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冷静务实，共促中英关系再启新程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英国首相斯塔默于2026年1月28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不仅是斯塔默领导下的英国工党政府一次重要的外交出击，更是自2018年前首相特雷莎·梅访华以来，时隔整整八年，英国首相的首次访华。此行被视为中英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意义远超一次常规的国事访问，而是意在为经历剧烈震荡与“深度冻结”后的中英关系，探索一条“再出发”的务实之路。

据多方报道，斯塔默首相此次率领的代表团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彰显了英方对此次访问的高度重视与极高期待。代表团预计约60人，不仅包括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等核心经济内阁成员，还囊括了汇丰银行、阿斯利康、捷豹路虎、劳斯莱斯等英国工商金融界的领袖。这一庞大经济团队随行，清晰地传递出英方的核心诉求：在跨大西洋关系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英国迫切希望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启深度经贸对话，为其疲软的国内经济寻找强劲的外部动力。

此次访问的中英关系背景和国际形势背景却相当复杂。过去11年，中英关系经历了巨大波折，从被双方共同赞誉的“黄金时代”急转直下，陷入战略猜疑与合作受阻的“冰河期”。此刻，斯塔默首相的北京之行，本质上是对前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次重大校准。斯塔默曾批评保守党政府在过去八年忽视对华接触是“失职”，上任以来一直试图以“务实、成熟”的姿态，重新定义英国在“后脱欧时代”与中国这个“决定性力量”的相处之道。因此，斯塔默这次访华引来全球瞩目，中英舆论尤其予以高度关注，期待这场迟来的中英对话，能够真正推动中英关系穿越迷雾，走向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未来。

一、中英关系十余年的起伏

过去11年中，中英关系走过的并非坦途，而是一条从高点骤然跌落、又于谷底艰难寻觅出路的复杂轨迹。这段历程清晰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个耀眼却短暂的“黄金时代”，一段漫长且不断下探的“冰河期”，以及当前曙光初现的、以务实为基调的“回暖融冰期”。

“黄金时代”的曙光与标志

2015年，被视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开启之年。当年10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政治共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重大合作项目。访问期间，中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共同建设运营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的战略投资协议。这个总投资额最初预计为180亿英镑的项目，不仅是英国30年来首座新建核电站，更被赋予了多重战略意义：对英国而言，它旨在填补未来能源缺口、创造就业；对法国而言，是其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关键证明；对中国而言，这标志着其核电资本与技术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是打开欧美高端市场的历史性一步。一时间，伦敦与北京之间高层互动频繁，经贸、金融、人文各领域合作如火如荼，“黄金时代”成为描绘两国关系最贴切的词汇。

急转直下的“冰河期”与双重打击

然而，高光时刻转瞬即逝。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引发政坛持续震荡，国际格局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深刻演变，开始剧烈扰动中英关系的航向。以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为象征的“黄金”合作很快蒙上阴影。特蕾莎·梅首相上任后，随即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暂停了该项目。虽然项目最终得以继续，但此举释放了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此后，英方对该项目的限制层层加码，所谓“国家安全标准”不断攀升。与此同时，英方开始禁止使用中国设备，并试图削弱中方的股权和话语权。至2022年，英方最终将中广核排除在该项目及后续的塞兹维尔C核电项目之外。这一系列操作被广泛视为“技术殖民”或政治操弄，最终导致中广核于2022年底选择撤资退出。这一标志性合作项目的失败，不仅是上述中方公司在商业上的挫折，更是两国战略互信遭受重创的缩影。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电信领域降临。2020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停止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并计划在2027年前完全移除。这一决定被华为英国发言人直指“源于美国贸易政策，而不是安全问题”。仅仅在半年前，英国政府还曾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其5G非核心部分建设。这一180度的政策急转弯，被业界和观察家普遍认为是由于英国屈服于美国政治压力。英方上述决定的后果接踵而至且影响深远：英国主要电信运营商警告，此举将导致英国5G部署延迟18至24个月，并带来45亿至68亿英镑的额外成本，使英国在关键的数字化竞赛中落入“慢车道”。至此，中英能源基建和数字未来两大支柱性合作相继崩塌，中英关系进入了特拉斯、苏纳克保守党政府时期的“深度冻结”状态。

反思与“融冰”的谨慎开端

这种“过山车”式的关系轨迹，引发了英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斯塔默首相的重要顾问、工党元老曼德尔森直言，过去十年英国对华态度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不理智的，也是不现实的”，是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斯塔默本人在2025年底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更是严厉批评前任保守党政府任由对华关系恶化是“玩忽职守”。他明确提出，英国的对华政策不应是非此即彼的“黄金时代”或“冰河时代”的二元选择，而应采取一种“严肃态度”，即在坚定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务实推进合作。

这一新思路已开始转化为行动。2024年7月斯塔默政府上台后，迅速派遣了多位内阁大臣访华。更重要的是，2025年2月，中英两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了时隔七年的第十次中英战略对话。双方就重启一系列部门间对话机制、深化能源、科技、教育、金融等具体领域合作的路线图达成了共识。此次对话被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和“持续回暖”的标志性事件。近期，英国政府最终批准了搁置已久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舍建设项目，也被广泛解读为是为斯塔默此次访华营造良好气氛的务实之举。

弹指一挥间，11年已过。从卡梅伦时期的“黄金时代”宣言，到特拉斯、苏纳克时期的“深度冻结”，再到斯塔默寻求的“务实接触”，中英关系完成了一个痛苦的轮回。其核心教训在于：英国将经贸技术合作高度政治化、安全化，为迎合外部压力而牺牲经济发展与国家信誉的短期行为，最终损害的是英国自身的利益与国际形象。如今，面对国内经济提振的迫切需求与国际格局的多重挑战，英国新政府正努力重新校准对华关系，而这次访华之旅，正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二、中英合作的深厚基础

尽管中英政治关系在过去11年里经历了惊涛骇浪，但中英两国间的合作纽带并未断裂，反而在波折中显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这源于两国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百年变局中的共同利益以及已深深交织的民间与社会联系。这些深厚的基础，构成了斯塔默首相此行寻求“务实合作”的根本动力，也是中英关系总能从低谷中找到回归路径的压舱石。

首要也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来自于两国高度互补的经贸利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且持续升级的消费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制造能力；英国则拥有世界顶级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创意产业、高等教育和尖端科技研发优势。这种互补性在过去十年并未减弱，反而因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而增强。即使是在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中国作为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依然稳固。英国对华出口的金融服务、高端汽车、奢侈品、药品和苏格兰威士忌，在中国市场始终拥有稳定的需求。同时，中国对英投资尽管受到政治审查的干扰，仍在新能源、绿色科技、消费品等领域持续布局。此次随斯塔默访华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几乎囊括了所有在华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头部企业，如汇丰银行、阿斯利康、捷豹路虎、劳斯莱斯等，它们用行动表明了英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现实依赖。安排庞大的经贸团队随行，更凸显了英国政府期望通过深化对华经贸合作，为疲软的国内经济注入活力的务实姿态。

第二，在金融与全球治理领域，中英之间存在独特的战略互需。伦敦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巩固地位的重要机遇。伦敦长期以来是亚洲以外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均在伦敦设有重要分支。这种金融纽带的相互依存度极高。此外，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中英合作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在推动《巴黎协定》落实和全球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方面，两国曾有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尽管政治氛围变化导致部分对话机制中断，但应对这些跨国挑战的客观需求从未消失，重启合作符合双方乃至全球的利益。

第三，教育与科研创新合作，构成了两国关系中最具活力、也最不易被政治风浪摧毁的支柱。英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大的目的地国之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学生在英学习，每年为英国教育产业贡献巨额收入，并成为连接两国社会的桥梁。在科研领域，从基础科学到人工智能，从医学研究到气候变化，中英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合作项目与联合实验室。这些合作基于共同的科学追求和人才交流，往往能超越短期的政治纷扰，持续产出惠及全人类的成果。这种深植于学术与青年层面的联结，为两国关系储备了宝贵的善意与理解，是关系回暖时最先复苏的领域。

最后，地方交往与人文交流的涓涓细流，持续润泽着两国关系的土壤。中英之间已结成数十对友好省郡和城市关系，涵盖经贸、文化、教育、体育等多个方面。即使在国家层面关系遇冷时，许多地方层面的务实合作仍在悄然进行。中国的庞大出境旅游和消费群体，也一直是英国旅游业和零售业高度重视的市场。这些社会层面的微观联系，构成了宏观政治关系的稳定基底，使得“脱钩”或“彻底转向”的极端政策在现实层面难以推行。

综上所述，中英合作的深厚基础，是由现实的经贸利益、深度的金融互需、前沿的科研共生以及活跃的人文交流共同编织的一张坚韧网络。过去几年的波折证明，试图用政治剪刀强行破坏这张网络，首先撕裂的是英国自身的经济经络与社会联系。斯塔默政府提出“务实合作”，其“务实”之处，正是承认并试图重新倚重这些深厚而持久的基础性力量。重启“黄金时代”的商业对话机制，其意义不仅在于讨论具体的贸易数字，更在于重启一种认知：即健康稳定的中英关系，必须建立在对这些深厚基础的尊重、维护与培育之上，而非相反。

三、中英关系的起伏动因

中英关系在过去11年间如坐过山车般的剧烈波动，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国内政治博弈、国际战略格局重塑、结构性矛盾以及战略沟通失灵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剖析这些动因，是理解过去、也是把握未来的关键。

首要且最显著的外部动因，无疑是美国因素的深刻扰动。鉴于英美存在“特殊关系”，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向直接而强力地牵引着英国的政策罗盘。2018年后，美国对华发起全面战略竞争，将中国定义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一背景下，华为5G问题成为检验英方对于英美同盟忠诚度的“试金石”。英国最初曾基于技术评估和成本考量，计划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其5G非核心网络建设。然而，来自华盛顿持续升级的政治压力、制裁威胁乃至情报共享方面的暗示性警告，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作出了禁止使用华为产品的政治决定，尽管该决定明显损害英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消费者利益。同样，在核电、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乃至涉疆、涉港等议题上，英国的政策选择都清晰地显现出与美国协调步调的影子。这种“战略追随”严重侵蚀了英国外交传统的务实主义内核，使其对华政策丧失了应有的连贯性和独立性，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棋盘上最易被撬动的一颗棋子。

其次，英国国内政治的碎片化与短视性，是导致政策反复无常的内生根源。“脱欧”公投后，英国政坛陷入深度撕裂，保守党政府更迭频繁，从特蕾莎·梅到约翰逊，再到特拉斯和苏纳克，每位首相都面临党内强硬派、反对党以及民粹舆论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工具化。无论是为了巩固党内领导权，还是在选举中攻击对手，展示对华强硬姿态都成为一股低成本的政治潮流。华为、核电等复杂的专业和技术问题，被简化为“国家安全”的政治口号，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和长期战略规划被选举周期和头条新闻所绑架。苏纳克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划时代挑战”的表述，正是这种国内政治氛围的产物。这种“内政外交化”的倾向，使得英国的对华政策缺乏国家层面的长远战略定力，而只是随着政治钟摆而剧烈摇摆。

再者，中英之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战略互信赤字，为双边关系波动提供了土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英国作为传统大国的心态调整尚未完成。部分英国战略界人士仍习惯于从“西方主导”的视角看待中国崛起，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角色扩大视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这种认知差异在涉及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时被急剧放大，严重毒化了双边关系的整体氛围。同时，英国“脱欧”后推出的“全球英国”对外战略构想，亟需寻找新的支点，其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对接时，不自觉地被纳入了对华围堵的叙事框架。

双方在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上的对话不畅、理解不足，导致微小的摩擦容易升级为信任危机。

最后，中英沟通机制的失灵，加之商业逻辑的让位，加速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在“黄金时代”，两国建立了从领导人峰会到战略对话，再到经贸联委会的多层次、常态化沟通渠道。然而，随着政治关系转冷，这些机制大多陷入停顿或流于形式。当高层政治对话缺失时，分歧与误解便容易积累和发酵。更重要的是，原本应作为稳定力量的经贸合作，被过度注入了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像欣克利角核电这样的长期战略性商业项目，其决策过程被政治干预严重扭曲，商业可行性和技术理性让位于政治象征意义。这种“安全化”的泛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使得企业界无所适从，也使得两国关系失去了最重要的缓冲垫。

综上所述，中英关系的起伏，是外部拉力压倒内部理性、政党政治绑架国家利益、战略猜疑侵蚀务实合作、权力意志碾压商业逻辑的综合后果。斯塔默政府认识到前任的“失职”，并转而倡导更加“务实”的路径，正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些偏差，即通过重启高层对话恢复沟通，通过强调经贸合作召回理性，通过平衡“威胁”叙事与合作需求来重建一种可持续的相处模式。

然而，驱动过去波动的根源性因素——美国的战略压力、英国政治的脆弱性、以及深层的认知差异——依然存在，这将注定“务实再出发”的旅程不会一帆风顺。

四、务实预期：此访的机遇与限度

斯塔默首相此次访华，无疑是在一个关键时间点进行的一次关键访问，也被各方寄予厚望。但是，若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审视，我们必须认识到，此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重启对话、设定框架、探索路径”，而非一次性解决所有积弊。它的成果将更多体现在进程上，而非一揽子突破上；其价值在于为未来两三年的中英关系定下一个务实基调，防止关系继续下滑，并为具体的合作开辟空间。

首先，英方此访的核心意图清晰且务实。从财政大臣、商业贸易大臣领衔，以及汇丰、阿斯利康、劳斯莱斯等几乎涵盖英国经济王牌的企业代表团阵容来看，提振英国经济是此访的首要目标。英国希望达成几个具体成果：第一，重启“英中首席执行官理事会”等高级别商业对话机制并使其制度化，为两国企业，尤其是金融、汽车、医药、消费品等英国优势行业提供一个稳定的高层沟通和问题解决平台。第二，实质性推动对华出口，特别是在英国具有传统优势的金融服务（如养老金、保险、资产管理）、高端制造业（豪华汽车、航空发动机）、专业服务以及威士忌等消费品领域。第三，向其国内企业和国际社会展示工党政府有能力以成熟姿态处理对华关系，管理分歧并获取经济实惠，从而兑现其促进增长、改善民生的执政承诺。简言之，斯塔默这次访华带有明确的经贸合作和商业拓展导向。

然而，基于当前复杂的内外环境，要实现此次访问的目标也有不少难度。第一，在安全与科技敏感领域，难有实质性回调。指望英国在华为5G或类似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大幅修改现行政策，是不现实的。在核电等战略性能源项目上，恢复类似欣克利角时期的高强度合作也有极大阻力。这些领域已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任何松动都将面临来自国内反对党、部分媒体以及美国盟友的巨大压力。第二，双边关系难以回到“黄金时代”的定位。当前两国对国际秩序、安全观念乃至某些价值观的认知差异，与2015年时已大不相同。斯塔默政府虽强调“务实”，但其外交政策文件仍将中国描述为“划时代的挑战”。这意味着此次访问，很可能旨在建立一种“有管理的竞争与有限合作”并存的复杂模式，而非重温旧梦。第三，访问的象征意义可能大于立即产生的巨额商业成果。重大商业合同的签署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谈判，且深受地缘政治气氛影响。此行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气氛的转变”和“信心的重建”，为后续具体谈判铺路。

因此，要实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英双方还需从以下角度共同着力，推动此次访问成为长期向好的起点：

从英方视角看，关键在于能否在“务实”一词上展现真正的连贯性与独立性。一是平衡经济与安全叙事。英国需要在国家安全关切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建立更透明、可预期的审查机制，避免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正常商业活动进行泛政治化干预。二是管理“英美特殊关系”与“中英务实合作”的张力。英国需要向盟友和美国表明，其对华接触是基于清晰的英国国家利益，旨在降低风险而非扩大风险，而且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对华协调。三是保持国内政治共识的脆弱平衡。斯塔默政府需顶住国内可能出现的“对华软弱”指责，坚持长期理性，教育公众认知对华合作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从中方视角看，核心诉求一贯且明确。根据中方长期以来的政策宣示，要实现合作，英方需在行动上体现：第一，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特别是在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第二，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在英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纠正将商业和技术问题政治化的错误做法。第三，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对话，将中国视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或威胁，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展望未来，中英关系可能的路径是一条“渐进式、模块化”的复苏路径。即在短期内难以充分建立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优先恢复和深化在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公共卫生、科技创新、教育与人文交流等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这些领域全球公益属性强、互补性明显、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容易积累成果和善意，从而为更艰难的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创造有利氛围。

总而言之，斯塔默此访标志着中英关系一个动荡周期的结束和一个冷静务实新阶段的开始。我们乐见双方消除不确定性，重启合作进程。然而，必须充分认识到，驱动过去11年起伏的那些深层扰动因素并未消失。此次访问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是否喊出响亮的口号，而在于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管理分歧、稳步积累信任、持续产出互利成果的成熟互动模式。这条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但相比于又一次的循环往复，这已是双方当下所能期待的最佳出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