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博散文:《三星堆：青铜与黄金的古蜀秘语》

四川广汉的鸭子河畔，三个突兀的黄土堆静静矗立，清代县志记载为“三星伴月堆”。正是这三个拥有美丽名字的土堆，守护着距今

三千多年

的古蜀文明最大的秘密。

1929年春天，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院前开挖水车坑时，铁锹触到了坚硬的玉石。这一锹，打开了一个尘封三千年的文明宝库。燕道诚是读过书的农民，他清点后发现

400余件

玉璧、玉琮、玉璋等玉石器，其中5件体量巨大的石璧直径达五六十厘米，靠在院墙边上一字排开。

1934年3月16日，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中国学者林名均的主持下，三星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他们选择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布方，10天发掘收获

600多件器物

。葛维汉在发掘简报中首次提出“广汉文化”的命名，虽然这次发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但让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个西南地区的古代遗址。

真正的突破在1986年夏季来临。7月18日，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号坑；7月25日，二号坑相继现身。两坑出土了

上千件

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器物，以及金杖、金面具和各种玉石器。这些器物造型奇幻神秘，令考古学家陈显丹等人惊叹不已。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诡异的纵目人面像、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且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

在二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震撼的青铜神树。其中编号为01号的大型铜神树高

3.95米

，含底座、树身、龙三部分，采取了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这棵树底座有三个拱形足如树根，主干上有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其上均有立鸟，全树共铸

九只鸟

。

在树的一侧，一条残龙沿树而下，龙身呈绳索状，剑状羽翅。这棵神树印证了《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青铜神树应当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

通天

”。

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籍此降世，巫师籍此登天。树间攀缘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这种对树的崇拜，是古代世界各宗教与民间信仰共通的文化现象。三星堆神树既是古蜀人神话宇宙观具象化的物质载体，又是常设与宗庙适时施用于相应隆重仪式的通天神器。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

9棵

青铜树，每棵青铜树图案各异，推测应有各自特定的涵义，且有特定的适用场合。这些神树与我国古史传说中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等神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展现了古蜀人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

在众多的青铜面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纵目面具。这个面具高66厘米，宽138厘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一双雕有纹饰的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其造型雄奇，威严四仪，为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的纵目面具，很可能表现的就是古蜀人顶礼膜拜的祖先神——

蚕丛

。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还有一个名为烛龙或烛阴的大神，蜀人的天神烛龙和祖神蚕丛都是以“纵目”而闻名。

另一个青铜大面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是三星堆出土所有面具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面具系翻模浇铸而成，两耳以嵌铸法连接，额间留有方孔，估计原安装有饰物。面具厚重沉稳，端庄谨严，呈现出其作为膜拜对象的显赫威仪。

三星堆青铜面具是迄今出土的全世界最富特色的面具文物群之一。这些面具造型内涵深邃，神秘莫测，或极度夸张奇思妙想，或细腻刻画惟妙惟肖，凸显出天地人神互为沟通之融合发展之势。有趣的是，一些面具的面孔特征与我国古人并不完全相像，有的高鼻子深眼睛像欧罗巴人，有的相貌酷似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金器以其独特的光芒格外引人注目。其中，

金杖

全部用纯金皮薄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金器，这种文化形态及造型风格极为罕见。

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商代中国南北两大地域的金器各成系统，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北方诸系金器大多为装饰品，数量与种类不多，且形体较小。南方金器则以三星堆金器为突出代表，主要有金仗、金面罩、金箔饰、金料块等。

三星堆金器的制作技术及加工工艺有捶楪、模压、粘贴、镂空等，不仅种类丰富，且制作精致，功用特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有戴金罩的青铜人头像，部分残片背部粘贴附铜锈，说明在青铜重器上饰黄金，这种金铜结合使用法他处未见。

金杖作为权力之象征运用于祭典隆重仪式，应是古蜀王权的象征。结合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案，学者推测这可能与鱼凫王朝有关。古蜀国可能是鱼凫王朝国力鼎盛时修筑，而金杖等文物透露了与鱼凫王朝的密切关系。

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整个遗址范围深入调查后，发现和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

2.6平方公里

。根据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修筑于商代早期，使用至西周早期。

城墙的发现始于1976年，当时广汉真武村砖厂在一个土埂中取土，发现不少残陶片和石器。从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6次对疑似城墙进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遗址群东部的“狮子闹”、西部的“横梁子”、南部的“龙背梁子”均是人工修筑的城墙。

更大的惊喜出现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和青关山城墙，完成了考古人员30年来的愿望。此前大家认为三星堆古城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没有建北城墙，但新发现的200多米长的真武宫城墙，其两端延伸恰好与三星堆古城的东西城墙近直角相接。

在青关山的土台上，还发现一处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它长约55米、宽约15米，面积近

900平方米

，东西两侧似乎有门道。这个跨度达15米的大型建筑，被认为是离发现真正的古蜀王国宫殿不远的重要证据。

三星堆文物包含诸多外来文化因素。如以铜牌饰、铜铃、陶盉、玉璋以及玉戈为代表的器物，体现了夏文化因素；以青铜尊、罍为代表的器物，体现了商文化因素；以玉琮、玉锥形器为代表的器物，体现了良渚文化因素。

这些发现为典籍中关于夏与蜀共有的先世记载提供了佐证，亦深刻揭示了其与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等相互融合之史实。三星堆先民在接纳来自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将自身的精神信仰、生活传统和审美趣味与之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古蜀青铜文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大地上很多区域在三星堆所处的时期都已经出现了区域文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呈现出“

满天星斗

”的状态。这些文明如若干条小河并流而行，最终汇聚成一条大的河流。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

最神秘的那颗星辰

”。它与金沙遗址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的重要篇章，实证了长江上游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三星堆到金沙，展示了古蜀文明从诞生到繁荣的完整历程。

黄昏时分，站在鸭子河畔，可见河水默默诉说着往事。那些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玉石礼器，不仅展现了古蜀人的技艺智慧，更见证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的形成过程。

三星堆告诉我们，伟大的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这份神秘，正是中华文明博大包容的体现——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当我们的目光与这些三千年前的青铜神人相遇，仿佛能听到古蜀巫师的祭祀吟唱，能看到古蜀先民在长江上游创造出的灿烂文明。三星堆，这颗中华文明星空中最神秘的星辰，将继续照亮我们探寻文明源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