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被斯诺缠得不行，分别时徐送斯黑玉石鼻烟壶，还是个王爷的

许多年以后，大概已经过去了30年，徐海东翻看一摞旧照片。

其中有几张是1936年拍的，他认得那张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笑着说过不止1次：“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也是最难缠的记者。”

那年1936年，他刚到陕北不满3个月，还是红十五军团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黄土高原上沟壑绵延上百里，风一吹就能卷起几丈高的土烟，却偏偏来了一个从万里之外跑来的“洋人”，背着一只相机，问的问题一串能有十几条。

斯诺第一次听说徐海东，是在一张从3000多米高空撒下来的传单上。

那是国民党飞机扔下来的，纸上印着“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赏银洋十万元”，数字写得足有一寸高，吓人的劲比子弹还足。

其实在看到这张传单之前，他已经在保安同彭德怀聊了整整2天。

谈战争、谈长征、谈红军伤亡数字，可彭德怀反复提到的另一个名字，是被蒋介石骂作“文明的大害”的人——徐海东，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红军将领里排得进前十。

真正的初见却发生在一个并不隆重的早晨。

那天清早6点多，斯诺从城墙上散步回来，推门进彭德怀住处，发现屋里已经坐了五六个红军领导，其中有2张他从未见过的面孔。

他原本想退出来，脚刚挪开半步，就被彭德怀喊住：“来来来，一块吃西瓜！”

桌上的西瓜切成8块，红瓤里冒着水汽，斯诺坐下时，注意到角落里有个三十多岁的指挥员，腰板挺得笔直，军装洗过起了两道白印。

彭德怀显然看出了这点，便半开玩笑地说：“那边这个，就是你一直要找的著名赤军首领。”

那人一下子涨红了脸，露出缺了2颗门牙的笑，嘴里像开了两个小窟窿，惹得屋里7个人都笑出声来。

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和“洋人”面对面。

他在鄂豫皖打了10多年仗，见过的敌军师长不少，可对记者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张传来的旧报纸上，只知道对方会提几十个问题，一句一句往外抠。

他悄悄用手肘顶了一下彭德怀，压低声音问：“你把个外国人介绍给我，我拿他怎么办？”

彭德怀哈哈一笑，说：“飞机大炮上百门你都不怕，还怕一个外国人？他问你几句，你就答几句。”

斯诺倒是先伸出了那只有力的大手，握住徐海东的手足足有5秒。

他说：“非常高兴见到你。”徐海东的回答只有5个字：“我是个粗人。”口音带着鄂东味，连翻译黄华都愣了一下才转过去。

真正让气氛活跃起来的是那10万元悬赏的话题。

斯诺随手从包里抽出那张传单，问：“上面写着要你的脑袋，给十万元，你不怕你的战士动心吗？”

徐海东张嘴一笑，缺门牙又露出来：“一百万元也没用。”

“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会拿我的脑袋去换钱，蒋介石的脑袋，就算不给一元钱，大家也会抢着去割来立功。”屋里又是7、8声笑，连翻译都没忍住。

他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真肯出十万元，我倒愿意卖给他。”

带着这种半真半假的幽默，短短几分钟内，那个被悬赏的“文明的大害”，在斯诺眼里从传单上的5个印刷体字，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天的会一散，彭德怀提出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安排：“斯诺要到你的红十五军团去看看，你欢迎不？”

徐海东毫不犹豫说了两声“欢迎”，还加了一句：“你提前1天捎个话，我派人和十几匹马来接你。”

不到一周，一行十几匹马果然出现在去豫旺的路上。

草原上散着二三十只野羊，马队一过去，野羊像20多支离弦的箭般冲开，留下一条长约几百米的黄尘，斯诺骑在中间，胡子里全是土。

他们在豫旺县城足足停留了5天。

下马关的城墙高有7、8米，砖块一块块垒上去，墙面上弹孔密密麻麻，粗略数去就有上百个，都是红军攻城那一仗留下的痕迹。

徐海东给他从头讲起攻城过程，用了整整2个小时。

从兵力差距、从火力对比，讲到最后冲锋的那几分钟，提了3次“伤亡”两个字，却没具体说数字，只说“死了不少弟兄”。

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又把自己所在部队的经历讲了一遍。

从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到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再到红二十五军的成立、长征几千里的跋涉，以及红十五军团与主力大会师、直罗镇一战和后来向西推进的大致经过，时间跨度超过10年。

斯诺每天都拿着一个小本子，记了几十页。

他发现这些红军指挥员里，有相当一部分出身“泥腿子”，像徐海东一样只是“七代窑工”家庭，却能把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打得丢盔弃甲，这种反差，远比任何宣传标语来得直接。

但他同时也觉得，面前这个人身上有个空白。

在那5天的对话里，徐海东提“共产党”“红军”“战友”的次数超过100次，却极少提“我”，关于他自己如何从一个窑花子变成一名军团指挥员，仅用不到10分钟带过。

有一次，斯诺忍不住说：“我听到关于你的许多趣事，你一个都没讲。”

他提议下午接着谈，要专门问一些“个人历史”，这话一出口，徐海东又涨红了脸，直说自己“说不清”，甚至想把这事推给身边的3位参谋。

“回答问题那是文人的事。”他笑着说，“我这个当兵的，不会讲那么多。”

可斯诺不肯松手，连续3个下午、4个晚上，每天都要谈到夜里11点以后，有时一个问题要来回盘问七八次。

有一晚，屋里只有3盏油灯，影子被拖得老长。

斯诺问他小时候9岁干活的情形，问他当窑工时一天要做多少块坯，问他带兵时最怕失去多少人，问他的母亲、妻子、孩子，还问那2颗门牙是哪一年摔掉的，连黄华都觉得问题太细。

徐海东一边回答，一边摇头：“你呀，真是最难缠的记者。”

“什么事都要问个底儿掉。”他嘴上这样说，却还是把自己记得的都讲出来，生怕遗漏了哪一段，让对方少看到一点真实。

对他来说，这种“被盘问”的体验，有点像坐在一张看不见的“被告席”。

可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又明白，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一个来自万里之外的记者，完整说清楚十几年斗争的来龙去脉，关系的不只是一支军团，而是数十万人的经历。

聊到第4个夜晚，时间已经过了23点。

斯诺把本子合上，说：“我就是要把这里的情况尽量弄清楚，才能向外面报道。”这句话里没有一句大词，却让屋里短暂安静了几秒钟。

徐海东随口接了一句：“我以前总以为大鼻子洋人没一个好东西。”

稍停了2秒，他又补上：“这几天接触下来，看来也不那么简单，你是个实事求是的记者。”这是他当时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

在红十五军团待的这5天里，斯诺几乎每天上午参观1个师或1个团。

看战士演出，看7、3师的营地，看武器装备的差距，看士兵用土办法包扎伤口，他后来在书里写下“时时刻刻都极有意思”这样的评价。

电报是在第6天清晨送到的。

要他尽快返回保安，路程单程近百里，他算了一下来回时间，发现还有好几位营级指挥员没来得及采访，只能用“遗憾”两个字记在日记上。

临行那天，徐海东亲自送行，和他一人牵着一匹马，足足走了2里。

路边只零星站着四五个战士，风比前几天小一些，土灰扬起来也就1米多高，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节奏比前几晚的盘问轻松许多。

“我们多数人出身农民、工人，对外面的世界懂得不多。”徐海东说。

“是你打破了我们对洋人的成见。”他用“成见”这个词，是这几天里极少出现的书面化表达，语气却挺自然，“希望以后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来看看。”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约定听上去有点理想化。

可当时的两个人，都认真地说了一句“还会再见”，像是给未来画了一个不设时间的圈。

在最后的告别时刻，徐海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玉鼻烟壶。

他说这是从一个蒙古王爷那里流传下来的东西，在这一带农民心里是可遇不可求的宝，已经在他身边放了好几年，这次就算代表红十五军团全体送给这位来自几千公里外的客人。

“带着它，你会平平安安回去。”他说完，向前一步立正，举手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然后一脚蹬上马，马蹄落地的声音清晰得能数出4下，越来越远，最后消散在陕北起伏几十里的土坡之间。

几年后，战事愈演愈烈，许多细节已经埋进新的战场。

但在之后长达20多年的生命里，每当看到那几张斯诺拍下的照片，徐海东仍会提一句：“他差点把我的心都挖出来看。”语气里又带点无奈，又带点骄傲。

那一段不足10天的相处，像是把两条原本平行、相距上万公里的线，短暂地拉到一个交叉点上。

不同出身、不同语言、不同立场的人，围绕同一片黄土、同一支部队、同一串数字，尝试讲述同一段历史，这件事本身，也许值得被一遍遍重新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