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超6000万，GDP占全球22.7%，被误解的宋仁宗如何缔造黄金时代

提到宋仁宗，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可能就是电视剧里那个脾气挺好、有点慢吞吞的皇帝形象。

但说实话，真正历史上的他，可要比戏里演得更让人惊讶。

公元1063年，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辽国，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一听，当场就嚎啕大哭，还下令给宋仁宗建了个衣冠冢来纪念他。

你说说，一个敌国的皇帝死了，能让这么多年刀兵相见的对手难过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挺罕见的？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咱们慢慢往下看。

一、从小皇帝到亲政：忍耐的日子

时间回到公元1022年，农历二月十九，在汴京的皇宫里。那天，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赵祯，被人扶着坐上了大宋皇帝的位子。他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赵祯是谁呢？他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唯一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关于他的出生，民间有个特别有名的传说，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的其实就是他身世上的谜团。

虽然后来人们证实这故事是编出来的，但也能看出他小时候的处境有多复杂，一切都朦朦胧胧，充满了说不清的变数。

坐上皇位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眼前摆着的却是一个帝国。那时候全国有多少人呢？根据史书上的户口记录来算，仁宗刚即位那会儿，全国的户数已经超过一千万户，人口少说也有六千万以上。

这数字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当时整个欧洲所有国家人口加起来的总和。除了这个，他头上还压着一位厉害的“母亲”，不是生母，而是垂帘听政的章献明肃皇后刘娥，也就是刘太后。

这位刘太后手段厉害，穿着天子的礼服处理朝政，大权在握。年纪小小的赵祯虽然坐在龙椅上，但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帘子后面的刘太后。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被周围人紧紧盯着，按规矩来。

最初的十一年，他更像一个摆设。天下名义上是他的，可实际上他能做主的事很少。

史书上说他心地宽厚，不喜欢铺张浪费。有这么一件小事：有一天晚上他熬夜处理公务，肚子饿了，特别想喝一碗羊肉汤。但他憋着没说出来。

第二天宫女问他，他才解释：“我要是随口一说，御厨房肯定以后每晚都杀羊煮汤，变成定例。一年下来得白白杀多少只羊？就为了我一时嘴馋，带起这么个浪费的风气，我实在不忍心。”

你看，一碗羊肉汤的小事，他能联想到背后可能形成的不良惯例。这就是赵祯的性格。

他的这份“仁厚”，其实从十三岁起，就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繁琐的宫廷规矩里，一点点被磨出来了。他不是生下来就完美，而是在权力被架空、处处受限制的环境里，慢慢学会了克制、忍耐，也学会了看清事情的根本。

他看着刘太后怎么处理政事，也看着范仲淹、晏殊这些大臣怎么上书提建议。他像一块海绵，安静地吸收着管理这个大国所需要的一切。

公元1033年，刘太后病逝，二十四岁的赵祯终于能自己掌管朝政了。压抑了十一年的权力，总算回到了他手里。

他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报复谁，也不是清算旧账，而是下了一道诏书，把自己的生母李宸妃追封为皇太后。可惜，他的生母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死的时候只是个普通宫人，丧事也办得很简单。

幸亏丞相吕夷简当初悄悄叫人用特殊方法保存好了李宸妃的遗体，就是为了等这一天。赵祯打开棺木，看到母亲穿着皇后的礼服，面容安详，顿时痛哭失声。这是作为儿子情感的宣泄，也是作为皇帝正式掌权的宣告。

一个默默忍耐了十一年的皇帝，就这样开启了他自己的时代，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仁宗盛治”。

二、亲政后的烂摊子：难题一个接一个

那么，亲政之后是不是就一切顺利了？完全不是，真正的麻烦这才刚刚开始。赵祯接手的大宋，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王朝，而是一个被“三冗”问题拖得沉重不堪的大家伙。

什么叫“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咱们看看数字：北宋开国那会儿，官员大概四千人左右；到了仁宗朝后期，官员数量涨了五倍，超过两万人。多出来这么多官往哪儿放呢？

没实职可给，就设一大堆虚职。一个职位，正职之外还有副职、判官、直官等等，层层叠叠。一个人的活儿，分给好几个人干。

冗兵问题更严重。宋朝养着上百万的兵，其中禁军的数量从太祖时期的不到二十万，猛增到仁宗庆历年间八十多万。

这八十多万禁军，战斗力怎么样呢？很多人常年待在京城，不怎么训练，有些士兵甚至成了街上的混混或者干起手工业，军纪松散得不行。

冗官和冗兵，直接导致开销巨大，这就是冗费。仁宗朝朝廷一年的总收入大约一亿贯钱。光是养官发的俸禄就去掉三成以上，养兵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五千万贯，占到总收入的一半。

这两项加一块儿，就花掉了八成左右的收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几乎剩不下钱来搞建设、修水利、防备灾荒。整个帝国像个虚胖的巨人，走路都喘，稍微出点问题就可能垮掉。

外面也不消停。西北边的西夏首领李元昊，在1038年自己称帝，脱离了宋朝。战争打响了。以前人们总觉得宋朝“积贫积弱”，但比比实力：宋朝人口是西夏的三十倍，经济总量更是完全碾压。

为什么还打不赢呢？看看战场实际情况：宋军输了，输得挺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这几场大战，宋军全败了。阵亡的士兵超过三万人，里面还有大将任福。

为什么输？装备差吗？不是。宋军的铠甲、弓箭都是当时最精良的。问题就出在“冗兵”上：士兵平时缺乏训练，将领指挥混乱，朝廷内部又和战意见不统一。

范仲淹在前线主张稳扎稳打地防守，夏竦等人在后面拖后腿。一个臃肿的官僚体系，碰到打仗这种急事，反应慢吞吞，到处出错。

打仗的代价有多大？为了应付西夏，宋仁宗每年要给出“岁赐”，包括白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还不是战败赔款，只是为了换和平的“赏赐”。

对内，财政是个大窟窿；对外，打仗老是吃亏。这就是赵祯亲政后面对的真实局面。他想改变，于是提拔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些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新政目的很明确：整顿官吏队伍、节省开支、加强军备。核心办法是“精简官僚”。范仲淹拿起笔，划掉了很多没啥用的官职名单。结果呢？动了别人的利益。

那些被裁掉的官员、利益受损的权贵，开始疯狂反击。他们造谣、抹黑、人身攻击，什么手段都使。

甚至有人散布谣言，说范仲淹这帮人想另立皇帝。谣言传到皇宫里，连赵祯自己也动摇了。毕竟，对皇帝来说，维持稳定永远是头等大事。最后，热热闹闹的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彻底失败了。

范仲淹、富弼等人全被贬出京城。赵祯第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就这么垮了。垮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面前，也垮在了他自己“仁慈宽恕”性格的犹豫不决里。

他想做个好皇帝，但他发现，当个强硬的改革者，比当个宽厚的守成皇帝要困难太多。

三、改革失败，文化却火了

但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命运就爱捉弄人。政治上的改革虽然没成，可另一个没想到的领域却迎来了黄金时期。

1048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三年，汴京城里有个叫毕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把一个个反刻字的小胶泥块拼起来，就能印书，印完了还能拆开再用。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意味着知识被解放了，文化要大爆发了，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这之前，印一本书得刻一整块木板，花几个月时间，成本特别高。书，基本上只有读书人和贵族才看得起。活字印刷术一出来，印书的成本哗啦一下降了很多，速度也快了几十倍。知识，头一回能够用便宜的方式、大规模地传开了。

就在这个时代，一个叫苏洵的四十一岁中年人，带着两个儿子。

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结果父子三人一下子出名了。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惊讶得不得了，说：“我这个老头子得让让路，好让他能冒出头来。”这是偶然吗？不是。

仁宗当皇帝的那些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最舒坦、最光彩的时代。赵祯对读书人，有种接近固执的宽容。

苏轼考试的时候，写了篇谈论刑罚和奖赏的文章，里面举例子说尧舜时代，法官皋陶说要杀人，尧却三次都说应该赦免。

主考官梅尧臣问他这典故是从哪本书里看来的。苏轼老实承认：这是我自个儿编的。这叫什么事？这叫在考场上胡编乱造。按规矩，欺骗皇上，杀头都可能。

但结果呢？赵祯不但没生气，反而对旁边人说：“这是个能培养的人才啊，能有这样的想法，以后肯定有出息。”

还有一回，四川有个读书人给成都知府写信，里头写着“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不明摆着煽动造反吗？

知府吓坏了，赶紧把人绑了送到京城。大臣们都说该杀。赵祯却说：“这就是个想当官想疯了的读书人，不过是想让我注意他罢了。给他个小官职，放到地方上去锻炼锻炼吧。”

这是什么？这就是气量。正因为有了这种环境，那个时代的文人才敢放开说话，思想才会这么活跃。

没有严酷的文字狱，没有动不动就杀头的政治压力，只有相对宽松的氛围。

所以，我们看到了范仲淹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写出《醉翁亭记》；周敦颐写了《爱莲说》；司马光开始琢磨编写《资治通鉴》；还有“唐宋八大家”里宋朝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在仁宗时代活跃着。

科学技术方面，像沈括（虽然他主要成就稍晚点，但是是在仁宗朝长大的）、火药的改进、指南针的应用……一个文明的顶峰，就这样在政治改革失败的背景里，悄悄到来了。

赵祯用他的“仁厚”，给整个时代的文化和科技，撑起了一把大保护伞。他不是个手腕强硬的君主，却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园丁”。他没有亲手种每一棵树，但他提供了最肥的土和最暖的阳光。

四、回头看：他留下了什么？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一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会发现宋仁宗留下了一份特别不一样的遗产。

他没有秦始皇、汉武帝那种显赫的武功，也没有唐太宗、宋太祖那样开拓疆土的成绩。他的一生，充满了妥协和无奈。

但从1022年到1063年，整整四十二年，在他管理下的宋朝，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当政期间，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的比例，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估计，高达22.7%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没有第二个能比。汴京城里住着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

他用一辈子说明了什么叫“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他可能不是个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但他是个懂得用“不瞎折腾”来达到“有所作为”的聪明人。

这就是克制带来的力量，也是对制度的一种信心。从十三岁登基，到五十四岁去世，四十二年时间。他给了文人最大的尊重，给了百姓最长的太平日子，给了时代最宽松的环境。他的一生，很少暴脾气，多的是一份温和与通人情。

他废掉了几百种残酷的刑罚，他在位的时候，没有一个大臣因为政治原因被处死。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例。

他是个好儿子，却一辈子不知道生母是谁，直到母亲去世后才见到遗体；他是个好丈夫，却得忍受曹皇后的强势和后宫的各种规矩；他是个好父亲，但三个儿子全都夭折，十三个女儿也大多早逝，晚年过得挺孤单。

他把所有的“仁厚”都给了天下人，留给自己的，却是深深的孤独。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一定非得有个战无不胜的皇帝。有时候，一个懂得克制、尊重规则、守住底线的皇帝，反而更能培养出一个文明的春天。

他不是太阳本身，但他让几乎每个人都活在了阳光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