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铜鎏金东珠宝石镶嵌太平有象自鸣钟两件鉴赏

在清代宫廷工艺史上，乾隆一朝以其对西洋技艺的吸纳与本土审美体系的重构，缔造了诸多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高度的御制重器。其中，以“太平有象”为题材的自鸣钟，既是乾隆皇帝对钟表收藏的极致热爱之体现，亦是中西工艺交汇融合的物质见证。广东崇正2021春季拍卖会与香港苏富比2007年春季拍卖会上，两件清乾隆御制铜鎏金嵌东珠宝石太平有象自鸣钟先后亮相，前者以963.70万元人民币成交，后者以950.40万港元（约合950.40万元人民币）落槌，不仅刷新了同类拍品的市场认知，更以其材质、工艺与历史脉络，勾勒出乾隆宫廷造办处的巅峰水准。

两件太平有象自鸣钟均以铜鎏金为核心材质，辅以东珠、珍珠、红宝石、青金石、珊瑚、白玉等多种宝石镶嵌，整体造型遵循“象驮宝瓶”的传统范式，却在细节处彰显出乾隆朝的奢华规制。

广东崇正拍品（下称“崇正钟”）通高75厘米，由须弥座台、白象宝躯、宝瓶花枝三部分构成。其象身以数万颗产自东北三江流域的淡水珍珠穿孔织连，通体覆以细密珠网，在鎏金铜胎的映衬下呈现出温润而璀璨的质感。象背所驮宝瓶，中央錾刻万年松图案，瓶身及两侧镶嵌宫廷琉璃料器、白玉、珊瑚等蝙蝠盘长与葫芦纹饰，瓶口插置由绿松石、青金石、红碧玺等多色宝石雕琢的花卉，花枝摇曳间尽显灵动之态。象鞍为如意形，上刻欧式卷草花卉浮雕，嵌红宝石两颗、松绿石三颗，边缘以小颗红宝石与百宝相间围饰，鞍带则嵌有红宝、珍珠与绿松石，两侧垂挂的珊瑚小珠配绿料璎珞，极尽豪华瑰丽。

香港苏富比拍品（下称“苏富比钟”）通高71.3厘米，宽31.3厘米，形制与崇正钟一脉相承，却在细节上呈现出不同的工艺侧重。其象身以青金石雕刻而成，色泽沉静深邃，象鞍上的宝石镶嵌更为密集，东珠、碧玺、珊瑚、绿松石小珠串联成的璎珞垂落，与崇正钟的珍珠覆身形成鲜明对比。宝瓶部分则保留了钟表的原始功能，正面嵌有圆形表盘，指针与刻度清晰可见，彰显出其作为自鸣钟的实用属性。两件器物的须弥座台均以鎏金铜精工打造，采用欧洲巴洛克风格的繁雕细琢，围栏、柱子、纽足道围框的镂空卷草纹大量运用曲线与回卷，营造出富丽堂皇的跃动感，座台内部则为音乐箱结构，内置镶满镀金宝石花的活动机械装置，大象尾部为上发条的机关，旋转尾部即可触发乐箱奏乐，并带动象背宝瓶的花枝旋转摆动，宝石在光影中流转生辉。

从材质构成来看，崇正钟的核心亮点在于东珠的使用。这种产自满洲祖地东北三江的淡水珍珠，因产量稀少、色泽莹润而被清廷列为皇家御用之物，数万颗东珠织连而成的象身，不仅在工艺上耗费巨大，更承载着乾隆朝对“龙兴之地”的尊崇与皇权正统性的强调。苏富比钟则以青金石象身为特色，这种源自中亚的宝石以其浓郁的蓝色与细腻的质地，成为清代宫廷器物中彰显异域风情的重要载体，与鎏金铜胎、宝石镶嵌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对比。两件器物均采用暹罗精选的十种合金制作金属胎体，确保了鎏金层的牢固与色泽的持久，而烧蓝工艺的运用，如崇正钟象身的宝石蓝色鞍带、苏富比钟璎珞下的花瓣形装饰，则进一步丰富了器物的色彩层次，体现出乾隆朝对多元工艺的整合能力。

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汇聚了来自中西方的能工巧匠，“自鸣钟处”更名为“做钟处”，成为兼具钟表制作、修复与创新的核心作坊。两件太平有象自鸣钟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工艺特征既体现了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极致，又融入了西洋钟表技术与装饰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

在金属工艺方面，两件器物均采用了鎏金、錾刻、镂空、镶嵌等多种技法。鎏金层厚而均匀，色泽金黄璀璨，历经数百年仍保持着极佳的光泽度，显示出造办处工匠对鎏金火候与金水配比的精准把控。錾刻工艺则主要应用于象鞍、宝瓶与须弥座台的纹饰，崇正钟象鞍上的欧式卷草花卉，线条流畅婉转，层次分明；苏富比钟座台的镂空卷草纹，细密繁复，既借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华丽繁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内涵。镶嵌工艺则是两件器物的核心亮点，东珠、珍珠、红宝石、青金石等宝石以不同的排列方式嵌入铜胎，或覆于象身，或饰于鞍带，或插于瓶中，形成了“珠玉满堂”的视觉效果，而宝石的切割与打磨工艺，既保留了中国传统“随形就势”的审美，又吸收了西洋宝石切割的精准性，使得每一颗宝石都能最大程度地折射光线。

在功能设计上，两件器物均体现了中西技术的融合。作为自鸣钟，其核心机械结构源自西洋钟表技术，齿轮、发条、擒纵装置等精密部件确保了计时与报时的准确性，而音乐箱与花枝摆动的设计，则将西洋自动机械装置与中国传统吉祥寓意相结合。崇正钟的宝瓶原应镶嵌钟盘，座台为音乐箱，旋转象尾即可触发奏乐与花枝摆动，宝石花卉在机械带动下旋转摇曳，金光璀璨；苏富比钟则保留了完整的钟表功能，表盘清晰，报时功能完备，同时象身与宝瓶的装饰也延续了“太平有象”的吉祥寓意。这种“实用与审美并重”的设计理念，既满足了乾隆皇帝对西洋钟表的收藏需求，又契合了中国宫廷对器物“寓教于物”的文化传统。

在装饰风格上，两件器物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显著特征。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华丽繁复与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深远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崇正钟象鞍上的欧式卷草花卉与宝瓶上的万年松、蝙蝠盘长图案并存，苏富比钟座台的镂空卷草纹与象身的青金石雕刻相映成趣，既展现了西洋工艺的精湛技艺，又传递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接，而是在乾隆皇帝的主导下，对中西工艺的主动吸纳与重构，体现了清代宫廷“以中为主，以西为辅”的文化自信。

两件太平有象自鸣钟均源自清宫旧藏，其流传脉络清晰可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崇正钟的刻款为“大清乾隆御制”“九州清晏殿”“壹”，明确其为圆明园九州清晏殿的陈设重器；苏富比钟则在2007年拍卖时被标注为“清乾隆 鎏金铜嵌宝石珍珠‘太平有象’钟”，与崇正钟属同类御制器物。

从宫廷环境来看，“太平有象”是清代宫廷陈设的经典题材，象征着天下太平、国运昌盛。乾隆朝对这一题材的推崇，既源于对康熙、雍正两朝盛世基业的继承，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对自身统治的自信与期许。在清宫传世文物中，太平有象造像多以铜胎掐丝珐琅、瓷、玉等材质制成，而以铜鎏金嵌东珠宝石为材质的自鸣钟，则更为罕见，彰显出其作为御制重器的特殊地位。崇正钟与苏富比钟均为乾隆朝“做钟处”的作品，其制作过程不计工本、费尽巧思，从材质选择到工艺实施，均由宫廷造办处统一管控，体现了乾隆朝对宫廷器物制作的严格规制。

从流传脉络来看，崇正钟先后经德国E.A.弗瑞茨旧藏、Dreweatts&Bloomsbury Auctions 1939年拍卖、Federick M. Mayer纽约收藏、Spink & Son Ltd递藏，最终于2021年现身广东崇正拍卖会；苏富比钟则在2007年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其流传过程跨越欧亚，见证了中国宫廷文物在海外的收藏与流转。两件器物的出版与展览记录也颇为丰富，崇正钟曾收录于1911年德意志纽伦堡皇家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艺术与珍宝》，编号53；苏富比钟则在《故宫经典：故宫钟表图典》中被列为参考器物，与故宫博物院藏的掐丝珐琅太平有象（故00119428）、铜镀金象驮宝塔变花转花钟（图版99）等同类器物形成呼应，进一步印证了其作为乾隆朝御制重器的历史价值。

在清代宫廷钟表收藏史上，乾隆皇帝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将“自鸣钟处”更名为“做钟处”，扩大了宫廷钟表的制作规模，还亲自参与钟表的设计与选材，对钟表的工艺与审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史料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钟表中，超过3000件为乾隆时期收藏或制作，其中不乏“太平有象”题材的自鸣钟，崇正钟与苏富比钟正是这一收藏体系中的重要代表。它们不仅是乾隆皇帝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更是清代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反映了十八世纪中西方工艺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

2021年广东崇正春季拍卖会上，崇正钟以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的估价上拍，最终以963.70万元人民币成交，超出估价上限近一倍；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苏富比钟以600万至800万港元的估价上拍，最终以950.40万港元成交，同样表现出强劲的市场认可度。两件器物的市场表现，既源于其作为乾隆朝御制重器的稀缺性，也与其清晰的流传脉络、精湛的工艺水平密切相关。

从收藏价值来看，两件太平有象自鸣钟兼具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历史价值方面，它们是清代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承载着乾隆朝的政治、文化与工艺信息；艺术价值方面，它们代表了乾隆朝金属工艺与钟表制作的巅峰水准，是中西工艺融合的典范之作；市场价值方面，其稀缺性与流传脉络的清晰性，使其成为收藏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近年来清代宫廷钟表的市场价格持续攀升，也为其价值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当前的收藏市场中，清代宫廷钟表尤其是乾隆朝御制钟表，已成为高端收藏领域的重要板块。与其他宫廷器物相比，钟表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其机械结构的复杂性与工艺的精湛性，更能体现出清代宫廷造办处的技术实力。崇正钟与苏富比钟作为“太平有象”题材的自鸣钟，不仅在材质与工艺上独具特色，更承载着丰富的吉祥寓意，符合中国收藏者对器物“寓吉于物”的审美需求，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

从长远来看，随着收藏市场对清代宫廷文物认知的不断深化，以及海外回流文物的持续增多，乾隆朝御制钟表的市场价值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崇正钟与苏富比钟作为同类器物中的代表性作品，其市场表现不仅为清代宫廷钟表的收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也为研究乾隆朝宫廷工艺与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嵌东珠宝石太平有象自鸣钟两件，以其精湛的工艺、丰富的材质与清晰的流传脉络，成为清代宫廷工艺史上的璀璨明珠。它们既是乾隆皇帝对钟表收藏极致热爱的体现，也是中西工艺交汇融合的物质见证；既承载着“太平有象”的吉祥寓意，又彰显了清代宫廷的奢华规制与文化自信。在收藏市场上，它们的成交价格不仅刷新了同类拍品的认知，更凸显了清代宫廷文物的稀缺性与价值潜力。

从崇正钟的珍珠覆身到苏富比钟的青金石象躯，从巴洛克风格的卷草纹到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从西洋钟表的精密机械到中国宫廷的审美体系，两件器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早已超越了其作为自鸣钟的实用功能，成为研究乾隆朝宫廷工艺、中西文化交流与收藏市场的重要实物标本。它们的存在，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清代宫廷的奢华生活与工艺水准，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吸纳外来文化时的包容与自信，为当代工艺创作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