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孙中山独子孙科逝世，女儿给他嘴塞珍珠，手拿白玉，兜装金银

1973年9月13日傍晚，台北一座医院里，83岁的孙科因心脏病离世。消息传出，岛内政坛一片震动。很多人记住的是他的身份——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却未必说得清，他为何会在生命的终点，躺在台北的棺木里，嘴含珍珠，手握白玉，兜里塞满金银，这种颇带封建意味的“厚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的结果。

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这个结局并不在任何人的预料之中。年轻时的孙科，一度被寄望为“国父之后”，又在国民党高层里与蒋介石长时间较劲。可有意思的是，等到他真正离开人世时，他已经成了蒋氏政权下的“资政”“考试院院长”，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向蒋介石表达效忠。前后反差，不得不说有些讽刺。

要看懂他晚年的选择，得先回到1948年的那个冬天。

一、和谈风云：从“行政院长”到被挤出棋盘

1948年，国共内战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东北战场崩溃，华北告急，接着淮海战役在同年11月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经济方面更是通货膨胀失控，金圆券贬值迅猛，人心浮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围绕“要不要和谈”展开了激烈争论。

这一年10月到11月间，一些党内人士提出，蒋介石应该暂时退居幕后，以换取对局势的缓和。孙科也加入讨论，他倾向通过和谈来挽回国民党政权的颓势，认为单靠军事已难以逆转战局。蒋介石听到这类意见，态度极为强硬，指责这些人“丧失民族精神”，认定他们是在鼓吹投降。

然而，现实不会因为他的愤怒而改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遭受重大失败，蒋介石在军事上屡战屡挫，被迫在政治上做出某些让步。于是，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名义上负责推动和谈，试图在战火未完全烧尽之前，为国民党寻找一条退路。

接任后，孙科以“足疾需要治疗”为由前往上海，一边“治病”，一边秘密酝酿和谈内阁。他自信心颇足，对外表示要组建一个负责谈判的“和谈内阁”，希望以政治方式减轻战场压力。可就在他谋划内阁名单时，蒋介石并未停下军事部署，仍在徐州、蚌埠一线布置大兵团作战，妄想通过南北夹击的方式扭转华东战局。

政治与军事在此刻完全错位。孙科推和谈，蒋介石押重兵，二人立场相左，暗斗开始浮到台面上。

在内阁组建问题上，蒋介石多次从旁阻挠，用各种方式拖延、限制孙科的权力。孙科则坚持己见，特别强调张治中必须入阁，否则就不再担任行政院长。张治中在当时被视为对和平持开放态度的人物，由他出面参与和谈，更容易获得中共方面的信任。

两人围绕组阁进行了一场不见血的较量。经过拉锯，孙科最终在1948年12月20日完成组阁，从形式上看，他似乎赢了一局。

然而，形势很快出现新的变化。就在孙科以为“和谈机会终于来了”的时候，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将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列为首批战犯。这份名单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强烈反弹。蒋介石更是暴怒，觉得自己被公然羞辱，根本无意在此时坐到谈判桌前。

在这种气氛下，他提出所谓“和平条件”，列出五条要求，把内战责任完全推给中共，等于把谈判大门再次关死。

孙科很不认可这种做法。当晚，他通过广播发表演讲，批评把内战责任全压在中共身上“不太合适”，认为国民党自身也难辞其咎。他又反对以那五条作为硬性前提，只强调两点：国家独立完整、人民自由得到保证就可以谈和平。同时，他公开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这样才可能打破僵局。

这番话在当时的南京政坛掀起不小波澜。蒋介石虽然极为不快，但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只好开始讨论“下野”和“和谈”的具体问题。他一边对外向美、苏、英、法等国寻求帮助，希望这些大国向中共施压，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如果继续硬扛，局面只会更差。

在蒋下野问题上，孙科与代理总统李宗仁一度达成共识，两人都认为让蒋退居幕后，有利于推动和平。经历了一番反复，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对外宣布“引退”，在声明中既未公开批评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也悄然把自己的“五条条件”收回。

蒋介石退位之后，表面上看，是和谈的起点；实际上，新的权力争夺立刻展开。孙科和李宗仁都急于向中共释放信号，希望自己成为“代表国民党和谈的人”。但两人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孙科并没有牢靠的政治基础，没有军队，也缺乏地方势力。

在这种格局下，中共把争取重点放在了桂系军阀集团身上。蒋介石、李宗仁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国民党内部的核心问题，孙科反倒夹在中间，既不掌握军权，也难左右大势。虽然他仍在设法联系和谈渠道，却越来越像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

与此同时，李宗仁加大了求和步伐，而孙科对李宗仁提出的一些和谈方案也有所不满，还指责蒋介石要为国民党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三方之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到最后，蒋介石借机调整人事，把孙科从要职上撤换，孙科只好提出辞职。

从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孙科与蒋介石既是盟友，又是对手，明里暗里多次交锋，却没有换来局势的根本改变。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远超任何政治技巧可以补救的范围。孙科想通过和谈“挽国民党于既倒”，终究只是心愿。

被挤出权力核心后，他从国民党统治中心悄然退场，而中国大陆的政局在1949年下半年已走向彻底改观。这也是他后半生命运转折的起点。

二、流亡岁月：从香港、巴黎到美国的清苦生活

1949年7月，孙科从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那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解放军大军南下，广州形势紧张，他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有了更直观的判断——大势已去。

回到香港后，他敏锐感觉到，蒋介石的所有军事与政治举动，都不再需要他参与。更微妙的是，从那以后，蒋介石几乎没有再主动通知他任何重大行动，关系近乎中断。孙科想离开这个漩涡，提出去美国，但台湾方面竟迟迟不给他发护照，他只好先在香港暂居。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有关方面也注意到孙科的处境。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希望其后人不要长期在外漂泊，北京方面曾经通过合适渠道，邀请他回到祖国北方工作、生活。面对这样的邀请，孙科最后还是婉拒，没有选择回到大陆。

这一步，多少带着些犹豫和顾虑。既有出于政治判断，也有个人安全与家庭考量。可以说，是他人生轨迹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岔口。

1950年，孙科和夫人离开香港，前往欧洲。此时他已年满六十岁，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初到巴黎，凭借早年的积蓄和人脉，生活尚称体面，社交圈也有一些旧识往来。短期内看不出什么窘迫。

在法国住了两年，他决定再度迁徙。这一次，他把目的地选在美国。一来美国华人社区规模较大，容易获得照应；二来他的子女已经在那里定居，家庭团聚也更方便。

1952年，孙科一行人抵达美国，与长女一家共同生活。第二年，他又搬到洛杉矶，在那里停留了约四年。刚到美国的几年，他还保留着昔日政要的某种体面，时不时参加华人社团活动，偶尔也被邀请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活动逐渐减少，他的名字在华人社会之外几乎无人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年里，蒋介石对孙科的态度极其冷淡，可以说几近“视而不见”。既无正式任命，也没有经济上的实质援助，更没有公开的政治联络。仿佛这个曾经在南京政坛呼风唤雨的行政院长，从蒋介石视野中消失了。

相比之下，新中国方面并没有完全忘记孙科。1956年3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英国客人马坤时，公开表示：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国外，中国政府仍然欢迎孙科返国。这番话通过外媒和侨界，很快传到海外。

对不少在美华侨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有象征意味的态度。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他的儿子是否回国，不仅关乎个人，更带着某种历史象征。可当时的孙科，已经厌倦政治纷争，对再涉风浪心有余悸，并没有就此做出回应。周恩来的善意公开表态，最后成了一句落在空气中的话。

在加州生活时，他一家并无稳定经济来源，之前的积蓄消耗得很快，只能依靠子女接济维持日常开支。生活水平与他早年身居高位时完全不同。有段时间，家庭开支拮据到只能靠番薯果腹，饮食简单到近乎清贫。对曾经出入权力中枢的人而言，这种落差，不难想象。

有人回忆，晚年的孙科在美国生活，多半是简单衣着，自己购物、自己做饭、自己打理琐事，很少再有“高官显贵”的架子。试想一下，若没有亲眼看到，很难把他与当年那个在南京行政院里争辩和谈路线的政要联系在一起。

流亡到1965年，他已经75岁，在海外漂泊了整整16年。年纪渐长，体力大不如前，加上经济压力和生活上的不便，让他对“回到熟悉的中文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念头。只是，他能回到哪里？回到大陆，意味着彻底脱离国民党旧系统；回到台湾，又意味着必须面对过去那段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历史。

就在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一些旧友开始频繁出面活动，与台湾政界沟通，希望替他打开一条回台之路。

三、重回台湾：从泪洒机场到“考试院院长”

1960年代初，台湾形势相对稳定。蒋介石在岛内的统治架构已经固化，反对力量难以撼动。他对旧日政敌的态度，也有了微妙变化。只要不再构成威胁，留下余地，反而可以为政权增添几分“宽厚”形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方面开始寻找机会与孙科重新建立联系。1964年，由台湾方面出资，在美国组织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孙科被推举为董事长，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借这一平台，他与台湾官方之间的联系逐步恢复。

到了这一年双十节前夕，钟山县籍的一位“立法委员”向孙科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参加活动，这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半公开的试探。蒋介石心里也很清楚：此时的孙科已经年老，有心无力，既不会在政治上掀出大浪，又可以作为“孙中山之后”这一象征去加固政权的合法性。做个“顺水人情”，看起来利大于弊。

蒋介石的态度逐渐缓和，对外释放出欢迎孙科“回台定居”的信号。对孙科来说，这是多年漂泊之后难得的机会。既能脱离经济困境，又能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还不至于完全与旧日党国体系断绝。这种“折中选择”，在他当时的处境下，显得格外现实。

于是，在多方运作之下，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乘飞机从美国飞抵台湾。当他走出机舱，看到蒋经国以及现场两千多人的迎接场面，一时间难掩激动，有记载称他当场落泪，情绪非常复杂。

有人说，那一刻的眼泪，不只是感动，也夹杂着多年流亡的委屈与无奈。从堂堂国民党高层，到靠子女接济生活的海外老人，再到在台北机场受到礼遇欢迎，这种起落，足以让人心绪难平。

抵台后不久，蒋经国安排他进蒋介石官邸，促成两人16年后的首次见面。上一次他们面对面，还是在广州局势危急之前，此后各自的命运，在战火和政治风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再见，角色已然互换。

据当时在场者回忆，见面场面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剑拔弩张，反而颇为客气。蒋介石设宴招待，还带他出门游览，刻意营造一种“既往不咎、重修旧好”的气氛。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桌上都是寒暄，桌下都是盘算。双方心里都有数，只是选择不再把旧账翻出来。

孙科非常清楚，蒋介石此时对他的“好意”，背后有政治考量。台湾政权需要孙中山这层象征，需要“孙中山之子效忠台湾当局”的场面，来强化自身的正统叙事。而他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安稳的归宿。所以，他很快做出了回报。

在抵台后一周的一次大型大会上，他发表了回台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明确表示要全力拥护蒋介石的领导。语气坚定，姿态柔和，没有提及过去的分歧。半个月后，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宣示对蒋介石的支持，这些表态都被台湾媒体大篇幅报道。

对于这样的“归队”，岛内舆论看法不一。有些人觉得，他身为国父之子，却在政治上屡屡作出摇摆选择，如今又重新投身蒋氏政权，难免显得“低声下气”。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在无力改变局势的前提下，只能做出的务实决定。

蒋介石对孙科的表现十分满意，心里那点旧怨似乎也淡了不少。不久，他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聘请孙科，给了一个虽无实权但象征意义很强的头衔。紧接着，又提名他担任“考试院院长”。考试院在当时虽不掌握军政大权，却负责公职人员相关事务，属于政权体系的一环。

从权力实质来说，这些职务更像是一种安置安排，有人觉得以孙科的资历担这样的“闲职”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也有人嘀咕，他已淡出政坛多年，重新出山是否只是为了衣食无忧。不过，对经历过流亡漂泊的孙科来说，这份“工作”已经十分可贵。

担任考试院院长之后，他在岗位上工作了七年。期间，主持制定了一些有关考试、人事的制度调整，注重行政与人事部门之间的协调。据说行政部门和人事单位的负责人大多对他十分客气，称呼他时仍习惯强调“国父之子”的身份。这种尊敬一部分来自职位，一部分则源于象征。

从表面看，孙科平和地度过了生命最后阶段，住在台北，衣食无忧，有固定头衔，有公开露面机会。可细究起来，这种“体面”，本质上已与权力运作核心相距甚远。他不再拥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而是被放置在一个既安全又便利展示的“橱窗位置”。

有人曾问他，对早年的政治选择有没有后悔。据传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事情已经过去了。”字面平静，背后的复杂心情，外人无从尽知。

四、珍珠白玉：一场“厚葬”背后的身份焦虑

1973年9月13日下午5时，孙科在台北因心脏病猝然去世，终年83岁。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老人震动之余，决定以隆重规格为他举行葬礼。一方面出于对孙中山的表面尊重，另一方面也有考虑岛内与侨界的舆论。

葬礼筹备过程中，孙科的家人提出了一套极为讲究的“下葬仪式”。在遗体入棺时，女儿按照家族旧俗，在他的嘴里塞入珍珠，将金银塞满衣兜，又把白玉放在双手之中，还准备了纸扎洋楼、纸汽车焚化。这一整套安排，颇有民国以前部分土豪富绅葬礼的影子。

在当时的台北，这种做法并不算主流。尤其是珍珠入口、金银随身的细节，更像是带着浓浓“封建意味”的殡葬方式。对一个曾经留学欧美、担任高层要职，又后来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种葬式显得十分矛盾。

有参加葬礼的人注意到这一点，私下议论说：“孙先生这一走，倒像是回到了旧时代。”这话里有几分调侃，也有几分感慨。毕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踏在近代与现代交替的缝隙中，思维、经历、身份都充满时代错位感，最终葬礼形式也难免出现这种“缝合感”。

更值得玩味的是，孙科本人信奉基督教。蒋介石夫妇为他送来的，是用黄色菊花装饰的十字架花圈，以示追思。这种带有西方宗教象征的花圈，和棺中金银珍珠、纸洋楼纸汽车放在一起，构成一种微妙对照。一边是基督教式的肃穆追思，一边是传统观念里“富贵带进棺材”的习俗。

从家人的角度看，这种厚葬，一方面是出于对长辈的孝心，想让他“走得体面”，也带着“孙中山之子不应寒酸而终”的心理。另一方面，这种安排也反映出一种潜在的身份焦虑——希望通过葬礼形式，重新强调他出身显赫、地位特殊，好像借此弥补他晚年政治上的失势和流亡带来的落差。

蒋介石方面给予的“隆重”，更多集中在礼仪和规格上。葬礼名义上相当正式，官方代表到场致祭，媒体也有报道。但细看其中分寸不难发现，这份“隆重”非常克制，没有刻意拔高孙科的政治评价，也未赋予过多“功勋”之词，而是集中强调他“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投身民国事业”等安全表述。

从出生到离世，孙科一直被“孙中山之子”这个身份牢牢绑定。这既是光环，也是枷锁。他参与过国民党内部的高层博弈，在关键时刻押注过和谈，也因判断偏差和缺乏根基，一次次被时代浪潮推到边缘。流亡美国的清苦，回台后的低姿态站队，最终在棺木里以“封建式厚葬”的方式告别人世，看起来繁华，却难掩迟暮。

如果把他的一生简化为一句话，那大概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他总是站在重要事件的旁侧，却很少握有真正决定局势的力量。每当关键抉择到来，他做出的选择，多数既不彻底也不坚决，既不算大错，也难言高明。

1973年的那场葬礼，在形式上极尽周全，珍珠、白玉、金银、纸扎洋楼一件不少，蒋介石夫妇的花圈也恭敬摆放。仪式结束，棺木入土，关于他的是非与评价，慢慢沉入资料和记忆之中。

后人再提起孙科，往往先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然后才想起他本人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较劲、曾经流亡海外、曾经在台北机场落泪。那颗塞在嘴里的珍珠、那一兜金银与手中的白玉，更像是对这一生复杂经历的一种象征——光鲜与落寞交织，荣耀与失误并存，最后都被封进棺材，交给时间慢慢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