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女儿忆父母爱情7：欠黄金荣的债，比欠顾四的更使父亲宽心

裘丽琳

这一趟出门在外面游荡了足两年多：天津、北平、济南、青岛……足迹几乎遍及华北的各个城市。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华北的局势日趋紧张，戏院卖座日益衰落，因此又转向南方：南京、芜湖、汉口……在这两年多中，受尽了飘荡颠沛之苦，在辗转迁徙中，父亲还得带上了家眷和一大群班底，同班演员中也有不少人是带家属的，吃穿住的费用且不说，光是这一大群人的路费便是笔不小的开支。有好几回，在当地演出结束时竟至路费无着，还得向来邀角的地方借支之后方能成行。为了撙节旅费开支，肚子里已经怀了三妹的母亲带着我和大姐也一起挤在铁棚火车或是轮船的统舱里。"那些日子苦是苦了点，可心里倒也并不怎么怨恨。"母亲在讲述那段经历时这样说，"因为全班人连同你们爸爸所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我既然是心甘情愿跟定了他，那还有什么好怨的呢？就只是有时想起来常常会觉得气不平；难道就为得罪了一个流氓顾竹轩，在偌大的一座上海城里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吗？"

尽管母亲感到心中不平，然而事实却是明摆着的。别说顾竹轩是上海黑社会里的"四大金刚"之一，有时某一个市民惹恼了某一个地位要比顾四低得多的"闻人"，也会被逼得离乡背井，远避他乡；如果得罪的是一个更大的人物，即使躲到了外地也还未必能安享太平，因为全国各地的黑社会势力就象一张鱼网那样是交织在一起的，倘若有哪个头面人物想要把这张张开着的网收拢起来，要想逃开是甚为困难的。

然而，这一次却有了点例外。当父亲被迫离开上海的那段时间里，上海的第一号"闻人"黄金荣出资开设了一家黄金大戏院，坐落在闹市中心的八仙桥虞洽卿路口上。里面的座号虽不很多，但前后台的各项装置和设备在当时的上海都是属于第一流的，并且也是上海第一家准备废除案目制，实行电影院式的票房制的戏馆。黄金荣和他派去当经理的孙兰亭有一番"雄心"，想把这家黄金大戏院办成上海滩上首屈一指的戏馆，然而要是没有一个能叫座的角儿在那里登台坐镇，那些愿望都只是镜花水月，是无法实现的。可邀哪个角儿来挂牌登台最为合适呢？黄金荣想到了我父亲，于是，便派人到汉口来找他，邀他回上海进黄金当台柱，并且表示能担保他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当父亲带着全班同人和家属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孙兰亭在一品香请父亲吃饭，在席间对父亲说："周老板回来之前，黄先生已经派兄弟去找顾四先生谈过了。顾四先生说：既然是黄先生请周老板回来的，那他决不会难为周老板，以前的那些过节就算揭过去了。至于那笔欠项，黄先生也已经派兄弟同顾四先生了结清爽，本利共计一万二千元。周老板所出的字据也已经拿回，暂留在兄弟这里。这件事情周老板不用挂在心上，就只要安心在黄金唱好了戏，什么事情都好说的。"说着，他从公事包里拿出父亲写给顾四的那张欠据扬了扬，随即又放回去了。

就这样，父亲同顾四的那笔公案便算了结掉了，那笔谎账的债权人变成了黄金荣。平心而论，欠下黄金荣的债要比欠顾四的债使父亲稍为宽心些，因为一则黄金在那些"海上闻人"中还不象顾四那样穷凶极恶，蛮不讲理；再则黄金荣一向爱看"麒派"戏，多少也算个"麒迷"。据他自己所说：对"麒麟童"一向是"讲交情"的。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债务总归是债务，"闻人"也总归是"闻人"，在没有清偿这笔债务之前父亲总是没法完全安枕的。

当夜，在一品香饭店里，孙兰亭也同父亲谈妥了"公事"（戏班术语，是指演员的包银等待遇），同时也安排好了我双亲回沪后的住处。由于永吉里的房子在父亲离沪时便已退租，耕莘里祖父母那里又挤不下这么多人，再加那里来往的人头太杂，对我们这两个孩子的影响不好，因此我们回沪之后便住在旅社里。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可是从"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原来住在"华界"里的市民纷纷向租界迁移，租界中已有人满为患之虞，一时要想租到合适的房子并不容易，于是便商定暂且先住进八仙桥的钧培里中去。那条弄堂就在黄金荣的住宅旁边，是黄金荣名下专供出租的房产，那里不但离黄金大戏院只有数十步之遥，而且住在那里，对父亲的安全来说，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那里算是在黄金荣的眼皮底下，倘若顾四或是其他黑社会中人物要来报复和寻衅，便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样，父亲便重新在上海安下了家，约摸半个月之后，便在黄金大戏院登台演出。

他在黄金大戏院演出的第一出戏是自编自演的《明末遗恨》。这出戏他编好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在天津、济南、汉口等地都演出过，可直到一年多之后，才能回到这"麒派"的发源地-﹣上海来同观众见面。

关于《明末遗恨》这出戏所具有的政治作用和意义，在许多论述我父亲表演艺术的文章里都谈到过了，这里并无必要再加重复了。但这一出在当年新编的京戏从一九三四年直演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历时七年多，一直卖座不衰，其中除掉必须具备的艺术感染力以外，在政治形势方面的因素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简言之，这出戏的内容正切合了当时广大民众要求抗日救亡的民族心理。在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之后，这出痛述"亡国之恸"的戏更成了一部分人心理上的激励与慰藉。因此，据说在这几年中间，颇有一些观众对这同一出戏看了十数甚至数十遍的。我想，对这出戏的以上想法决非我个人的浅见，记得有好些位父执和戏剧界的前辈们在他们的宏文中也都作过类似的论述，然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不少文章和报告中对父亲当年编演这部戏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但在解放后，这部《明末遗恨》却一直被列为禁演剧目，其理由据说是这出戏"同情封建帝王，诬蔑农民起义"。至于在十年浩劫中，这一出当年被一致赞扬为"进步"和"宣传抗日"的戏则一变而成为"影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戏",成为我父亲无数条"罪状"中颇为突出的一条。直到一九八四年底，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和"麒派"艺术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麒派'表演艺术进修班"结业公演时，才重新演出了其中《雪夜撞钟》那一折，这样做是否也算是为这出被禁锢了足三十五年的《明末遗恨》进行了"平反昭雪"？我们既非这个"进修班"的主持人，又不是文化部门的当政者，因此就无法妄加揣测了。

可是在当时，《明末遗恨》首次在上海公演时确是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根据母亲事后所告诉我的："……上演之前三天，上海那几张大报上就已经登出了戏码，还登出预售三天戏票。到开始卖票的头一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那新用的娘姨阿金就咚咚咚地跑上楼来，一把推开房门，气喘吁吁地叫道：少奶，少奶，我刚才去买菜，看见戏院那边人山人海，有些人打了起来，连巡捕房的红车子也开来了……我吃了一惊，以为那边出了什么乱子，也许是顾四指使流氓来闹事砸戏馆，便赶紧起床，叫她定一下神，慢慢说，听后方才明白，原来这是观众在抢购戏票，巡捕房的警车是开来维持秩序的。"母亲当时听后十分兴奋，匆匆梳洗了下，便亲自跑去观看。"到那里时，可真把我吓了一跳，戏院门前的马路上黑鸦鸦一大片人头，挤得连五路有轨电车也开不过去，声音大得真能把耳朵都震聋。要不是我已经知道这是在抢买戏票，还真会以为是在闹什么风潮呢！好些外国'三道头'和巡捕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们排起队来。当排好两条长队时，队伍的尾巴差不多要伸到钧培里的弄堂口了。"母亲在讲述这段事情时这样说，"以后几天，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出门去看，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形。当然，在'哄'过一阵之后，以后就没有象这样老清早就排队买票了，可至少有一连两个多月，每天夜里，那块'客满'牌子总是在门前高高挂起的。"

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当局坚持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便越来越大，从苏州河以北到吴淞口那一大片土地上，到处都有着他们的军营：陆军的、海军的、海军陆战队的……也到处都有着他们的机关：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其中包括公开的、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他们的那些参谋部和特务机关并不是吃干饭的，当然能明白《明末遗恨》这一出戏卖座经久不衰的原因何在，这出宣传亡国之痛的戏当然是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日本方面便对租界当局打招呼，提出说上演这出戏会"有碍睦邻"、"煽动反日"，要求租界当局予以禁演。但是法租界当局碍于黄金荣的面子，并没有认真理睬，只是支吾着敷衍过去。一连几回交涉无效以后，日本总领事馆和军部便公开出面向法租界工部局递送照会，要求明令禁演《明末遗恨》。在向法国总领事递给照会时，日本总领事的代表还在口头提出：倘若法租界当局对这件事情再拖延着置之不理，就将被视为是今后不愿再同日本方面合作的表现。这么一来，那些法国人便吃不住劲了。当时，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已经是炙手可热，尤其是那些"松、竹、梅、兰"四大公馆和"黑龙会"的特务更是四处乱窜，几乎到处畅行无阻。因此，租界当局明白：再想对日本方面所提出的那些抗议置之不理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惹恼了那位"东方强邻"，也许真会在租界上给惹出什么麻烦来。但在另一方面，倘若真要采取公开手段禁演《明末遗恨》却也有为难之处，因为这样会使黄金荣的面子过于难堪，且不论这位前法捕房总督察长为租界当局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只以他在上海黑社会中的实力和影响来说，同他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对法租界当局来说也是很为重要的。因此，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就由法国总领事亲自出面找黄金荣谈话，要他亲自想法把那台引起日本人不快的戏尽早结束掉。当然，在谈话中领事一再地表示歉意，同时也反复解释：在目前局势下，完全没有必要去激恼那些日本人。他相信"麦歇黄"对这一点也是会同意的，因此希望他对租界当局采取继续合作的态度。

对于不宜过分激恼日本人这一点，那位"麦歇黄"当然也是理解的。虽然曾经有人讥诮他西瓜大的字识不上一担，然而他既然能成为在上海滩上咤叱风云的人物，执掌着黑社会和"闻人"界的牛耳，当然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是善于权衡其中的轻重利钝的。利用戏院赚钱固然很要紧，然而倘若因此开罪了日本人和租界当局却也是不能漠视的事情，这样很可能会给自己在戏院之外的其他各项事业中带来损失；当然，其中还有着个折衷办法，那便是吩咐我父亲更换戏码，撤去《明末遗恨》那类含带抗日意味的戏码而专演那些不会有刺激或影射意味的传统旧戏。但他也明白，要说服我父亲这样做是很难的。要是说服不成，他为了维护自己"言出必践"的威信，就不得不采用强制办法。到那时，即使麒麟童或是慑于权威，或是为了报答自己的解厄之德，最后会乖乖地就范，但这样做了，自己好容易在上海戏曲界中树立起来的形象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好一个'讲义气，讲交情，为人四海'的黄老板，嘴上说得好听，可到头来干出的事情还不是同顾四一样。"人们将会这样议论他，尽管他在这上海滩上有极大的势力，可要封住所有的嘴巴却也是无法办到的……那么，什么才是个'两全'的办法呢？经过再三思索，终于让他想出了个"妥善"而简便的办法：干脆让戏馆歇业停演。事实上，从去年年底以来，上海的大部分戏馆由于营业状况每况愈下，票房冷落，卖座剧降，便都陆续以"国难当头，暂停娱乐"作为由头而歇业停演了，还在继续营业的除了黄金大戏院以外，只剩下了几家专以机关布景戏作为号召的戏馆，如天蟾、三星、新新那几家。现在把黄金停业，固然会使他在经济上蒙受一点损失，但权衡起来，总要比开罪日本人和租界当局划算得多。黄金荣盘算停当之后，便根据他一贯的果断作风马上作出了决定：从下月初一起黄金大戏院也歇业停演，解散班底。对外宣布的理由是现成的，也是那个"国难当前，不宜娱乐。"

虽然黄金荣的"公馆"离我双亲当时的住处只有数十步之遥，但他的这项决定还是由孙兰亭通知我父亲的。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骤然听到这消息时，象是遭到雷似地怔住在椅子里，好半响没有作声，足有三四分钟才轻轻地叹出半口气来。他当时心中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因为黄金的歇业意味着他在上海失去了最后一块演出场所，也就是失去了最后一块利用演戏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但他并没有去恳求黄金荣收回成命，一则是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去卑躬屈节地向任何人乞求帮助，再则他也知道黄金荣的脾气，作出的决定决不肯更改，要这位"上海滩"的头一号"老头子"收回成命是决不可能的。

这样，父亲便赋闲在家了，虽然眼前的生计还不用发愁，因为孙兰亭在转告黄金荣决定的同时还通知过他：第一，钧培里的房子他可以继续住下去，黄先生决无意要他搬场；第二，他欠黄先生的那一笔款项先挂在那里，不必急于偿还。然而，这离开舞台，在家闲坐的生活却使父亲度日如年，因为他从回沪之后所参加的各项由"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活动中，已经证实了戏曲对于激励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情绪是能够起到相当作用的，《明末遗恨》的演出便是一个例子，但他并不以演出了《明》剧便引为满足。他感到《明》剧的内容只是讽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其作用还不够积极。他还想通过戏文来使广大民众深切地感受到亡国之痛，同时还打算借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形象来对人们进行激励。为此，他已经将南宋为背景，构思好了四部大戏：《徽钦二帝》、《宗泽》、《岳飞》、和《文天祥》,并且已经亲自执笔写下故事梗概和分场提纲，只等着约请高手编剧编成剧本，便可以逐本上演。然而，现在就连个演出的地方也没有了，那么这些剧本即使编出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要说完全没有地方演出是过于绝对了，演出场所还是有的，因为就在父亲在家闲坐了一个多月之后，就有专事经营房产的中人来找他，告诉他说：卡尔登戏院目前正空着，愿意出租，只要能付得起租金，业主便愿意租给他演戏。

卡尔登戏院座落在英租界派克路白克路口，在上海最大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邻近，口，在上海最大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邻近，场子并不大，有八百多个座位，并无楼厅，是二十年前电影在上海盛行起来时一个英国商人赍资建造的。影院建成之初，确曾兴旺过一阵，但不久在邻近又造起了大光明电影院，接着，东西两面的不远处又相继出现了大上海、大华等新型电影院。在这些竞争对手的夹峙之下，面积狭小、设备陈旧的卡尔登的营业便日逐萧条下去。英国资本家便不得不把产业盘让给了中国老板。以后又数易其主，到三十年代初期改成为专演文明戏和话剧的剧场。当然，在一年前的那阵戏院歇业风潮中也随着停演了。

卡尔登召租，这对父亲来说，当然是个不坏的消息。他在中人的陪同下，到那里去实地观看了一番，另外还同业主进行了蹉商，以后再把包工作头找去进行估价，这样计算下来，预付一年的房租、押金和装修费用，全部总计在内，非得有一万五六千元是无法办妥的。

正在父亲进行商谈估计的时候，欧阳予倩伯父来找父亲了。他当时刚组织起了个京剧团，起名叫"中华社"，准备专演他自己编写和改编的一些宣传抗日的京剧《梁红玉》、《桃花扇》和《渔夫恨》等，但苦于没有演出场所。听说我父亲准备租下卡尔登戏院，便来找他商量，打算同父亲一起合租，一家一天地轮换着演出。

同欧阳予倩伯父领导的"中华社"轮换着上演，父亲是很乐意的。他和欧阳伯父是多年的知交，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俩就已经认识了，以后还曾多次同台演出。欧阳伯父是我国的早期留学生，曾经东渡求业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文科，因此在文学上造诣很深。父亲在编写剧本中曾经得到过他的不少帮助。父亲在二十一岁那年头一回根据林冲的故事自己动笔编写剧本《英雄血泪图》时，就曾得到他的指点和修改，以后所编的《哭祖庙》、《风流天子》、《许田射鹿》等剧本，也都曾经过他的修改润色。那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新戏《大汉奸》虽只上演了一天就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禁演了，但也是父亲和欧阳伯父在丹桂第一台的后台化妆间里连续苦干了三个通宵合力赶编出来的。尽管父亲同欧阳伯父有着如此深厚的友谊，两人也都有着共同合作的愿望，可要是没有充足的经济力量作为基础，这些愿望只是空想而已。而当时"中华社"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几乎全体编导演人员都不支领工资，其中一部分人连吃饭都成问题，还得靠社中同人的接济支援，从哪里能筹集到这几千块钱呢？我父亲的经济状况要比他们好一些，主要表现在还有一些至好朋友可供借贷，但从每家能借到手的数字也决不会超过三头五佰，这样，即使尽力筹措，离租下那家戏院，进行复业开张所需用的最低数字还是差得很远。因此，尽管他和欧阳伯父为了租赁卡尔登戏院的事聚到一起一再地进行商量，甚至还讨论过内墙漆什么颜色和用什么料子做大幕之类十分具体的细则事项，实际上只是在画饼充饥。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些镜花水月，因为他们根本无力租下这家戏院﹣﹣除非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然而，"奇迹"倒真是出现了﹣-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