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俄罗斯淘金，一个寡妇收留了我，她的床下全是黄金

那年我二十三，揣着全部家当——三百美金，和一腔不知天高地厚的火气，坐上了从哈尔滨开往莫斯科的K19次国际列车。

绿皮车厢里，空气混浊得像一锅煮了三天的罗宋汤，烟味、汗味、皮革味，还有不知道谁打翻的二锅头，熏得人脑仁疼。

我叫陈安，一个刚从国营厂里“优化”出来的待业青年。

厂子黄了，爹妈愁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

可我不想认命。

那年头，报纸上、电视里，天天都在吹“倒爷”的神话。

一件皮夹克，倒到俄罗斯，就能换回一台中高端电视机。

一车厢的方便面，拉过去，就能变成一沓厚厚的卢布，再换成美金，回来你就是万元户。

这种故事听多了，心脏就跟被猫爪子挠似的，痒得不行。

我不想当万元户，我想发财，发大财。

我想让我爹妈重新在邻里面前抬起头，想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都闭嘴。

火车开动时，我看着窗外倒退的站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陈安，要么衣锦还乡，要么就死在外面。

车上龙蛇混杂，大金链子纹身遍布的“大哥”，拎着黑色大皮箱，眼神警惕。也有像我一样，眼里写满迷茫和渴望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像是去投奔亲戚。

我旁边坐着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姓赵，老赵。

他是个老倒爷了，哈尔滨人，嘴里叼着烟，跟我吹嘘他前几年怎么用一车皮的暖水壶换回了一辆拉达汽车。

“小子，第一次去？”他斜睨着我，吐出一口浓烟。

我点了点头，有点局促。

“看你这嫩样，兜里有几个子儿？”

我攥了攥口袋里那三百美金，没说话。

老赵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听哥一句劝，那边现在乱得很，克格勃解散了，黑手党满街跑。你这点钱，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他压低声音：“到了莫斯科，别乱跑，先找个落脚地。最好是找个‘娜塔莎’，有她们罩着，能省不少事。”

“娜塔莎？”我一脸懵。

“就是俄罗斯娘们儿。”老赵挤眉弄眼，“她们好多男人都死在阿富汗战场上了，家里缺男人，也缺钱。你嘴甜点，再给点美金，嘿嘿……”

火车咣当咣当，晃了六天六夜。

我脑子里全是老赵描绘的那个充满危险又遍地黄金的莫斯科。

终于，列车广播里传来了俄语播报，莫斯科到了。

走出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一股冷风夹着雪粒子灌进我的脖领，我狠狠打了个哆嗦。

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傻了眼。

这不是我想象中那个红色帝国的首都，到处是灰蒙蒙的赫鲁晓夫楼，街上行人步履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传说中排队买面包的长龙倒是真的，队伍长得像贪吃蛇。

我按照老赵给的地址，去找一个叫“一只蚂蚁”的倒爷市场。

那地方乱得跟马戏团散场一样，中国人、越南人、俄罗斯人挤在一起，讨价还价声、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带的货是几十件皮夹克，这是我用那三百美金的大部分，从一个温州商人手里批发的。

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把皮夹克铺在地上。

但根本没人鸟我。

那些高大的俄罗斯人只是瞥一眼，就摇着头走开。

我的俄语只会一句“哈拉哨”（好），连比划带猜，一个下午一件都没卖出去。

天快黑的时候，几个穿着黑色皮大衣、剃着光头的壮汉走了过来。

他们走到每个摊位前，摊主都得恭恭敬敬地递上几张卢布。

“保护费。”旁边一个卖袜子的同胞小声告诉我。

轮到我时，我兜里只有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和剩下的几十美金。

我哆哆嗦嗦地掏出十美金。

领头的那个光头一把抢过去，嫌弃地啐了一口，嘴里骂着我听不懂的俄语，然后一脚踹翻了我的摊子。

皮夹克散落一地，沾满了泥雪。

他们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

我趴在地上，一件一件地捡起我的“黄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就是莫斯科。

冷得不仅是天气，更是人心。

晚上，我没钱住旅馆，只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缩着。

又冷又饿，我啃着从国内带来的干面包，喝着凉水。

旁边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嘴里哼着《喀秋莎》，眼泪流个不停。

那一刻，我真的想回家了。

可我不能。

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我爹妈会多失望？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第二天，我继续去“一只蚂蚁”摆摊。

有了昨天的教训，我学乖了。看到那些光头快来了，我就赶紧收摊跑路。

但生意依旧惨淡。

我的皮夹克款式太老了，根本入不了时髦的莫斯科人的眼。

一个星期过去，我只卖出去了三件，换来的卢布还不够我每天吃饭。

我身上的美金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瘦。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眼看又要下雪。

一个女人在我摊位前停了下来。

她很高，裹着一件厚实的旧大衣，头上包着深色的头巾，只露出一张脸。

那是一张很美的脸，虽然有些苍白和憔悴。高挺的鼻梁，深邃的蓝色眼睛，像结了冰的贝加尔湖。

她的年纪看起来三十多岁，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沉静气质。

她蹲下来，拿起一件皮夹克，仔细地摸了摸皮质。

我心里一阵狂喜，用我那蹩脚的俄语加英语，结结巴巴地推销。

“Good，very good! Made in China!”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好奇，也有一丝怜悯。

她用还算流利的中文开口了：“你是中国人？”

我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疯狂点头。

“这衣服，怎么卖？”她问。

“五十美金！”我脱口而出，这比我的进价高了一倍。

她摇了摇头，“太贵了。”

“那……四十？”我心虚了。

她还是摇头。

“三十！不能再少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我的底线。

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似乎准备离开。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没有美金，”她突然说，“我用东西跟你换，可以吗？”

“换？”

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画着洋葱头教堂的套娃。

那套娃做工很精致，色彩也很鲜艳。

“这个，换你一件衣服。”

我犹豫了。我来这是为了淘金，不是为了淘工艺品。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

她看出了我的疑虑，轻声说：“我是安德烈耶夫山顶教堂画廊的画师，这是我自己画的。在画廊里，这个可以卖二十美金。”

二十美金……换我一件三十美金成本的皮夹克，还是亏。

但看着她真诚的眼睛，和她身后那个越来越大的雪天，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吧。”

我们完成了交换。她拿着皮夹克，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像冬日里突然出现的一缕阳光。

“我叫卡捷琳娜。”

“我叫陈安。”

她转身，融入了风雪中。

我看着手里的套娃，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我又是在火车站过的夜。

手里攥着那个冰冷的套娃，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

人家说不定是骗我的，这玩意儿可能就值两美金。

陈安啊陈安，你真是饿昏头了。

接下来的几天，雪越下越大，市场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的皮夹克依旧无人问津。

我身上的钱，只够买黑面包了。

又一个傍晚，当我冻得浑身发抖，准备收摊滚回火车站时，一个人影停在了我面前。

是卡捷琳娜。

她还是那身装束，只是怀里抱着一个更大的布包。

“陈安。”她叫我的名字。

我抬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你的衣服都卖完了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指了指地上那一大堆。

“天气太冷了，”她说，“你不能总睡在火车站，会生病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苦笑。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如果你不嫌弃，可以……可以来我家住。”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家……离这里不远。我一个人住，有个空房间。”她补充道，脸颊微微泛红。

老赵那张挤眉弄眼的脸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

“娜塔莎……家里缺男人……”

我看着卡捷琳娜，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清澈见底，没有一丝杂质。

我觉得自己要是往那方面想，简直是禽兽。

“这……这怎么好意思？”我结结巴巴地拒绝。

“没关系，”她轻声说，“中国人说，相逢即是缘分。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

好人？我只是个快要饿死的倒霉蛋。

“你帮我，我帮你。”她指了指我地上的皮夹克，“这些，我帮你卖。”

“你？”

“是的。我在画廊工作，认识一些人。她们喜欢中国的皮货，但是她们不去‘一只蚂蚁’，她们觉得这里太乱。”

我看着她，心里天人交战。

一边是冰冷坚硬的现实，另一边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善意。

这善意背后，会不会是另一个陷阱？

可我已经没什么好被骗的了。

“好吧，”我终于下定决心，“谢谢你，卡捷琳娜。”

我背着我所有家当——一个巨大的背包，里面塞满了剩下的皮夹克，跟着卡捷琳娜走进了莫斯科的夜色里。

她的家在一栋很旧的赫鲁晓夫楼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灯光昏暗。

但当她打开家门的那一刻，一股暖意和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

那是一种混杂着面包、颜料和某种不知名花朵的香气。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但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的都是风景，色彩浓郁，笔触奔放。

客厅的角落里，有一个画架，上面还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

“你先坐，我去做饭。”她帮我把背包放下，然后走进了厨房。

我拘谨地坐在沙发上，沙发很软，但铺着一块打了补丁的沙发巾。

我环顾四周。

这是一个寡妇的家。

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笑容灿烂。他旁边，是年轻的卡捷琳娜，一脸幸福。

我猜，他就是那个死在阿富汗战场上的丈夫。

很快，卡捷琳娜端着晚餐出来了。

一盘烤土豆，一碗红菜汤，还有几片黑面包。

很简单，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不亚于满汉全席。

我狼吞虎咽，吃得差点噎着。

卡捷琳娜坐在我对面，只是小口地喝着汤，微笑着看我吃。

“慢点吃，别急，还有。”

那天晚上，我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很软，很暖和。

我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雪，和隔壁房间里卡捷琳娜均匀的呼吸声，感觉像做梦一样。

第二天，卡捷琳娜真的带着我的皮夹克去了她的画廊。

晚上回来的时候，她脸上带着喜悦。

“陈安，我卖出去了五件！”

她把一沓卢布递给我。

我数了数，比我在“一只蚂蚁”卖一个星期的总和还要多。

“她们很喜欢，”卡捷琳娜说，“她们说皮质很好。我还帮你预约了几个顾客，她们明天会来家里看。”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不用谢，”她说，“你付我房租和饭钱就好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生意居然真的好了起来。

卡捷琳娜的那些画廊同事、邻居，成了我的主要客户。

她们会带着朋友来，在卡捷琳娜小小的客厅里，挑选着来自中国的皮夹克。

卡捷琳娜就当我的翻译和销售。

不到一个月，我带来的几十件皮夹克，竟然全部卖光了。

除去给卡捷琳娜的“佣金”和生活费，我手里攥着一大把卢布。

我第一时间冲到银行，把它们全都换成了美金。

看着那沓绿油油的钞票，我第一次在莫斯科感受到了真实的存在感。

我没有急着回国。

因为我知道，这点钱，离“发财”还差得远。

我开始跟着卡捷琳娜，学俄语，也学着了解这个城市。

她白天去画廊上班，我就在家里看书，或者去街上闲逛。

我发现，苏联解体后的莫斯科，是一个巨大的、充满矛盾的结合体。

一边是物资极度匮乏，人们为了买一瓶伏特加能排几个小时的队。

另一边，地下经济异常活跃，只要你有美金，几乎什么都能买到。

我用赚来的第一桶金，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倒爷”生涯。

这一次，我不再单打独斗。

我通过老赵，认识了几个在莫斯科混迹多年的中国倒爷。

我们合伙，从国内搞来更时髦的羽绒服、牛仔裤，甚至还有一些小家电。

货到了，我就利用卡捷琳娜的人脉，在她的“朋友圈”里散货。

卡捷琳娜从不直接参与我的生意，但她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帮助。

她会帮我翻译文件，会告诉我哪些商品在本地更受欢迎，甚至会在我跟那些“黑道”人物打交道时，提醒我注意分寸。

她像一个姐姐，也像一个老师。

我和她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里播放的苏联老电影。

有时候，她画画，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她的画，大多是忧郁的。

结冰的河流，落满乌鸦的白桦林，空无一人的街道。

我问她为什么不画一些开心的东西。

她说：“我的心，在阿廖沙死后，就一直是冬天。”

阿廖沙，是她丈夫的名字。

他是个飞行员，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飞机被击落，尸骨无存。

那年，卡捷琳娜才二十五岁。

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一个人。

她说，她父母早就去世了，阿廖沙是她唯一的亲人。

我看着她那双总是带着淡淡忧伤的蓝色眼睛，心里一阵刺痛。

我想让她开心起来。

我开始变着法地逗她笑。

我会给她讲中国笑话，虽然她总是听得一知半解。

我会买一些在当时看来很奢侈的东西，比如一束鲜花，或者一块巧克力。

每次看到她收到礼物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像孩子一样惊喜的表情，我就觉得特别满足。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点伏特加。

那是她父亲留下的，珍藏了很多年。

酒很烈，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卡捷琳娜的脸颊泛起红晕，眼睛也变得亮晶晶的。

她给我讲了很多她和阿廖沙的故事。

他们青梅竹马，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

阿廖沙去参军那天，她哭得差点晕过去。

阿廖沙每次从部队写信回来，信里都会夹着一朵压干的野花。

“他说，等战争结束了，就带我去贝加尔湖，看那里的蓝冰，他说那是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

卡捷琳娜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笨拙地伸出手，想帮她擦掉眼泪，却碰到了她冰冷的脸颊。

她浑身一颤，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酒精的迷离，有压抑已久的痛苦，还有一丝……渴望。

我脑子“嗡”的一声，所有的理智都被那瓶伏特加烧光了。

我俯下身，吻了她。

她的嘴唇，也像酒一样，冰冷又炙热。

她没有推开我，而是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脖子。

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那一晚，我没有回沙发。

我睡在了她的床上。

那是一张很旧的木床，一动就会“咯吱”作响。

在黑暗中，我能听到彼此急促的心跳，和窗外永不停歇的风雪声。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卡捷琳娜已经不在身边了。

客厅里传来她准备早餐的声音。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是该道歉，还是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我甚至，有一丝害怕。

我害怕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会因为我昨晚的冲动而消失。

我磨磨蹭蹭地起床，走到客厅。

卡捷琳娜正把早餐摆在桌上。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晨光从窗户照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她看到我，对我笑了笑，和往常一样。

“早上好，陈安。快来吃饭，今天有你喜欢的煎蛋。”

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突然就放下了。

我们谁都没有提昨晚的事，但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不再睡沙发，而是名正言顺地搬进了她的卧室。

我们的关系，成了这个小小的家里，一个公开的秘密。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不再满足于倒卖服装和小家电。

我把目光投向了更赚钱的行当——钢铁。

那时的俄罗斯，重工业一蹶不振，大量的国有工厂倒闭，堆积如山的钢材，像废铁一样没人要。

而在国内，经济正在起飞，钢材需求量巨大。

这中间的差价，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做这种大宗贸易，风险也极高。

你需要打通从工厂、铁路到海关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盘踞着各种势力。

有前克格勃的官员，有脑满肠肥的国企厂长，还有心狠手辣的黑手党。

我仗着自己年轻胆大，还有之前赚到的一些钱，一头扎了进去。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酒桌上度过。

和那些俄罗斯人拼伏特加，一杯接一杯，喝到吐，吐完接着喝。

签合同，塞红包，陪笑脸。

我学会了他们的游戏规则。

金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通行证。

生意进行得异常艰难，但也异常刺激。

有一次，为了拿到一批便宜的螺纹钢，我带着几十万美金的现金，去见一个车臣来的黑帮头子。

交易地点在一个废弃的仓库。

对方来了十几个人，个个都带着枪。

我这边，只有我和一个请来的翻译。

当时我腿都软了，但我脸上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把装钱的箱子推过去，对方打开验货。

就在那一瞬间，仓库的大门突然被撞开，冲进来一帮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是另一个想抢这批货的帮派告的密。

现场乱成一团，枪声四起。

我被翻译拉着，从仓库后门没命地逃了出来。

那几十万美金，自然也打了水漂。

我跑回卡捷琳娜的家，浑身都在发抖。

她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都没问，只是抱住了我。

“陈安，别怕，钱没了可以再赚，你人没事就好。”

我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嚎啕大哭。

那是我来莫斯科后，第二次哭。

第一次，是因为绝望。

这一次，是因为后怕，也因为感动。

经历了那次生死考验，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光有胆子不行，还得有脑子。

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关系网”上。

我用赚来的钱，结交了几个在政府部门和铁路系统里有实权的人物。

我不再亲自出面去谈那些危险的生意，而是雇佣本地人去做。

我的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

我成了“一只蚂蚁”市场里，小有名气的“陈老板”。

我从那个睡火车站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开着奔驰，出入高档餐厅的商人。

我给爹妈寄回去了厚厚的一沓美金。

我爹在电话里激动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儿地重复：“好小子，有出息了！”

我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每天周旋在各种酒局和利益交换中，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

我变得世故，多疑，甚至冷酷。

只有回到卡捷琳娜的那个小家，闻到那熟悉的、混杂着面包和颜料的香气，我才能找回片刻的安宁。

卡捷琳娜还是老样子。

她依旧在那个小画廊里画着她那些忧郁的风景画。

她从不过问我的生意，也从不向我索取什么。

我给她钱，她总是拒绝。

“陈安，我不需要你的钱。我有工资，够我生活了。”

我给她买昂贵的首饰和时装，她也只是收下，然后放在柜子里，从不穿戴。

她还是穿着她那些朴素的旧衣服，过着简单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生活在喧嚣、肮脏、充满欲望的现实里。

而她，活在她的画里，活在对阿廖沙的回忆里。

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停留在“同居”这个层面。

我们像夫妻一样生活，却没有夫妻的名分。

我曾经想过要娶她。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自己掐灭了。

娶一个比我大十岁、还带着一个“亡夫”的俄罗斯女人？

我爹妈会同意吗？国内的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

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准备好，要在这个冰冷的国度，扎根一辈子吗？

我没有答案。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我用更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生意越做越大，我待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我和卡捷琳娜的话，也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深夜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她会默默地帮我脱掉外套，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我们对视无言，彼此的眼睛里，都写满了疲惫。

我知道，我们之间，出了问题。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那天，我提前结束了一个应酬，回到家。

卡捷琳娜不在。

我有些无聊，就在屋子里闲逛。

当我走进卧室时，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张我们睡了很久的木床下。

床下有一个很大的木箱子，是那种苏联时期很常见的老式储物箱。

我以前也见过，但从没在意过。

那天，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喝了点酒，也许是纯粹的好奇。

我鬼使神差地蹲下身，想把那个箱子拉出来看看。

箱子很沉。

而且，上了锁。

是一把很旧的铜锁。

这一下，我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了。

卡捷琳娜有什么秘密，需要用这样一口箱子锁起来？

是她和阿廖沙的信物？还是别的什么？

我找到了工具箱，用一根铁丝，很轻易地就撬开了那把老旧的铜锁。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箱盖。

箱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信件或者照片。

而是一片……刺眼的金色。

满满一箱子，全是金条。

大大小小，粗细不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芒。

我彻底呆住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黄金！

全是黄金！

我颤抖着手，拿起一根。

很沉，冰冷，坚硬。

这是真的黄金！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一箱子黄金，至少有上百公斤。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这简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

比我这几年拼死拼活赚到的所有钱，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这些金子，是哪来的？

卡捷琳娜？

那个安静、忧郁、视金钱如粪土的女画师？

这怎么可能？

我的第一反应，是阿廖沙。

他是军人，难道是……从阿富汗带回来的？

战争财？

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笔钱，就是一笔绝对不能见光的黑钱。

也解释了为什么卡捷琳娜要把它藏得这么深。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开了。

卡捷琳娜回来了。

她看到我坐在地上，和那个被打开的箱子，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

她手里的购物袋掉在地上，里面的土豆和洋葱滚了一地。

“陈安，你……”

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们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震惊、恐惧，还有一丝……绝望。

“这些……是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陌生。

卡捷琳-娜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慢慢地走到我面前，蹲下身，用颤抖的手，合上了箱盖。

“对不起，陈安，”她哽咽着说，“我不该瞒着你。”

那天晚上，她向我坦白了一切。

这些黄金，确实和阿廖沙有关。

但不是他从阿富汗带回来的。

而是在他死后，政府发给她的“抚恤金”。

“抚恤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抚恤金会发这么多黄金？”

卡捷琳娜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普通的抚恤金。”

原来，阿廖沙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

他是一个秘密项目的试飞员。

那个项目，涉及到一种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在一次高空试飞中，飞机出现故障，解体了。

阿廖沙和另外几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为了封锁消息，也为了安抚家属，当时的政府，用这种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给了他们一笔“封口费”。

“他们告诉我，阿廖沙是英雄，但他的事迹，永远不能公开。他们让我忘了这件事，拿着这笔钱，好好活下去。”

卡捷琳娜的声音，充满了无尽的悲凉。

“可我怎么能忘？”

“他们给了我一箱子黄金，却夺走了我整个世界。”

她告诉我，阿廖沙出事后，她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活在噩梦里。

她不敢看天空，不敢听飞机的声音。

她把这箱黄金，当成一个诅咒，藏在床下，从不去碰它。

她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靠画画来麻痹自己。

她以为，自己会抱着这个秘密，和这个诅咒，孤独地死去。

直到，她遇到了我。

“你像一束光，照进了我黑暗的生活。”她看着我，泪眼婆娑。

“我害怕，害怕你知道这个秘密后，会离开我。也害怕，这笔不祥的钱，会给你带来危险。”

我听着她的讲述，心里翻江倒海。

我看着眼前这个脆弱、无助的女人，再看看那口沉重的箱子。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总是那么忧郁。

也终于明白了，她对我的感情，有多么深沉和复杂。

那不仅仅是男女之爱，更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对温暖的依赖和渴求。

我伸出手，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傻瓜，”我说，“我怎么会离开你。”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关于未来的犹豫和彷徨，都烟消云散了。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娶她。

我要把她从那个冰冷的冬天里，彻底地拉出来。

至于这箱黄金……

它不再是诅rou，而是我们未来的保障。

我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母。

我知道，他们一时半会，肯定无法接受。

我决定，用行动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用那箱黄金的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一家正式的贸易公司。

我不再是那个在“一只蚂蚁”市场里混迹的倒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商人。

有了雄厚的资本，我的生意版图迅速扩张。

钢材，木材，化肥……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个国家解体后释放出的巨大财富。

我也开始，有计划地，把资产转移回国内。

我在北京、上海买了好几处房产，还投资了几家有潜力的初创公司。

我为我和卡捷琳娜的未来，铺好了一条宽阔的后路。

1993年，在认识卡捷琳娜的第二年，我向她求婚了。

没有鲜花，没有戒指。

就在那个我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多的小房子里。

我对她说：“卡捷琳娜，嫁给我。我们回中国，我带你去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

她哭着点头。

我们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手续很复杂，我动用了不少关系，花了不少钱。

但当拿到那本印着我们合影的结婚证时，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牵着她的手。

婚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那箱黄金。

我没有把它全部变现，而是留下了一部分。

我找了一个技术高超的工匠，把那些金条，熔化，然后打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金碗，金筷子，金酒杯……

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的套娃。

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那个木箱子里。

我对卡捷琳娜说：“从今以后，它不再是诅咒。它是我们的传家宝。”

1994年春天，我带着卡捷琳娜，回到了中国。

我们先回了我的东北老家。

我父母见到这个比我高半个头、蓝眼睛黄头发的儿媳妇，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

一开始，家里确实闹了不少矛盾。

我妈嫌卡捷琳娜不会做家务，做的菜也吃不惯。

卡捷琳娜也觉得委屈，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婆婆，要管那么多的事。

我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但卡捷琳娜是个善良而聪明的女人。

她努力地学中文，学做中国菜。

她会陪我妈聊天，虽然很多时候都是鸡同鸭讲，但那份真诚，我妈感受得到。

我爹，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却出人意料地喜欢这个洋儿媳。

他会饶有兴致地看卡捷琳娜画画，还会用他那蹩脚的“中式俄语”，跟她聊苏联电影。

日子久了，一家人的关系，也渐渐融洽了。

在家待了几个月后，我带着卡捷琳娜去了南方。

我们定居在了一座温暖的海滨城市。

我用之前投资赚的钱，给她开了一间画廊。

画廊的名字，就叫“卡捷琳娜”。

她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活发愁，专心地画她喜欢的画。

她的画风，也渐渐变了。

不再是那些冰冷、忧郁的色调。

她的画里，开始出现了阳光，沙滩，和盛开的三角梅。

她的脸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笑容。

而我，则彻底告别了“倒爷”的生涯。

我成了一个投资人。

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势不可挡。

我凭借着在俄罗斯积累的资本和商业嗅觉，抓住了好几个风口。

房地产，互联网，制造业……

我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那一年，在莫斯科的那个冬天。

源于那个善良的女人，和她床下的那箱黄金。

我和卡捷琳娜，有了一个儿子。

我们给他取名叫“陈念”，思念的念。

儿子长得更像卡捷琳娜，高鼻梁，蓝眼睛，但性格却像我，调皮，胆子大。

他会说流利的中文和俄语。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带他回一次俄罗斯。

我们会去红场，去克里姆林宫，去那个叫“一只蚂蚁”的市场。

市场已经变得很规范了，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混乱的景象。

我们也会去安德烈耶夫山顶，去看那个小小的教堂。

卡捷琳娜会在那里，待上很久。

我知道，她是在和阿廖沙告别。

也是在，和她的过去告别。

有一次，儿子指着墙上阿廖沙的照片，问我：“爸爸，这个叔叔是谁？”

我和卡捷琳娜对视了一眼。

我把他抱在怀里，对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像星星一样，永远守护着我们的英雄。”

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

生意上的事，基本都交给了手下的人去打理。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卡捷琳娜待在一起。

我们会一起去海边散步，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她画画，我就在一旁给她磨墨。

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但我觉得，很幸福。

那个装满黄金的木箱子，一直放在我们家的储藏室里。

我再也没有打开过它。

因为我知道，比黄金更珍贵的，是那个愿意在风雪中，收留一个落魄异乡人的善良。

是那个愿意把所有秘密和伤痛都与你分享的信任。

是那个陪你走过半生，从冰冷的莫斯科，到温暖的南海之滨的，不离不弃的爱人。

这，才是我这辈子，淘到的，真正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