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陈毅安排黄金荣拿笤帚扫街，老蒋感叹：陈毅真有手段

1949年5月的最后一周，上海的黄昏有些反常。街头电车还在慢慢晃过，法租界的梧桐叶已经被炮火震落了一地，很多人却不知道，一座城市的命运正在转向。有人趴在窗口远远望见，解放军战士整夜露宿在马路边，人群低声议论：“怎么不进屋休息？”没人能想到，这种看上去有些“傻气”的坚持，会为后来那场别开生面的“扫帚风波”埋下伏笔。

对刚刚迎来解放的上海来说，一夜之间换了天，可街头巷尾的人情旧账，却一时还清不了。那些年横行沪上的地头蛇、青帮头目、买办财阀，一个个都在打算盘：是逃，是藏，还是赌一把。人群里，有人提起一个名字时仍压低声音——黄金荣。

这个被叫作“上海大亨”的老人，那时已经八十多岁，年纪大到上楼都要扶着栏杆，却依旧让很多市民想起便咬牙。也正是他，后来在大世界门口，拿着一把笤帚扫街，成了上海解放初期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有意思的是，这一幕背后，既是上海旧势力的谢幕，也是陈毅治理这座城市思路的一次集中展现。

一、从裱画学徒到“上海大亨”

黄金荣的故事，要从清末说起。1868年，他出生在江苏苏州一户普通人家。祖籍在余姚，家境并不殷实，为了糊口，一家人早早离开老家，到苏州、上海一带讨生活。少年黄金荣被送到裱画店当学徒，按理说，这样的路子，走稳了也能混个手艺人身份，日子不至于太差。

可裱画店的枯燥，让他极其厌烦。每天面对的不是山水花鸟，而是上门寻衅的小混混和胡搅蛮缠的主顾。久而久之，他看明白了一件事：在当时的租界里，拳头和人脉，比手艺更好使。有一次，他被混混堵在门口，对方骂骂咧咧，他表面忍着，心里却在打主意——这条路走不远，得换个活法。

于是，他开始有意接触另一圈子。裱画店里只要有达官显贵、巡捕、混混头子上门，他总会想办法搭几句话，端茶倒水格外积极。说白了，就是趁机结交。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他学得很快。时间一长，他手里握着一小撮“关系网”，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却足够帮他跳出裱画店。

离开裱画店以后，黄金荣尝试做点小生意，开店、跑腿、介绍关系，什么都试。不难看出，他已经在往“中间人”角色靠拢。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可他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眼光开始往更大的权力场所挪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1900年前后，法租界巡捕房准备在华人中招募巡捕。对于普通底层来说，这份差事不只是吃饭的问题，更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黄金荣一听这消息，可以说是立刻心动。在他看来，巡捕房意味着两样东西：稳定的收入和对市民生杀予夺的权力。

凭借此前积累的人脉和不错的体格，他顺利被录用，成了法租界巡捕之一。新工作刚上手，他很快发现，巡捕这份职业的“奥妙”：一方面要听上司指挥，一方面又能和地痞流氓、商贾富户周旋，中间的空间很大。只要敢下手、会做人，就能捞不少好处。

在这种环境下，他那点与人周旋的本事被无限放大。他开始刻意周旋于法国人上司、本地帮会和各路商人之间，既帮人摆平纠纷，又暗中操控一些案件的走向。久而久之，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掮客”。群众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却又无从奈何，慢慢便给他贴上“流氓大亨”的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巡捕房内部，也有他一直死盯不放的“上升通道”。利用打探情报的机会，他结交了更多上级，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被警务总监看中，升为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便衣”。这种岗位看似危险，实则能接触的消息极多，既能监控地痞，也能摸到政界、商界的脉门。

依靠早年的江湖经验，他很快摸索出一套“黑吃黑”的路数。一边打击竞争对手，一边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多次替法方解决棘手案件，比如营救法国人、教会人物等，他还因此获得“头等金质宝星”勋章。在那个年代，这块金属挂在胸前，不只是荣誉，更是身份象征。

最终，他爬上了法租界华人探督察长的位置，成为当时法国巡捕系统中唯一的华人高层。权力在手，他开始不加掩饰地插手各路生意，赌场、烟馆、舞厅、青楼，他几乎都有份，渐渐成了沪上人人皆知的“上海大亨”。这种大亨，说白了，就是披着官方外衣的地方恶霸。

二、国民党溃败与一座城的抉择

到了抗战结束前后，上海的势力分布愈发复杂。国民党控制着政权机器，地方帮会则深扎在市井与地下世界之间。黄金荣这种人物，恰好介于两者之间，对国民党各路要员、特务机关都有接触。

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那几年，为了财力和地位，他与权势者勾连得越来越紧密，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都掺和其中。对普通百姓来说，他的名声早已不只是“风流人物”四个字可以概括，而是实实在在的压迫者。这种积怨，埋在上海的街巷里，一时半会儿消不掉。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华东战场的局势，基本已经明朗。对于上海的国民党军队，败局逐渐清晰。消息再封锁，街头巷尾仍然能嗅出那股“山雨欲来”的气息。黄金荣很清楚，这一次，站错队的后果不会简单。

然而，话说回来，那年他已经八十出头，身体早就大不如前。国民党内部有人选择仓皇南逃，有人转移资产，还有人暗中安排退路。黄金荣也不是没想过走，但年纪、身体、路途风险摆在那儿，一旦在途中出事，恐怕连个收尸的人都找不到。

权衡之下，他选择留在上海。这一步，看似被动，实则也是一种赌：押在对方“也许不会杀老头”的一线希望上。他心里清楚，当上海解放之后，以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被简单放过。至于会到什么地步，他也没有底。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奉命进军上海。陈毅作为三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方面要指挥军事行动，一方面又要考虑这座全国最大城市之一的接管和治理问题。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工业基础密集，人口庞大，一旦处理不慎，很容易造成长期混乱。

进入上海前，陈毅就再三叮嘱部队，入城后严格遵守纪律，不扰民、不住民房。这条纪律后来在上海市民中引起极大震动：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的画面，被很多市民记在心里。有人感叹：“这支队伍不一样。”这种印象，为之后的社会改造打下难得的民意基础。

上海解放后，原有的旧势力一时之间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处在一种被压制、被观望的状态。对于黄金荣这类人物，新政权既了解其危害，又知道其影响力。如果一刀切地处决，看似痛快，实则会在某些层面造成复杂反应；但若放任不管，又说不过去，更无法向长期受其压迫的百姓交代。

有意思的是，陈毅面对黄金荣的问题，并没有急于表态。官方对他采取的是约束、监管的方式，而不是立刻处决。很明显，新政权在上海的治理思路，不是简单的报复，而是要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整治，让社会秩序彻底翻篇。

在这段时间里，黄金荣逐渐意识到，自己能保住性命，已经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他开始配合有关部门工作，在一些熟悉的领域提供线索和情况说明。有人说，这是他为自己“赎罪”的一种方式；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不管动机如何，这种配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初期上海的社会整顿。

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市民在街头看到这个昔日恶霸还活得好好的，内心的不满一点点积聚。举报信、意见书陆续送到有关部门，矛头直指黄金荣，意思很明确：这种人不付出代价，难平众怒。情绪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社会信任感，这是陈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三、扫帚与人心：陈毅的“妙手”

1951年，上海已经解放两年多，新政权在这座城市的基础逐渐稳固，但旧日阴影仍在。有一天，在相关会议上，有干部提到市民对黄金荣的不满，希望有一个更明确的处理结果。众人讨论良久，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人主张重罚，以示公正；也有人担心过于激烈处理，会引出复杂的连锁反应。

陈毅在这件事上显得格外慎重。他既不能无视群众的情绪，也不愿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杀掉一个人就解决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改造的不只是一两个“恶霸”，而是一整套陈旧的社会风气和权力结构。如何借黄金荣这件事，让更多人明白新旧秩序的区别，这成了关键。

1951年5月的一天，陈毅把黄金荣叫来。那时的黄金荣，已是满头白发，走起路来颤巍巍。有记载提到，两人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陈毅开门见山，点出了问题所在：群众要求一个交代。黄金荣低着头，很清楚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在百姓眼里是什么样子。

陈毅说：“你在上海干了那么多坏事，老百姓心里都有数。现在他们不服气，觉得政府对你太宽了。你自己也该想想，怎么给大家一个态度。”黄金荣沉默了一会儿，只回了一句：“听市政府安排。”这句话里，有试探，也有无奈。

思考再三，陈毅提出了那个后来广为流传的办法——让黄金荣上街扫地。理由很朴素：既然百姓要看到态度，那就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实际行动表示悔改。这不是戏，而是一种公开的象征，让过去的“上海大亨”，站到最普通的劳动岗位上，接受群众监督。

陈毅的意思很明确：“你去扫大街，让老百姓看看，你愿意老老实实改。”这话听上去不激烈，却带着一种难以拒绝的重量。对于黄金荣来说，扫街并不只是体力劳动，而是一种身份的解构。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如今站在马路边，和环卫工一样拿着笤帚，这种对比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教育。

很快，安排落实。某天清晨，上海大世界门口，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拄着扫帚，开始清扫地面。刚开始时，路人只把他当成普通清洁工，甚至有人出于怜悯，停下脚步多看两眼，以为这是哪个生活艰难的老人出来糊口。

等走近一看，有人惊呼：“这不是黄金荣吗？”消息在周围很快散开。曾经在他手下吃过苦的市民，更是忍不住在人群里骂出声来：“活该！”这种极端反差，让围观者的情绪一下子被释放出来。

不得不说，这一幕对群众的震撼非常直接。多年在市井里只敢咬牙切齿的人，此刻亲眼看到旧日恶霸在人群中低头弯腰，扫着地上的尘土和垃圾。有人说，见到那一刻，心里的疙瘩一下松了些。也正是这种情绪变化，为新政权在上海的进一步改革争取了最宝贵的东西——信任。

上海媒体很快记录下这一场景。相关照片刊出后，很多没到现场的人，也从报纸上看见了这位年迈的“上海大亨”拿着笤帚的身影。画面本身不用过多文字解释，便能传达到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信息：过去那一套在这座城市不再行得通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单纯的羞辱，而更像一种深思熟虑的“社会课堂”。在这一课堂上，黄金荣成了活生生的教材。旧势力人物不是简单消失，而是在阳光之下被重新定位、被迫面对自己的历史。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比听一百遍口号更有说服力。

借着这股“风”，陈毅推动了更深入的社会整顿。对治安秩序、黄赌毒场所、帮会残余势力，上海方面展开持续打击，同时在工商业管理、城市卫生、交通秩序等方面不断规范。群众在一次次具体变化中，逐渐感受到这座城市确实在变——不是嘴上说的那种“新”，而是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四、一座城市的面貌与一代人的手段

黄金荣拿笤帚扫街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台湾。蒋介石听说后，据说颇为感慨，大意是：“陈毅真有手段，当初我拿黄金荣都没办法。”这话未必是正式场合的评价，却点出了一个事实：在旧政权时期，像黄金荣这样的地方势力，往往与权力机关纠缠不清，彼此利用，很难真正撕开。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帮会既是地下势力，又被某些人当成维持秩序、打击对手的工具。不少警务系统人员，私下与地痞流氓关系密切，利益难以分割。黄金荣为何如此横行，其背后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纵容与利用。

新政权进入上海之后，选择用另一套思路来应对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兵临城下时避免大规模破坏城市，入城后严肃整顿治安，强调纪律与制度，让军队和政府在百姓眼中建立起一种不一样的形象。陈毅等领导者显然非常清楚，上海之难，不只在炮火之内，更在市井人心之间。

从这个角度看，扫帚事件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转折，而是新旧秩序交替的一种象征。一个代表旧时代黑暗权力网络的角色，被摆在公众视野之中，重新定义为“接受改造的普通劳动者”。这种安排，用今天的话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动作，但它落脚点却仍是民心二字。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简单地把黄金荣处决，消息也许会传得很快，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局，体会不到过程中的那层意味。扫街的场景却不同，它让市民目睹旧日权势人物在劳动中“低头”的样子，那种视角的逆转，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次清算。

同时，这种做法也向社会其他人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不管过去背景多硬、名头多响，只要做过恶，今后都要接受新秩序的约束。当然，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存在争议，有人觉得太轻，有人觉得太重，但至少可以确定，这种处理已经跳出了简单报复的思路，转而强调改造、示众与教育并举。

从上海解放的时间节点来看，1949年5月的军事行动，解决的是城市控制权；随后的两三年，解决的则是这座城市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旧习与旧势力。陈毅在上海留下的诸多故事，大多都围绕这两条线展开：一方面维护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清理旧日沉疴。

在黄金荣问题上的那把笤帚，背后是对人心和节奏的精准把握。既没有仓促处置，使问题激化；也没有放任拖延，让市民产生“新老一个样”的失望。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一种很有分寸的城市治理能力。对很多中老年读者而言，当年上海从“旧社会”一路走来，恰恰是在这样一系列看似细微、实则关键的节点上，慢慢甩掉沉重包袱，走上另一条路。

黄金荣此后的晚年，基本在管束和淡出中度过。曾经的繁华、权势、风流轶事，最终都化作街头巷尾的谈资。人们提起他时，更愿意讲那把笤帚，而不是早年的“威风”。这种记忆顺序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时代的选择。

从裱画学徒，到巡捕房探督察长，再到上海大亨，最后手握扫帚站在大世界门口，一个人的起落，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的社会生态串在了一起。陈毅在其中做出的那个决定，看上去只是让一个老人去扫街，实则通过一种极具画面感的方式，把新旧秩序的边界划得更清楚了一些。

那几年，上海的街道一天比一天干净，城市秩序一点点恢复，工厂重新开工，码头的吊车又开始忙碌。人们谈起过去的风云人物时，语气中多了几分淡然。与其说这是某一个人的胜负，不如说是一座城市，在权力、规则和人心之间，最终选定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