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一块手表，驾米格-15叛逃台湾，奖1000两黄金和美女，结局？

1937年，刘承司出生在湖南一个普通农家。据村里老人回忆，小时候的刘承司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倔脾气。有一次，因为老师的几句批评，他竟赌气半个月不去上学，任凭父母如何劝说都不肯低头。

这种“认死理”的性格，在当时看来或许只是孩子气的任性，谁也没想到，20多年后，同样的倔强会让他做出影响一生的错误决定。

1956年，刘承司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和飞行天赋，考入了长春航空预备学校。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能成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国家的宝贝，是人民空军未来的脊梁。

航校对学员的培养几乎不计成本，吃住全包，每月还有津贴，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优厚了。

1961年，经过5年刻苦训练，刘承司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授少尉军衔，驻防浙江路桥机场。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人生起点——穿上军装，开上战机，前途一片光明。

当时，部队决定为每位飞行员配发一块专用手表。在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初，手表不只是计时工具，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能当娶媳妇的聘礼。

刘承司那时正在追求一位地方姑娘，心里早就盘算着：戴上军表去见她，那该多有面子。

可偏偏事与愿违。第一批手表到货时，名单上没有刘承司。领导解释说，新人等第二批。

刘承司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也只能忍着。谁想到，第二批手表到了之后，又出了问题——他们大队的大队长在训练中把手表弄丢了，上级决定先将给新飞行员的手表补发给大队长。

这个决定从管理角度无可厚非：大队长肩负指挥重任，手表确实是必需品。但在刘承司看来，这就是组织在“欺负”自己这个新人。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刘承司表达不满的方式堪称“创意”，他跑到街上买了一只小闹钟，用绳子系在脖子上，大摇大摆地去执行飞行任务。

机舱里，闹钟的滴答声格外刺耳；地面上，战友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脖子上挂着闹钟的飞行员。这种行为在任何军队里都是严重违纪。领导当即责令他停飞反省，写检讨认错。

停飞的日子里，刘承司把自己关在宿舍，整天抱着收音机消磨时间。那个年代，收音机是战士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窗口，可也正是这个窗口，吹进来一股致命的邪风。

一天深夜，刘承司在调频时偶然收听到了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广播里，一个甜美的女声正在讲述大陆的“黑暗”和台湾的“光明”，许诺只要大陆飞行员驾机“起义”，就能获得一千两黄金的奖励，还能配上年轻貌美的妻子。

这个声音的主人叫陈孟华，是当时台湾对大陆广播的著名播音员。她发音字正腔圆，语气温柔亲切，在广播里反复播报所谓的“起义路线”——包括沿海空军雷达的盲区位置、如何避免被台湾空军击落的方法。

起初，刘承司可能只是被这个声音吸引。但听久了，那些许诺就像毒草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开始想：凭什么他们都有手表就我没有？凭什么我要在这里受气？既然台湾那边给黄金给美女，为什么不去试试？

就在领导们奇怪刘承司怎么突然“想通了”的时候，一份写得极其深刻的检讨书摆上了案头。刘承司在检讨中痛斥自己的错误，表示要重新做人，恳请组织给他复飞的机会。

领导们被这份“真诚”的检讨打动了。他们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刘承司精心设计的伪装——每一句检讨背后，都是一个正在成熟的叛逃计划。

1962年3月3日，刘承司终于等来了机会。当天，他奉命驾驶一架米格-15战斗机执行绕场飞行训练。战机升空后不久，突然改变航向，以超低空飞行姿态，径直向东南方向冲去。

塔台里，指挥员一遍遍呼叫，无线电里却只有沉默。当雷达屏幕上那个光点越过海峡中线，所有人都明白了——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台湾桃园机场上空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雷达显示一架不明战机正从大陆方向逼近，机场方面以为是空袭，紧急命令正在训练的两架战机升空拦截。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来机并没有攻击意图，而是有规律地摆动翅膀，发出“投诚”信号。地面很快确认，这是一名叛逃过来的大陆飞行员。

为了给这架“投诚”战机让出降落航线，桃园机场命令正在上空盘旋的两架训练机继续等待。

可这两架训练机本就燃油不多，等刘承司反复尝试终于降落成功时，它们已经油尽灯枯，在迫降过程中双双坠毁，两名飞行员当场身亡。

这两名死者中，有一位名叫李叔元，是台湾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曾在1958年9月以AIM-9空对空导弹击落过我军飞机，是世界空战史上首位用空空导弹击落战斗机的飞行员。

讽刺的是，他没有战死在沙场，却因为迎接一名叛徒，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刘承司刚下飞机，就被鲜花和闪光灯包围。台湾方面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各大报纸头版都在欢呼“反共义士”的到来。

蒋介石亲自接见，奖励他一千两黄金，授予上校军衔，安排担任空军电台副台长。

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声音主人陈孟华，据说也和他见了面。但现实总有落差，广播里的声音可以完美无瑕，现实中的人却难免有瑕疵。这段因“声音”而起的缘分，最后也不了了之。

1964年3月3日，叛逃整整两周年之际，台湾方面为刘承司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新娘叫蔡健美，是台北警务处督察主任蔡百里的女儿，容貌秀丽，家世显赫。婚礼现场高官云集，刘承司西装革履，新娘婚纱洁白，看起来是一对璧人。

可这桩婚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政治安排。蔡健美表面上是名门闺秀，实际上是奉命监视他的特务。她全家都在军警系统任职，嫁给刘承司，是为了确保这个“投诚者”不会生变。

婚后不久，刘承司就发现妻子不能生育。这在普通家庭或许是个遗憾，但对这段本就缺乏感情的婚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那1000两黄金，听起来是天文数字，实际支取时却处处受限。每次领钱都要填表报备，黄金名义上是他的，实则被牢牢掌控在别人手中。更致命的是，妻子蔡健美以“理财”为名，逐渐将这些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

到了80年代，刘承司的政治利用价值彻底耗尽。台湾当局对他的宣传早就停了，身边那些曾经热情洋溢的“朋友”也一个个消失。

最讽刺的是，那个被安排来监视他的妻子，在榨干他最后一点财产后，以“感情破裂”为由提出离婚诉讼。

由于蔡健美在财产转移上早有预谋，刘承司几乎是净身出户，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勉强度日。他从万人追捧的“英雄”，变成了台北郊区养老院里无人问津的孤寡老人。

晚年的刘承司常常一个人发呆，对着旧报纸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喃喃自语：“当年要是没听那个广播……”

护理人员后来回忆，他偶尔会提起湖南老家，提起小时候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他曾尝试申请回大陆探亲，但两岸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于大陆来说，他是叛徒；对于台湾来说，他已是弃子。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容身。

关于刘承司去世的时间，有说1997年，有说2017年，但他的结局没有争议——孤独终老，骨灰葬在台北五指山军人公墓，墓碑简陋，鲜有亲人祭拜。

刘承司的叛逃，消息传回大陆，整个海军航空兵系统为之震动。中央军委雷霆震怒，下令对刘承司所在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从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到大队、中队领导，全部被撤职或法办。第六师师长虽然因为在外学习未在第一时间被撤，但军衔也从大校降为上校。

整个第六师被调离路桥前线，撤回上海，从一线作战部队沦为普通训练部队，部队士气遭受重创，多年未能恢复。

刘承司在台获1000两黄金，后任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无实权，仅为宣传工具。

娶特务蔡健美，无感情、无子女，后离婚，财产被转移，晚年孑然一身。

钱财挥霍+投资失败，退伍后收入微薄、经济拮据，晚年多病，生活困顿。

他深居简出，遭台当局与侨界冷遇，病死未获公开吊唁，结局凄凉。

回看刘承司的一生，最让人唏嘘的是：如果当初他能看开那只手表，老老实实等待，以他的飞行技术，晋升、提干、成家都不是难事。

退役后享受国家待遇，儿孙绕膝，安度晚年——这本该是一个空军飞行员触手可及的平凡幸福。

可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只挂在脖子上的闹钟，看似是对不公的反抗，实则是他性格缺陷的放大镜。那个甜美的广播声音，许诺的是黄金美女，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历史从不亏欠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记下每一个选择，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给出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