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十三：黄金时代：温和与平衡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久，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针就发生了新的变化，1879年8月成立塔费内阁，其国内政策保守而持久，主张对斯拉夫人友好，外交方面则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塔费本人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封建的“波希米亚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捷克人或德意志人，他首先是皇帝的心腹和忠顺的大臣，他本人这样限定自己的位置：“我不属于任何一党，亦非某党的大臣。我是皇上任命的大臣，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皇帝的大臣。

对我而言，皇帝的意志必须而且将会是决定性的。”但是，作为政治家，他得到的评价应当高于德意志民族主义或自由派愿意给予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家，与无视原则但又相当笨拙的弗朗茨·约瑟夫相比，尽管他也做些微小的让步，但还是设法维护原则性的东西。他的政府是个联合政府，以“铁环”见称，他对皇帝的忠诚吸引了同样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奥地利人。大地产所有者和曾经与德意志自由派并肩作战的波兰人只要自己的特权不受影响就会顺从皇帝的意愿，故而他们也支持塔费。另外，塔费还得到了反感自由派中央集权和反教权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天主教（罗马）农民的支持。

塔费同情境内的斯拉夫人，不让任何民族处于支配性地位，以达到民族和解：“在奥地利，不许排挤任何人。”在内莱塔尼亚，民族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捷克人身上。自1871年捷克人实行不妥协政策以来，事态的变化已经使里格尔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捷克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879年，斯美塔那《我的祖国》表达了捷克人自己的声音，另一位波希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以《摩拉维亚二重唱》及钢琴二重奏《斯拉夫舞曲》赢得世界瞩目及承认。清新可喜的捷克特色被融入浪漫派音乐语言，捷克人自豪地将这两位民族音乐家与勃拉姆斯、瓦格纳的成就相提并论。

1881年捷克民族剧院建成，其资金来源于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捷克民众。新的捷克中产阶级对里格尔的贵族联盟无动于衷，更无视其“历史”纲领，的确，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已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捷克民族，无须借助基于虚幻的权利。老的捷克贵族不愿意受到官僚制的约束，要求实现波希米亚自治，新一代捷克人只希望官僚体制由捷克人代替德意志人，为此他们涌入维也纳等候良机。里格尔不得不放弃强硬而一无所获的抵制策略，他曾在1878年提出一项温和得多的民族法令，在选举制度、地方权利等方面提出权利要求。作为交换，捷克议员将重返议会。

塔费最终完成了捷克人的策略性转变。上台伊始，他就说服了捷克议员前来维也纳并最后参加议会的工作。

作为回报，他颁发了语言法令，同意在波希米亚的行政事务和诉讼事务中既可使用德语也可使用捷克语（即所谓“对外用语”，而“内部用语”即官员之间的联络语言则一定得是德语）；推进选举民主化，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要求，选民的最低纳税能力从10个弗罗林降至5个弗罗林，这样就得到了虔诚的德意志农民、捷克农民和小店主们的支持；意义尤其重大的是，1882年，布拉格大学分为两个单独的学府，一个用德语，一个用捷克语，捷克人从此可以进入自己民族的高等学校深造，捷克语大学得以成为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波兰人不包括在内，他们的学术中心在克拉科夫）的智慧源泉，那些高尚而睿智的教授保证了这所大学在精神上虽然是捷克式的，学术上却绝对不会是狭隘的沙文主义。

具有浓厚沙文主义特色的是匈牙利王国。自1867年以来，解放农奴所得到的补偿和应用新的耕作技术使原来的大地产所有者转变成独立的大农业资本家。普通的马扎尔乡绅阶层步入官僚体系，因而要依附于国家体制而存在，这就使乡绅阶层既需要哈布斯堡君主国以保持匈牙利的大国地位，又希望哈布斯堡王朝少干涉匈牙利事务。为了保证自己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特权，他们倒宁愿丧失空洞的自由。

蒂萨·卡尔曼

蒂萨家族在变化了的圣斯特凡的王国里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来自德布勒森的乡绅和加尔文派教徒，其信仰使他们对自己使命的正义性质具有强烈的自信。蒂萨家族的卡尔曼创建和领导了匈牙利自由党，决心维护奥匈协议和财政改革，从1875年到1890年，卡尔曼作为首相控制着这个王国。基本上可说蒂萨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忠实臣子，特别是在外交领域。但是在布达佩斯的议会中，拒不合作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不断指责和攻击蒂萨。科苏特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民族主义情感已被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种种苦涩记忆引发为灼人的火焰。

虽然蒂萨受到科苏特分子的指责，但他自己却确信马扎尔文明的优越性，决心使境内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在执政期间强烈地推行马扎尔化，即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用马扎尔语授课，内匈牙利的全部铁路工人和邮政职员须讲马扎尔语，而不说德语或其他任何从属民族的语言。蒂萨甚至不承认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斯拉夫人在匈牙利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存在，所有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社会团体都被查封。

当一位塞尔维亚议员质问政府为何没收斯洛伐克族人民缴纳的用于文化目的的基金时，蒂萨回答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洛伐克民族。”对要求向非马扎尔人讲授其民族历史的人，蒂萨认为，那些居住在匈牙利而非马扎尔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史”。

克罗地亚与政府间的宪法关系有所不同。1868年实施“纳果达”协议以后，萨格勒布时常发生骚动，为了表示安抚，匈牙利政府同意任命一位杰出的克罗地亚学者和诗人马朱兰尼奇为巴昂，但是由于下级官员行为不当，加之赋税沉重、选举不公，萨格勒布再度发生骚动。

蒂萨以强硬手段实施弹压，并任命自己的一位亲戚——在克罗地亚拥有大庄园的库恩·海代尔沃里为巴昂，后者在20年间鼓动受人鄙视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对克罗地亚人，引导克罗地亚人把民族敌意的矛头对准塞尔维亚人而不是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而克罗地亚的新闻、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任何爱国主义倾向都受到严格的压制。

因此，在匈牙利除了伟大的改革者塞切尼、戴阿克和艾厄特沃什这一代人曾经试图为匈牙利贵族带来新气象，将宽容、自由与平等引入公共领域以外，“真正”的匈牙利人依然自认为保持了其传统特色：热爱土地，谨慎认真，保守直率，反感经商投机，也反感从事商业活动的其他民族，马扎尔化正在被推向最大限度。

出身于匈牙利最高贵和最出名家族的卡罗伊曾经语出惊人，当其客人询问为何他的家中无人拨弦弄琴时，卡罗伊似乎很感意外：为什么要自己动手？那是吉卜赛人的事，“我们懒得干那种事，所以让吉卜赛人给我们演奏音乐，而犹太人为我们工作。”

总的说来，在80年代早期，尽管帝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依然存在，塔费的批评者称他是在“胡乱应付”，但他还是设法提高教育水平，成功地实行社会改革以保护工人利益，奥地利财政走上了正轨，恢复了国家对铁路的管理。

尤其重要的是，塔费和里格尔达成的条款代表了奥地利的统一得到加强，各民族不仅不设法分裂奥地利，反而竞争帝国官僚体制中的位置，利用中央集权体制为自己谋利。他们虽不满意，但也没有失望，按照塔费的话来说，要使各民族处于一种“温和而平衡”的不满意状态，在这里修一条新路，就在那里建一所新学校，塔费以一种无可比拟的灵活手法保证各民族停止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为奥地利赢得了长达10年的平静岁月。官僚与贵族放弃了长期的对立，塔费保证贵族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中得到关注，帝国官僚也不再是些1848年的德意志激进分子，而由雄心勃勃、视奥地利国家机构为其用武之地的各民族知识阶层组成，塔费希望以“行政自治”来代替政治自由，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所不包的官僚体制和这样一些国家公仆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实施法治和近代化改革，一个新的“奥地利人”的概念诞生了，这对于多民族大帝国而言非常重要。

在此期间，匈牙利王国的物质繁荣也显著提高。工业化进程在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迅速进行。在国家的控制下，铁路网宣告完成，海运和多瑙河航运贸易值都有大幅度上涨，甚至还开辟了横越大西洋直达纽约的航线。

在塔费时代，奥匈帝国恢复了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之前的奥德同盟建立以后，俾斯麦一直希望奥匈帝国与俄国改善关系，以避免德国在奥德同盟中陷得过深，但奥地利人的政策是依靠英国复兴土耳其帝国，“永远排除俄国”。

1881年英国自由党上台之后，放弃了对土耳其的政策，使奥地利人顿时陷于孤立地位。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被刺，因此直到新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才在这一年的6月建立新的三皇同盟。与8年前的同名联盟相比，新的三皇同盟只有实际的利益，没有任何感情的纽带，三皇互相承诺保守中立，并对奥匈帝国过去的黑海政策和对英政策进行否定，使之与英国疏远。俄国在黑海海峡获得了安全保证，奥匈帝国对俄国人的意图始终存有戒心，双方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解。

同年上台的卡尔诺基显然是弗朗茨·约瑟夫最有成就而且也许是最能干的一位外长。尽管有马扎尔式的名字，他却将自己看作帝国官员而非马扎尔人的仆从。他对俄国人毫无信心，亚历山大三世的外交强调和平，避免与俾斯麦德国关系破裂，但其统治建立在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倾向于斯拉夫派，因此奥地利人很怀疑其外交政策的真实意图，总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反对俄国扩张的同盟。于是俾斯麦做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安排——与意大利进行谈判，结果在1882年缔结了三国同盟。

自此，哈布斯堡君主国承认了民族国家意大利的存在，作为回报，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发生战争时，意大利答应保持中立。独立以来的意大利一直想使别国承认它具有平等地位，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卡尔诺基不想走得太远，拒绝将意大利视为巴尔干地区的平等伙伴。

卡尔诺基自己的外交策略体现在1881年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秘密条约，对俄国不满的塞尔维亚由此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保护国。说实在的，1882年改称国王的道德沦丧的米兰倒宁愿将塞尔维亚出卖给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卡尔诺基可不想使奥匈帝国境内微妙的民族平衡因此而被打破，使塞尔维亚存在而又依附于君主国，是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做法。次年其与罗马尼亚的结盟得到了俾斯麦的支持，因为保证了多瑙河地区的独立。

1885年，保加利亚重新出现危机。俄国人与亚历山大大公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俄国人认为，鉴于他们在上一次战争中为保加利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有权决定保加利亚未来的发展，1879年当选的亚历山大大公是俄国皇后的亲戚，但是个性坚强，不像俄国外交官认为的那样听话，他像几乎所有保加利亚人一样，虽然对俄国人心怀感激，但讨厌他们包揽保加利亚军队中上尉以上全部指挥官的做法，痛恨“俄国所有的下贱胚子”把保加利亚当作“藏身之所，玷污了整个国家”。结果，俄国人将亚历山大视为敌人，自由派又将他看作不可信任的独裁者。

1885年，保加利亚革命者宣布国家的两个部分合并，亚历山大只好接受既成事实，而俄国随之撤走保加利亚军队中的所有俄国军队，在它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保护国。

米兰国王以为可以从邻国的倒霉事件中获得些利益，于是派遣塞尔维亚军队入侵保加利亚，结果一败涂地。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奥匈帝国出面干涉，保加利亚人才没有向塞尔维亚内地推进。次年，土耳其政府承认亚历山大为东鲁梅利亚总督，保加利亚的两部分于是可以通过他合并起来。亚历山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不受俄国人的欢迎，在俄国的阴谋和本国自由派的双重反对之下，亚历山大被迫退位，其继承人斐迪南大公是弗朗茨·约瑟夫军队中的一位军官，精明强干，诡计多端，在各大国之间随机应变，保持了保加利亚国家的牢固存在。至于俄国人，他们在米兰逊位后扶持他的儿子，另一个亚历山大，从此便在塞尔维亚扩大了其影响力。

卡尔诺基继续其扶持塞尔维亚的政策，但反对俄国人在保加利亚的特殊权益，因此，他拒绝了俾斯麦让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分割势力范围的建议，转而寻求英国的支持以对付俄国可能的进攻。俾斯麦看到这种联盟并无实质性的威胁，但为了表示德国不希望奥匈帝国与俄国发生战争，他还故意泄露了奥德同盟的内容，以便通知俄国不要发动进攻。虽然奥匈帝国比较依赖德国的帮助，但卡尔诺基表示出来的外交独立性依然很鲜明，如果不是俾斯麦在90年代初下台的话，奥匈帝国可能会因此而吃点苦头的。

这次的近东危机使巴尔干各族人民从对泛斯拉夫神话的盲目忠诚中解放了出来。对于奥匈帝国而言，讲求实际的工商业界人士的观点占了上风，新的国家便是新的主顾，过去频频成为入侵途径的多瑙河此时已成了迅速发展的东南欧经济的大动脉。

在塔费时期，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真正的失落者。1848年革命的激进分子在新专制时期是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60年代普奥战争的失利、二元君主制的建立和70年代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奥地利德意志人一步步丧失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

他们在波黑事件中要求皇帝给予他们外交政策方面的某种决策权，担心占领这两省会增加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人数，后者不仅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时期，而且出生率远比德意志人高。虽然这些无用的嘟囔最后总是以对皇帝的顺从告终，但是他们却对弗朗茨·约瑟夫最珍视的外交特权表示了兴趣，作为一种回应，皇帝任命了对斯拉夫人友善的塔费上台，更令德意志人受到打击。

新一代德意志领袖对前30年的经历与失败并无切身体验，他们将德意志人的步步后退视为老一代政治领袖软弱无力、哈布斯堡王朝朝三暮四的背叛行为的结果，维也纳的德意志人没有与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德意志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外省的处于斯拉夫人海洋中零零落落岛屿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内的人们则不得不接受成为少数民族的事实：一位自以为不错的学校老师没有被提升，而代之以一位成绩更好的捷克人，或者一个疏忽大意的信号工不慎出错，受到捷克上司的申斥，而一个律师被斯洛文尼亚人法官判决败诉等。在一个新的“奥地利人”的概念诞生的时代，既想成为奥地利人，又想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德意志人就难免会碰壁。

尽管每个民族都有种种不满意之处，80年代依然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些中心城市，出现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艺术上的黄金时代。其开端或可说是1879年4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伊丽莎白皇后银婚庆典。萨尔茨堡人马卡尔特是70年代声名鹊起的装饰艺术家，用色彩浓烈、令人愉快的巨画使环城大道上一座座新厦显得浪漫而富丽。

作为庆典的总导演，他动用了一万多人来表现三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人物与进程，皇帝一家坐在环城大道边特别搭建起来的观礼台上，接受色彩斑斓的人群由衷而发的欢呼。但是，与其说皇帝伉俪，不如说马卡尔特才是这次庆典的中心人物，欢呼声刚刚平息下来，他就戴着鲁本斯风格的帽子，骑着高头大马，像一个凯旋者那样出现在人群中。虽然他的受鲁本斯灵感训练的新巴洛克式风格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因其太过戏剧性和感觉贫乏而被人们抛弃，但是“马卡尔特游行日”竟在一个多世纪以后还时常被人津津乐道。

马卡尔特之后，维也纳人的艺术品位依然偏好略带夸张的装饰性风格，环城大道边建起了第二批建筑，新巴洛克风格的浓丽外部雕像是其共同特色。弗朗茨·约瑟夫尽管因对艺术所知不多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也并非对维也纳的风貌毫无概念，他喜爱新巴洛克风格，偏爱色彩令人愉快、建筑整齐有序的城市，维也纳新城空间充足、落落大方的自然优雅与他的间接影响是分不开的。

1883年，仿古希腊风格的议会大厦和文艺复兴式的维也纳大学建成，同年，足可与之相媲美的匈牙利宏伟的议会大厦在多瑙河佩斯那一边建成。布拉格也毫不逊色，1885年在优美的文采斯拉斯广场建成了波希米亚博物馆。在的里雅斯特，为了庆祝建市500周年，也特地在1882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市容美化。萨格勒布在1880年发生地震，老城的许多建筑受损，却也因此旧貌换新颜，新修的教堂与公用建筑使这座城市带上了新哥特式的庄重。

音乐是维也纳永恒的主题。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正处于其创作和声誉的高峰期，前者以充满深邃的虔敬精神的交响乐作品成名，古斯塔夫·马勒继承了他的风格，1877年担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并在80年代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交响乐。

南蒂罗尔人雨果·沃尔夫改造了歌曲，他为歌德、默里克等人谱写的歌谱非常优秀，1884年他成为维也纳一个颇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最受人喜爱的还是维也纳轻歌剧，弗兰茨·冯·絮佩、卡尔·米勒克尔等人的作品深受维也纳人喜爱，但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依旧保持了其无可匹敌的声望。

1885年，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卜赛男爵》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维也纳人热烈的欢迎，其后15年间总共上演了不止300场，而在布达佩斯也上演了一百多场。

从纽约到圣彼得堡，人们用16种语言来表演、欣赏它。此时，维也纳人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平静和政治稳定之后，希望在音乐艺术中看到一个既迷人又新鲜的世界，而小约翰·施特劳斯似乎已经在长期的创作和演出中耗尽了他的灵感，正是他的匈牙利朋友建议他以古老而浪漫的匈牙利文化为题材，以求拓展新的音乐空间。

小约翰·施特劳斯接受了这一建议，寻求与匈牙利作家穆尔·约卡伊合作，于是，奥地利的华尔兹之王与匈牙利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家从1883年开始，共同创作了一个代表民族和解的艺术作品。

故事发生在两个世纪前，匈牙利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硝烟方散，百废待兴，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被流放的诚实而高贵的匈牙利贵族，仁慈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将赦免他，恢复他的地位与财产；一位富裕的猪贩子，只肯让一位男爵来娶他的女儿；诚实、善良的吉卜赛人，四处流浪，总是与音乐、快乐同行，他们中间最美丽的一位吉卜赛姑娘后来被证明是一位高贵的帕夏的女儿。流亡的男爵与不知其身世的公主在寻找财宝的过程中一见钟情，所以他们最后既富裕又相爱，而且缔结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

战争与灾难、爱情与财富、英雄与敌人，几乎所有浪漫主义的元素都在这幕剧中出现。奥地利的刻板官僚受到嘲弄，匈牙利人的爱国热情才使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免遭西班牙人的侵害，而把奥地利人与匈牙利人连接起来的，正是同仇敌忾的手足情谊。这幕剧也动用了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音乐财富，人们可以听到波尔卡、吉卜赛歌曲和贯穿始终的华尔兹。

小约翰·施特劳斯精心炮制的这个匈牙利化的维也纳音乐作品至今仍被人赞赏不已，除去其艺术成就，它更是以音乐与歌唱表现出来的民族和解的共识。

与小约翰·施特劳斯柔和的、略带讽刺的甜美和多愁善感相比较，马勒则体现着追求民族和解过程中深受种族关系紧张影响、发生身份危机的另一种体验。他出生在波希米亚，在当地的捷克人中是一个讲德语的局外人；作为犹太人，由于其父是自由思想者，他也没能继承犹太教信仰，使他多年间陷于哲学上的困扰，皈依基督教后，他担任了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艺术总监，这带给他10年较为平衡的时期，但其犹太人的身份使他依然是奥地利少数民族的局外人；在德国，他是来自波希米亚的奥地利人和犹太人，仍然是个尴尬的局外人。

除此之外，他父母一直相处得很不好，因此，或可说明他的生活和音乐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神经质的紧张，他试图为生存在一个充满痛苦、死亡、疑虑和失望的世界中确立某种最终的依据，冷嘲热讽和怀疑主义、对死亡的臆想和对生之意义的探求被一个意志坚强的灵魂统一在几部反差很大的交响乐作品中。

小约翰·施特劳斯与马勒，或可代表维也纳的两面性，外表的甜美与内心的狂乱使这座彬彬有礼又冷嘲热讽的城市显得分外丰富而动人。

“维也纳即医学的麦加”，毫不夸张地说明了在奥地利科学界享有特殊地位的维也纳医学院的学术水平。1850年，塞麦尔维茨发动了一场运动来对付产褥热，当时还未发现病毒，但他要求维也纳诊所里的医护人员用消毒剂清洗双手和器械，后来人们尊称他为“母亲的救命恩人”。

外科医生比尔罗特是腹部外科、喉部外科和胃切除手术的先驱者，维也纳的其他医生还包括皮肤病、神经外科、病理学、矫形学和精神病研究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公众和政府重视，而且像其他科学家和发明家一样，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回报。

19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以一种不加掩饰的妒忌看待富强发达的西欧。尤其是柏林，70年代之前只是个相当一般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渐渐表现出一番宏阔壮观的气象。

维也纳人恪守自己的传统，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自然主义的艺术和文学风格也一直没有在这里发生重要影响，但是疏离并不能缓解心底的惶惑，林茨人赫尔曼·巴尔写道：“截至目前，他们有色当、俾斯麦和瓦格纳，我们有什么？”

在社会科学领域首先打破德国人垄断性地位的是奥地利杰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门格尔，他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其《国民经济学原理》在1871年发表后，德国人对这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高质量的著作表示赞赏，却并没有意识到门格尔的作品是价值论的一种创新。

1873年，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主持两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中的一个，这些未来将成为律师和公务员的听众对他的授课内容并不太感兴趣，但门格尔还是设法将那些有才华、肯去理解他的观点的年轻人吸引到身边来。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这两位并肩同行的同窗好友兼亲戚（庞巴维克的妻子是维塞尔的妹妹）一起发现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此后又一起担任政府公务员，一起赴德国学习。他们后来的成就完成了门格尔的事业，因此可以说是所谓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奠基人。

门格尔在德国不受重视有学术趣味方面的原因。19世纪后30年，德国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走向高潮，其基本的方法论立场是，科学的经济学应当建立在对于历史的全面把握之上。因此，经济学家应当首先掌握历史学家的技能，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史资料中构建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才能真正把握经济事实，以便建立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

以施穆勒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德国经济学家不赞同英国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和经济政策，本着让事实说话的真挚的科学批判精神，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庞大无边的研究工作，或者说，主要是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社会现象的描述工作。因此，他们不重视门格尔的理论工作是自然而然的。

在维也纳大学执教10年之后，门格尔出版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尽管他对德国老一代历史学派，尤其是罗雪尔非常尊重，但在书中明显地为理论分析辩护，而给施穆勒的学派一个相当次要的地位。施穆勒大为恼火，在他编纂的《年鉴》中对门格尔发表了恶意的评论。作为回应，1884年门格尔发表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双方激烈的争执使围绕在门格尔身边的经济学家形成了奥地利学派，而且这场不幸的争论在结束30年后，还妨碍了德国经济学界吸收边际效用理论的精华。

方法论之争往往就是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德奥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一方面却产生了学术路径的很大差异，或可说，维也纳的多民族特色、世界主义眼光和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能力使它孕育出了奥地利特有的思想与人物。

维也纳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包容性，一方面，边际效用学说可以通过法学院和政治学院的讲座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每个经济学课题都分为两个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时，另一个教席就先后由几位观点与之对立的教授担任。

维也纳学派的经济学家经历都惊人地相似，几乎都在大学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有几年到政府担任公职，每个人都写了一本书，以便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编外讲师的资格，然后就是写作、教书的平静生活历程。

因此，他们对奥地利官僚政府的运作并不陌生，1877年门格尔还曾陪同鲁道夫王储去英国旅行，一同感受让王储印象深刻的“英吉利”生活方式。之后，他还介绍鲁道夫与拥有众多读者的《新维也纳日报》的总编塞普斯认识，赛普斯在海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克雷孟梭的兄弟。与塞普斯的交往大大开阔了鲁道夫的眼界。

此时的鲁道夫已不再是那个四年前姐姐出嫁时泪流满面的多情少年了，与他善于克制、对任何稍微深奥些的东西都没有兴趣的父亲相比，他很愿意把自己沉浸在无处不在的知识当中。作为身处大众力量勃升时代的贵族青年，他表示“当今世界上，身居高位的人必须工作才能配得上他的地位”。

1877年的那次英国之行他是陪同母亲茜茜皇后一起去的，他会见了迪斯累里，参观了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区，并前往苏格兰南部。英国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使他深受启发，托利党与辉格党两个对立而并存的政治力量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似乎说明君主制与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可以以一种相当平和而有效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6个星期的旅行结束之后，鲁道夫将旅行感想集成一本50页的小册子，以《奥地利贵族及其宪政使命》为名在慕尼黑出版，署名为“一个奥地利人”，但其内容与口吻很容易让人猜出作者的地位与身份。

鲁道夫对鸟类学也颇有兴趣，1878年，他去听了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恩斯特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讲，令教会人士大为震惊。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和达尔文的坚定支持者，恩斯特对人类进化世系提出了新的见解。门格尔与恩斯特的密切接触引起了恪守天主教教义的保守人士的警惕与反感，但鲁道夫毫不在意，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还专门邀请了一位知名的动物学家陪同他前往匈牙利南部多瑙河流域的森林地区，考察动物与鸟类的生活，其成果是一本销路不错的三百多页的新书《多瑙河上的15天》。

弗朗茨·约瑟夫对儿子的兴趣不仅不加阻止，甚至还有些赞许，也许他还记得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刻苦学习过，只不过背诵多过动脑筋，而且18岁就登上帝位，沉浸在烦琐的国务活动中，再也没有可能培养什么兴趣爱好。鲁道夫的天资性情显然是茜茜的遗传，也许是对儿子的钟爱，也许是对自己所不具有的天赋的宽容，总之，尽管严厉的阿尔贝特大公等人都对鲁道夫离经叛道的爱好非常反感，弗朗茨·约瑟夫倒是满不在乎，甚至有点纵容。

不过，作为弗朗茨·约瑟夫的儿子，鲁道夫应当在军队中去感受和磨砺一番。1878年夏天，20岁的王储成为驻布拉格的波希米亚陆军36团的一名上校。陆军不如骑兵那么威武风光，但骑兵部队中充斥着大量贵族子弟。父子俩都认为，与其跟一大堆高贵的姓氏混在一起，还不如到一个不那么耀武扬威，但却能够真切体会士兵生活的部队中去。一位保守但并非不睿智的长者担心鲁道夫“年轻的、过于兴奋的心智，不成熟的思考方式，对他智力水平的过度夸张”会使他无法适应本质上是保守的君主政治，指望鲁道夫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皇帝的军事顾问们认为，士兵生涯会让鲁道夫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踏踏实实地为履行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帝国皇帝的义务做准备。在布拉格，鲁道夫无往不至的兴趣又从鸟类学和政治延伸到军事史，他对普法战争的研究促成了向布拉格的军官们所作的一场演讲和一篇容量相当大的文章。

但是鲁道夫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他的研究与探索依然停留在一个热情洋溢的爱好者水平上。此外，或许是来自母亲一方遗传的影响，他的个性中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冷静与理智，特别是在青春活力的双十年华，不可避免地传出了他与某些美貌女子的桃色新闻。在离开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在信中充满留恋地提到“所有那些我深爱的美丽的维也纳女人”。

作为皇室最重要的成员，鲁道夫在父母银婚纪念日时赶回维也纳，观看了马卡尔特一手策划的大游行，父亲将此视作一个难得的与民同乐的机会，母亲则一如平常，不喜欢受人注视。不过庆典中还有皇家成员自己的节目，在卡尔·路德维希大公的主持下，诸位子侄辈的大公和公主装扮的哈布斯堡王朝诸位先人一一上场，鲁道夫在第一幕就出场了，身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冠冕，扮演13世纪的鲁道夫一世。

鲁道夫现在是欧洲天主教王室最显赫的一位王储，哈布斯堡王室的当务之急是为他觅得一位出身高贵、性情才德又适合担任未来皇后的年轻女子。

茜茜为此四处张罗的时候，鲁道夫可一点也不急，他的相亲旅行从里斯本到马德里，然后是德累斯顿，但是西班牙公主在姑娘中显得太一般了，萨克森的那一位又比一般姑娘胖。人生是如此多样，生活是如此丰富，他可没心思让婚姻捆住手脚，尤其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女人们都是那么美丽动人、风姿绰约，茜茜为他找来的那些端庄淑雅的姑娘显得那么苍白无味，举止笨拙，说话正经无趣，躲闪的目光像小兔子一样惊慌失措。

弗朗茨·约瑟夫远比儿子看得清楚，在宫廷里，最快达到目的的捷径并非直线，而是费尽心机去接近最有前途的人，那些莺莺燕燕的女人实际上是最机灵的政治活动家，或许也会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因此，他并没有责怪儿子与这些社交名媛的交往，政治领域的伦理道德与一般观念大相径庭。鲁道夫一方面太热衷于家庭教师传授给他的书本知识，一方面又缺乏清醒看世界的条件，但作为未来的君主，他需要获得更多的实际经验，所以不妨听任他在种种场合下体验生活的种种微妙之处。

鲁道夫的绯闻同样出现在布拉格，一个流传很广的浪漫故事的女主角据说是一个眼眸如星光般明亮的犹太姑娘，可惜她红颜薄命，不幸早夭，留给鲁道夫满心惆怅。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未来的君主而言，22岁已经到了该谨言慎行的年纪了，神圣的婚姻会使这个天资聪颖的青年更好地担负起生活的责任。

命运的彩球这次击中了比利时公主斯蒂芬妮。父亲利奥波德二世通知她，她将成为奥地利皇后与匈牙利王后，这位15岁的少女顺从地接受了大人们的安排。实际上，斯蒂芬妮的母亲正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曾任匈牙利帕拉丁的史蒂芬大公的幼女，之前还回到维也纳参加了奥皇的银婚庆典。因此，尽管人们向鲁道夫盛赞将成为他终身伴侣的那个人，但他对新娘的相貌已不抱任何幻想。1880年3月，他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在短暂的会面之后便和斯蒂芬妮订了婚。

无论如何，婚姻是神圣的，而政治联姻更是合理多过合情。毕竟不是每一位公主都像茜茜一样有天仙般的美貌和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幸运，或许维也纳的贵妇们已经把瘦小难看的斯蒂芬妮的个人信息弄到了手，正在谈论未来王妃的淡黄色头发、圆胖的面颊和挨得过近的小眼睛呢。至于鲁道夫自己，在向别人介绍他的未婚妻时称她是“标致、敏感、相貌特别”的姑娘，措辞未免有些勉强，自恃美貌而且向来对别人的相貌非常在意的茜茜则直截了当地把未来的儿媳称作“乡下土妞”。

一旦认可了自己的命运，鲁道夫便发现与斯蒂芬妮厮守终身的前景并不那么暗淡，对于帝国的未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安排，维也纳的政治家对此非常满意。或许大家都会想起可怜的夏洛特——斯蒂芬妮的姑妈和鲁道夫的婶婶。丈夫灾难性的命运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她在娘家人的护理之下活在一个孤独而疯狂的世界中，但是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候提起她，生怕会给眼前这对新人带来什么阴影。

鲁道夫与斯蒂芬妮的婚礼在1881年5月举行，欧洲王室的重要成员会聚维也纳，其中包括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趣的是，主持婚礼的正是与鲁道夫素来不和的布拉格大主教施瓦岑贝格亲王。冗长的祈祷文、殷勤的祝福在几十顶主教的帽子下面嗡嗡响起。施特劳斯家族再次呈上应景的华尔兹舞曲，抓住每一个机会寻欢作乐的维也纳人按照惯常的程式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乐趣之中。

斯蒂芬妮的新婚岁月并不比茜茜好到哪里去。她和丈夫实际上还是陌生人，婚礼后便一起抵达拉辛堡。不合时令的雪花静静地飘下，迎接斯蒂芬妮的是刺骨的寒气和满地的泥泞。

当他们跌跌撞撞地步入拉辛堡时，没有鲜花绿草和笑脸相迎，令斯蒂芬妮印象深刻的是那股浓重的霉味。欧洲最年轻王室的公主成了有着显赫历史的老资格王室的一员，却发现繁华下面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没落。出于好心，茜茜没有像苏菲当年那样随时介入这对小夫妻的生活中，结果他们两个形单影只，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感到有必要显得熟稔一点，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一个星期后，这对新人终于离开了拉辛堡，前往布达佩斯接受当地人的祝福。作为最受匈牙利人尊重的一位帕拉丁的孙女，斯蒂芬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之后又转往鲁道夫的部队驻地布拉格。斯蒂芬妮虽然不能算是社交场合的明星，其表现也可算是一位忠实称职的妻子。她陪同鲁道夫四处访问，甚至还参加打猎活动，青春的活力使这位个性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姑娘表现得矫健有力、朝气蓬勃。

但是，鲁道夫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像阿尔贝特大公他们希望的那样，站到保守势力这边来。他对塔费政府周旋于各党派之间、忙于讨价还价的做事方式非常不满，因为这使各党派关注于吸引各民族民众的支持，最终有令帝国陷于分裂的危险。塔费说服了捷克人，实际上是把他们拉下了水。

鲁道夫对英国模式念念不忘，深信通过在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确立统一的保守与自由两党，吸引各族政治精英共同参与，就能够在奥地利建立一整套富于凝聚力的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深受自由思想影响的青年，弗朗茨·约瑟夫深信不疑的传统宗教观念被鲁道夫信手抛开，他对父亲听任“黑衣人”（教士）将势力扩大至教育领域十分不满。施瓦岑贝格大主教则指责他与某些危险的自由思想家来往密切，还主张限制布拉格驻防军官礼拜日的娱乐活动，其目标所指正是王储鲁道夫。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鲁道夫对父母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私下里，他将茜茜称作是个“尽管非常聪明却游手好闲的女人”，对父亲的看法更是出了格的严厉而不无道理：“我们的皇帝没有朋友，他的性格与天性不允许他那样。身居高位，形单影只，他与那些履行职责、为他服务的人谈话，但小心翼翼地避免真正的交流……这样，他很少知道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观点和意见。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才有机会接近他，而他们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向他解释事情。他相信我们生活在奥地利有史以来最快乐的时期，而这正是别人一直以来告诉他的。

看报纸时他只读那些用红笔画出来的段落，这样，他就与世隔绝，听不到公正的、真正忠诚的建议。……曾经有一段时间，皇后陛下会与他谈些严肃的事情，及时把反对意见传达给他，但这样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帝国的第一夫人现在除了运动以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皇帝又回到了老样子：偏执、粗鲁、疑心重重。”

鲁道夫知道这样的评论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他很知趣地把它放在一边。但是，他与《新维也纳日报》总编塞普斯的秘密交往并没有逃过维也纳警察的目光，负责王储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发现，王储回到维也纳时，塞普斯会在深夜来到霍夫堡，经过仆人通道潜入王储的房间。克雷孟梭前来参加弟弟与塞普斯女儿的婚礼时，也如法炮制，两人在霍夫堡内交谈良久。

塔费自然对鲁道夫的行动一清二楚，却不想多管闲事，自有好事者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弗朗茨·约瑟夫当然很不赞同儿子的行为，但是他已经长大成人，为人处世有自己的方式。情况已经很明白，父子俩不仅成长的环境不同，而且鲁道夫的天性看来更多来自茜茜的遗传——浪漫、任性，有时会自然散发迷人魅力，但常常会忽视其他人的看法。在自我构造的世界中时而兴奋雀跃，时而阴郁冷峻，拒人于千里之外。

威滕斯巴赫家族的怪癖在茜茜身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任性而为通常因为美貌而显得分外有吸引力和挑战性，但是她和那些外表英俊、骑术精湛的骑士之间打情骂俏却不许自己身边的侍臣有任何结婚或离开她的想法，也不免遭人嫉妒和怨恨。尤其是，甜言蜜语并不能舒缓她内心的紧张，她每天要在健身器材上耗费数个小时，一丝不苟地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些，然后又是几个小时的梳妆打扮，但是岁月不饶人，纵马奔驰的激烈活动已经渐渐使她感到吃力，弗朗茨·约瑟夫更希望她能减少外出旅行的次数，多少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安定下来。鲁道夫结婚以后，茜茜如释重负地将皇后的一些任务转给了对此兴趣浓厚的斯蒂芬妮，皇帝便打算为她在维也纳附近营造一所小房子，享受与世隔绝的宁静。

茜茜被这个主意吸引住了，在外表风光其实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她沉溺于阅读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尤其是《仲夏夜之梦》，她喜欢放纵自己的想象，设想自己是作品中的仙女，在月光下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这幢属于她的宁静而美丽的房子被命名为赫尔梅斯别墅，园中驯养着鹿和野猪，马卡尔特受命设计卧室内的壁画，题材取自《仲夏夜之梦》，阴冷又凄凉的环境充斥着一个个表情阴险、奸诈的神话人物，健身房也是这种风格。

别墅的设计与建设用了四五年时间，茜茜的爱好像一阵风一样又转到了其他方面。她还是那么热衷于去英国打猎，但是初次发作的坐骨神经痛使她不得不减少骑马的时间。这不仅没有使她安定下来，反而刺激了她更卖力地把时间花在健身上。每天的晨练又加上了击剑课，不久她又开始长时间的步行，其速度之快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是小跑。

1883年夏天的一次步行长达22英里，在灼人的阳光下沿着一条毫无遮蔽的军用道路走了整整7个小时。斯蒂芬妮记得，茜茜在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程中几乎不肯停下来吃点东西，最多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杯牛奶或橙汁。

在变得骨瘦如柴的同时，茜茜与堂兄弟、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之间恢复了友好关系。茜茜小时候很喜欢路德维希，但他登基后的种种出格行为使她一度非常愤慨，特别是他对自己崇拜的艺术家瓦格纳言听计从，不惜斥巨资为他修建豪华的拜路伊特，却听任巴伐利亚财政陷于捉襟见肘的局面。此时，路德维希正沉浸在偶像瓦格纳之死的哀伤之中，茜茜与他进行长时间谈话的结果是相信他与她一样，都是根植于想象世界之美的诗意灵魂。路德维希宣称自己是雄鹰，头顶王冠，高居于山崖之上，茜茜则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只海鸥，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自由飞翔。

茜茜的家人对她的变化感到困惑不安。她曾经把大量时间消磨在骏马和骑士身上，现在又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她对海涅作品的迷恋一发不可收拾，这位“著名而讨厌”的诗人卓越的才情中毫不掩饰其犀利的笔触、辛辣的嘲讽，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亲法的情感、对陈规陋俗的轻视、社会主义的倾向使他一生都受到憎恨和厌恶。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幼年，梅特涅将海涅视为危险的激进分子，不仅在奥地利查禁其作品，还大动干戈地派特务追踪海涅本人直到巴黎。

弗朗茨·约瑟夫无法理解茜茜的激情，当年陪同她看过《仲夏夜之梦》后，他向母亲苏菲坦白，他认为茜茜喜欢的这个剧“相当乏味而且非常愚蠢”。尽管搞不懂，但他还是欣然接受，“只要她喜欢”。但是喜欢海涅那些出名激进的诗篇就有些太过分了，当然，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茜茜在他们阿尔卑斯山间别墅的庭院中树起一座海涅的雕像。不仅如此，茜茜还开始亲自动手，记录下片刻的感受或思绪。浪漫的诗篇激发了更多的兴趣，茜茜又燃起对古希腊人的热情，一边读着《荷马史诗》，一边计划南下科孚岛，畅游在古代英雄的国度里。

可想而知，茜茜自顾自地沉浸在想象世界中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一方面极力迎合，另一方面不得不一个人打发时光。可究竟是无怨无悔的奉献呢，还是做了错事的补偿？

1875年夏天，当茜茜马不停蹄地从巴伐利亚到希腊，又从巴黎、伦敦到爱尔兰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从达尔马提亚回到维也纳，继续霍夫堡内刻板忙碌的生活。某一天，当他进行惯常的晨练的时候，一位年方二八的金发女郎出现在他的面前——安娜·纳霍斯基，一位铁路职员的新婚妻子，清晨6点钟独自一人站在霍夫堡周围空旷无人的地方，并且是那位孤独的老皇帝出入的必经之地，其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她年轻、丰满，渴望一种更光彩夺目的生活，却不得不顺从生活的安排；他尽管才不到50岁，却已经是欧洲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之一，被他的奥地利臣民尊称为“老皇帝”。

经历了多次战争、危机和社会动荡，他自然而然地磨去了年轻时的锐气。生活在那个18岁的男子汉面前展开时曾充满了希望和光荣，而安娜所遇见的，是一个暮气已深的中年男子，背负其职位赋予的责任已成为习惯，妻美儿娇却与他没什么干系。人生已至中途，无可挽回之事太多，不免会多几分苍凉。多年以前，多愁善感的茜茜因无法从他这里获得慰藉而转向一个注定不平静的自我放逐过程。在岁月的沧桑打磨掉少年的梦想的同时，弗朗茨·约瑟夫越来越少见到自己的妻子。恰恰是在维也纳，在帝国权力中心的霍夫堡，身为九五之尊，他感受到最多的孤独。

很难说，安娜对这个孤独、离群索居的中年男人会有什么真正的热情，来自霍夫堡的慷慨赠予才是这种关系得以维持的原因。在她的日记中，安娜仔细地记录了13年间的所有交往，与其说是情感的历程，倒不如说是金钱交易的账单。但是双方似乎都得到了满足，安娜家不停地购地置产，弗朗茨·约瑟夫则至少获得了某种性的慰藉。或许会有人对那位铁路职员突如其来的好运气感到好奇，但是没有人将他的美貌妻子与霍夫堡那位孤单老人联系起来，这段秘密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29岁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年轻的安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去勇敢追求，她把自己提供给弗朗茨·约瑟夫，但却不知道对方的真正需要。1883年，弗朗茨·约瑟夫遇见了一位能够带给他安慰和理解的女性。

凯特琳娜·舒拉特是巴登一位杂货商的女儿，先前曾经在维也纳的剧场中红火过一阵。1873年，弗朗茨·约瑟夫庆祝登基25周年时，曾经与茜茜一起观看过她主演的《驯悍记》，但那位20岁的舞台明星显然没有给皇帝留下太多印象。

6年后，凯特琳娜嫁给了一个排场很大的匈牙利贵族，但是丈夫不久就负债远逃，留下妻子和幼子面对陡然严峻起来的生活。维也纳的剧院拒绝凯特琳娜重返舞台，她只好把儿子抛给父母，自己闯荡江湖。直到一位昔日的贵族朋友在布科维纳的一个军队驻防地发现了她，她才得到帮助回到维也纳。

历经磨难之后，凯特琳娜坚强的意志和自然清新的外貌使她在舞台上分外光彩夺目。这一次，弗朗茨·约瑟夫的青睐使凯特琳娜交上了好运，素来不亲近剧院的皇帝渐渐成了固定的观众，而且，人们很快发现，他总是挑有凯特琳娜演出的时候来，皇帝的偏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她重新成为宫廷剧院的明星。

或许是有了与安娜交往的经验，弗朗茨·约瑟夫让自己的情感舒缓流动。直到1885年年初，两人才达成某种默契，凯特琳娜前往阿尔卑斯山间的皇家避暑地，与那里的剧院签订了夏季的演出合同。

8月17日，皇帝在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前去观看凯特琳娜出演的音乐剧，作为庆祝生日的活动。几天之后，她又出现在克雷姆泽的奥俄高峰会议的娱乐活动中。演出结束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坚持下，凯特琳娜和另外两位主要演员还获得了与皇帝、皇后共进晚餐的殊荣。

皇帝对一个女演员的偏爱引起了茜茜的复杂感受。她已经习惯了弗朗茨·约瑟夫对她的娇宠和迷恋，尽管他的笨拙常常使他的迎合不得要领。她知道他需要她的陪伴，但是她不可能静静地待在几乎会令人窒息的霍夫堡，陪同丈夫一起慢慢地变老，她的心灵属于自由的天空。因此，虽然会时不时地反省自己太过忽视丈夫的感受和情感需要，但是丈夫需要的那种精力充沛和善解人意的陪伴，茜茜永远无法做到，或者说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她的偶像海涅有一位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对象，或许茜茜由此得到了启示，决心鼓励弗朗茨·约瑟夫与凯特琳娜的交往。她请皇帝喜爱的一位画家为凯特琳娜绘了一幅肖像画，感谢弗朗茨·约瑟夫赠予她赫尔梅斯别墅，更是一种无声的默许。凯特琳娜在画室里还“偶遇”前来探视进展情况的皇后和皇帝，这令她大吃一惊。

茜茜走到一边，欣赏画家的作品，特意让皇帝与凯特琳娜闲聊几句。两天后，亦即赫尔梅斯别墅全面完工前三天，凯特琳娜收到了署名为“您忠诚的爱慕者”的第一封信，其后30多年间，皇帝寄给凯特琳娜多达500余封信。在繁重的国务活动之余，与凯特琳娜无拘无束的交流成了弗朗茨·约瑟夫舒缓紧张的重要渠道，而且除了打猎骑马之外，可能是唯一的渠道。

在解决巴尔干地区新危机的间隙，弗朗茨·约瑟夫与凯特琳娜在萨尔茨卡默古特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夏季。凯特琳娜在皇家别墅附近租了一所房子，马车沿着波光粼粼的湖泊行走，只需一个小时，就把弗朗茨·约瑟夫带到了和蔼可亲的女主人精心布置的餐桌前。这样的早餐会一个礼拜里能有一两次，无关风月，不谈爱情，却让弗朗茨·约瑟夫体验到久已陌生的亲密无间的感觉。心底的坚冰在如沐春风的愉快交谈中暗暗消融，凯特琳娜的餐桌成了她表演的舞台。她让弗朗茨·约瑟夫发现了凡人琐事的乐趣，以至于肉体的亲密反而会降低这种感情的价值。

弗朗茨·约瑟夫与安娜的关系依然如旧，持续了10多年。他也确信，茜茜是他最爱的女人，但在心底里，他把凯特琳娜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对她的敬爱和得到她好意的回报甚至令他有些自惭，连邀请见面都分外小心翼翼：“如果能再见到你，会令我非常快乐，但是，当然只有你也因此高兴，而且如果你一切都好也有时间的话才行。”

财富与荣耀不如凯特琳娜带给他的快乐多，但即使对方主动提出，弗朗茨·约瑟夫也不肯将凯特琳娜变成他的情妇。他们的关系“在将来也会保持现在的状况”，即使他的年龄不适合做一个兄长般的朋友，也请“像对待一个父辈的朋友那样对待我”，确认这一点会令他从“愚蠢的妒忌”中摆脱出来，满足于一种愉快的亲密关系。当雪花飘起，“如果我们漫步在香布仑宫，蒂罗尔花园的斜坡又会变得很滑，或许我可以荣幸地被允许挽着你的胳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