，我骗了你。”

看到第一句，我的心就沉到了谷底。

“另一半‘西伯利亚之星’，根本不存在。那颗钻石，是假的，是我丈夫用玻璃仿制的。他是个手艺人。”

“我没有钱，我只有卡佳。她是我的全部。”

“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我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吃人的地方。”

“信封里的地址，也是假的。她爷爷的弟弟，早就在六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被迫害死了。我不敢告诉她。”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不会丢下她不管的。”

“那包粉末，是我丈夫的骨灰。请你，把它洒在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让他回家。”

“求求你。”

纸条的最后，是三个字。

“求求你。”

我的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