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吞噬一切甚至自己!达利欧最新对话,谈及黄金白银比特币以及中美发展AI的体系不同……
发布时间:2026-03-04 21:33 浏览量:3
“我们现在走到一个阶段,(美国内部)分歧已经到了没法调和的程度。你怎么让这群乌合之众一样的人重新形成秩序?你需要一个很强硬的领导者,逼他们去做困难但必须做的事,逼他们别再互相打,把注意力放回生产上。”
“一个国家要成功,有三件事必须做对:教育与文明、一个有秩序的竞争环境、远离战争。而美国现在这三件事都出现了问题。”
“黄金这轮上涨,你可以理解为,黄金从‘极低配置’提高到了‘没那么低的配置’。”
“黄金不是一块贵金属,更像是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被认可的货币。”
“大家之所以追白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最近很热,而热本身就会吸引更多热钱。”
“比特币会更像风险资产,而不是避险资产。”
“技术的演进和公司股票的表现,是两回事,中间差得非常远。”
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All-In”播客上又做了一场深度对话。
去年2月他上这档节目,堪称全年最精彩、最有影响力的一场(点击阅读:)。
对话人仍然是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投资人,以对科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深刻理解而闻名。
于是这次对话更像一张对照表,同一种追问方式,让你清楚看到达利欧一年前后的语气和心态的微妙变化。
那套“大周期”背景是不变的框架,只是他谈“3%方案”时,那种推动者的劲头少了。解决方案的比重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强的结构性无力感。
他仍然用那套“五股力量”解释美国:债务与货币、贫富与价值观裂缝、国际权力冲突、技术变迁、以及自然冲击。但你会感觉他更确信,当分歧变成“不可调和”,当人们把立场看得比制度更重要,系统就会被拖进持续内耗。
达利欧很无奈地呼吁,“别再打了”。
资产配置上,大家最关心的依旧是黄金。
逻辑没有变化,达利欧再次强调了黄金组合中的配置作用并建议,“即使你对黄金没有观点,也应该考虑把5%到15%放在黄金上。”
当然,过去两年黄金价格飙升和各国央行配置增加,达利欧也在密切关注:谁持有什么资产,包括央行、机构、个人,他们的资产结构是怎样的;财富相对货币的比例,或者财富相对黄金的比例到了什么程度。同时承认,“黄金从‘极低’提高到了‘没那么低’的配置”。
在黄金、白银和比特币之外,达利欧还谈到AI,他强调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技术会继续赢,但公司未必能赢。买股票不是押技术,更多是在押商业模式与盈利兑现。
更复杂的是,中美两套体系对AI的目标函数不同:美国必须用利润回收资本,中国可能更重视普及与使用带来的生产率外溢,甚至把AI当成类似电力的基础设施。
在他看来,两套逻辑在同一个市场里竞争,会把风险从“公司层面”推到“系统层面”。很多人低估的,正是这一层。
一年后再听达利欧,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几乎所有问题,最后都归结为平衡”,不单单是在说社会运作、政策权衡,也包技术发展等等,以及我们在构建组合时如何去衡量风险与回报,尤其是自我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精译整理分享给大家。
现在赤字状态非常不健康
弗里德伯格
我们上一次的对话时点也很巧,是在特朗普总统就职后没几天。你当时对新一届政府给出了一些挺 “ 先见 ” 的判断,我们都觉得很有必要把那些观点记录下来。
你那次重点讲了你研究了很久的 “ 大债务周期 ” ,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怎么把这个债务周期推着往前走的。你还说过,如果我们能把 “ 赤字占 GDP 的比例 ” 压到大概 3% ,也许就有机会让接下来的过渡更平稳一些。
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26年赤字占GDP的比例大约是6%。
那我第一个问题是:回过头看过去一年政府的运作、国会的动作、以及经济表现——我们走在一条更好的路上吗?还是说和一年前没什么区别?我们是不是行动得太慢了?
达利欧
我研究这些历史上的大周期,是往回看大概500年。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五股关键力量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一是债务与货币;第二是国内的裂缝:财富差距、价值观差距,这些差距让左右两派出现了几乎无法调和的分歧,进而影响税收、民主制度,以及很多制度如何运转;第三是国际权力冲突;第四是技术,在所有这些周期里,技术一直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五是自然的力量,包括干旱、洪水、疫情这类事情。
当我们谈秩序时,背后有几个层面的秩序:
总有货币秩序,而所有货币秩序的崩溃原因其实都很相似;也有政治秩序,国内政治秩序总会变化,美国相对算少,我们才 250年历史,但也经历过一次内战;而国际层面的变化更频繁。
现在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正在变化,从更偏多边的秩序,转向更偏单边的秩序;同时技术也在变化。
好,那把这些背景放在这儿。我往下讲政府的财政情况,来回答你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本质上和一家公司、或者一个个人的经济很像,唯一的差别是:政府有印钱的能力。你就把它当成一家企业,或者当成你自己来理解。
现在的情况大概是,政府预计要花7万亿美元,收入大概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它的支出里有40%是靠赤字在撑着。赤字已经持续很久了,所以它背了一大堆债。
它的债务规模,大概是它年度收入的6倍。这个数字我们还能进一步往前推算。
债务周期的问题,你会看到它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它有点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资本市场把信用输送到经济的不同部位。如果这些信用被用来提升生产力,带来足够的收入,能覆盖利息和偿债,那是健康的。
但如果债务服务(利息和到期偿还)增长得比收入更快,也就是新增债务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还款能力,那就像血管里开始堆积斑块。斑块越长越大,就会一点点挤压掉原本该用于其他用途的支出。
我们现在大概有2万亿美元的赤字,其中一半左右是利息支出;除此之外,还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再融资,因为这些债陆续到期了。
如果你把这放到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身上看,这就是很明显的问题。
所以我常用一个顺手的数字,即赤字占GDP 3%左右才能让局面大体稳定下来。但现在这种状态非常不健康。
不只是因为利息在挤压其他支出,还因为这里有供需问题:你要滚动那9万亿美元到期债,还要再发大概2万亿美元的新债。
好,那再看买方。买家是谁?有一些国内买家,也有一部分外国买家,大概三分之一来自海外。但从他们视角看,现在风险更高了。
第一,规模太大了,吸收这么多美元计价的债,本身就是个负担。
第二,美元计价资产在他们组合里已经占了很大比例,可能已经超过稳健配置下原本愿意放的比例。
第三,还有政治与地缘政治风险: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你可以想象中美之间,和欧洲之间都可能出现类似问题。欧洲人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制裁,换句话说,他们会担心债务服务的支付可能被当作制裁工具而中断;而美国也会担心这些钱能不能按时顺利地流入。
我讲的这些,不是我凭空想象。历史上反复发生过。尤其是1929到1945年那段时期,你就能看到类似的动态,此前也出现过。
所以单就财政金融这一块来说,这本身对美国政府就不健康,而且它还会被其他几股力量叠加放大,变得更棘手。
对美国政府乱象一点不惊讶
弗里德伯格
你给过一个诊断,如果能把赤字占 GDP 压到 3% ,冲击就能缓和一些。但现实并没有发生。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挺期待的,埃隆·马斯克决定牵头DOGE(政府效率部)。大家以为他会带来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削减开支、查出欺诈浪费之类的。那DOGE是失败了吗?是因为动作做错了?
达利欧
你说的是把一个低效的政府变得高效,而且还得很快完成(因为有选举)。如果大家不喜欢,你就丢掉执政授权。
而在一个社会里,不管你做什么都会被批评、被撕扯、被否定。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能不能产生那种既能提升效率、又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执行型领导力”?
你看,确实做了不少削减,比如学校午餐项目这类事情;而且大家还想“手术式”地精准下刀。
但问题是:你怎么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引发巨大争议,大到把政府本身都拖垮?
所以我才会把政治这一层放进来。
你不管看历史还是看常识,都得问一句:我们到底有没有那样的行政领导力,能够让这件事既做得成,又能让大多数人觉得“可以接受”?
弗里德伯格
嗯,你得在很短时间里把这件事做成。我觉得这 ……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最近还有一条挺大的新闻,明尼苏达州可能存在大规模用公共资金做假账的情况,据说有些根本不存在的托儿所,却能拿到大量拨款,钱像流水一样流向某些个人,规模甚至到 “ 数十亿美元 ” 。
你觉得这是不是这个周期阶段的一种症状?你怎么看它和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大问题之间的关系?
达利欧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一方面,这是周期走到这个阶段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也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你想把事情管理好,政府到底能不能把它管理好?
你想想看,政府部门那么大、那么复杂,很多地方确实就是一团乱。
你去车管所办过事就知道了。规模那么大,流程那么多,系统那么复杂,出现低效、出错、被钻空子——这有多意外吗?
弗里德伯格
所以这些乱象你一点也不惊讶?
达利欧
不惊讶。
要从根本上理解黄金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伯格
我们上一次聊的时候,你提到你组合里有一部分配置在黄金上,你买了不少黄金。我们聊完之后,金价好像从每盎司 2900 美元涨到了 5200 美元。
你怎么看这一年黄金的变化?它和市场对“我们处在什么阶段”的认知之间,是什么关系?
达利欧
这是“大周期”的结果。
你得先把一个核心概念搞清楚,黄金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普通贵金属”,不是那种主要靠投机交易来定价的东西。
黄金更像是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被认可的“货币”。从央行的角度看,它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元的、规模第二大的储备货币资产。
所以你看到的变化,本质上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几类因素叠加:经济上的供需逻辑、政治因素、地缘政治风险。因为这些原因,央行自己在买黄金,把黄金的比重往上提。
同时,个人和其他资金也在找一种“替代货币”。然后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是钱?
如果你用更机械、更底层的方式来理解,“钱”其实就是“债”。
我的意思是,你手里拿着的所谓“钱”,本质上是一种债务工具。你持有债务工具,你拿到的是一种承诺,别人承诺将来会给你购买力、会给你支付。
而当债务堆得太多,中央银行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印钱。用印出来的钱去应对债务压力。
你把这个逻辑抓住,就能理解现在发生的事。
所以问题变成了,你觉得什么样的“钱”才安全?
弗里德伯格
那就得是有资产支撑的。我想要一种资产,它有明确的物理限制,供给不是想增发就能增发的。最好还能在不同地方之间转移,因为钱既是交易媒介,也是财富储藏手段。
达利欧
没错。这就是黄金的独特之处。
黄金几乎是唯一一种长期历史检验过的资产,它可以转移,供给没法随意印出来,而且它不依赖任何人对你的承诺。
你想想看,你持有的大多数东西,不管是债券、股票还是别的资产,本质上你都在持有一种承诺,某个人、某家公司、某个政府承诺未来给你购买力。
这里还要区分“财富”和“货币”。
财富是股票,是房子,是公司,是各种资产。但你不能直接拿财富去花。你要花钱,必须先把财富卖掉,换成货币,再去支付。
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的财富相对于货币太多了。于是另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你要把财富换成货币时,你换到手的“货币”究竟是什么?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印钱——这正是法币体系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事,那你的购买力就会被稀释。
黄金从“极低”已提高到 “没那么低”的配置
弗里德伯格
那从你跟各路市场参与者的交流来看,现在大家把财富换成黄金、把货币换成黄金的进度到哪了?
达利欧
我脑子里会有两件事同时在跑。
我会去看谁持有什么资产,包括央行、机构、个人,他们的资产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再看财富相对货币的比例,或者财富相对黄金的比例。
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总财富规模非常庞大,而央行体系里持有的“其他货币资产”相对于“硬通货”黄金,过去比例极度失衡。
所以黄金这轮上涨,你可以理解为,黄金从“极低配置”提高到了“没那么低的配置”。
价格上去、结构上发生变化之后,现在的黄金占比已经接近(还没完全到,但已经接近)历史长期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之前的失衡确实在修复。
但问题是,总财富的体量仍然非常大,相对于货币、相对于黄金都还是“太大”。所以这个矛盾并没有消失,它依然是一个很现实、很棘手的问题。
我给你一个更现实的例子,让你理解为什么财富本身也会变成风险——比如财富税。
大家常问我们是不是在泡沫里?比如AI股票以及类似资产是不是在泡沫里?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展开聊。
但泡沫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市场会出现一种“对现金的刚性需求”,逼得人们必须卖资产,才能拿到钱去满足那个需求。
这个需求很多时候来自于你借钱去买资产。资产涨了,你觉得很好;但这套东西不可持续,因为你最终得付利息、得还债。
如果资产本身又吐不出足够现金流去覆盖债务,你就只能卖掉它。卖的人一多,价格就崩。
现在再加一个变量,即财富税。
只要出现任何会让人们“需要现金”的机制——尤其是财富税这种东西,它就会推动财富向现金迁移。
而财富要变成现金,只有两条路:要么卖掉资产,要么拿资产去抵押借钱。但抵押借钱又会带来新的现金流压力,等于把问题换了个形式继续堆起来。
而且这里还有一层社会面的动力在起作用,贫富差距这么大,这件事在政治上一定会变得非常敏感、非常尖锐。
所以我想说的是,人们该担心,公司该担心,国家也该担心——你手里有没有足够的硬通货?有没有足够的黄金?
如果你对黄金完全没有观点,你也不知道金价未来会怎么走,那我仍然觉得,一个人的投资组合里,黄金的合理比例应该在5%到15%之间。原因不是押金价上涨,而是黄金跟其他资产的联动方式决定了它的角色。
说白了,真出事的时候,黄金是分散风险的工具。局面失控、市场出大事的时候,黄金往往表现更好,而其他东西通常不太行。
正因为这种相关性,如果你把组合扔进优化器里,在不同资产配置假设下,最后大概率也会落到类似的区间。
我不是要劝大家去买黄金,我只是想问一句,什么才算安全?安全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安全”的一部分答案,应该在黄金这里。
比特币更像风险资产而不是避险资产
弗里德伯格
那如果你说 “ 没观点也该配 5% 到 15% 黄金 ” ,为什么比特币在这段时间没有扮演同样的角色?
我们上次聊完之后,黄金涨了大概 80%。但比特币反而跌了25%。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没能成为大家当初以为的那种避险资产?
达利欧
比特币有几个关键的差异点。
一个是它本身的属性差异;另一个是谁在持有它、为什么买、为什么卖。
比特币没有隐私性。它的交易是可被追踪、可被监控的,进一步讲,甚至可能在某些层面被间接控制。央行不会愿意持有这种资产,所以它很难进入央行储备那条主赛道。它主要还是在个人和部分机构层面流转。
另外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担忧,比如量子计算这类新技术的发展,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潜在风险?这些问题虽然未必立刻发生,但会影响认知和预期。
再往下说,就是持有人结构和他们在组合里的其他暴露。
比特币和科技股的相关性其实很高。所以从供需角度看,一旦有人在别的资产上被挤压、需要补保证金、需要现金,他就会卖掉他能卖的东西——而比特币往往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它会更像风险资产,而不是避险资产。
还有一个现实因素,比特币市场相对小,也更容易被资金影响。大家关注它很多,但作为货币来说,它的体量跟黄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所以这些动力叠加起来,你就看到它没有像黄金那样表现。
归根结底,黄金只有一个。
弗里德伯格
那白银呢?过去一年白银也涨了不少。它算是黄金的跟风玩法吗?大家是在跟着黄金的走势去交易白银?
达利欧
某种程度上是的。
而且白银的供给有个特点,它在生产上更像一种“副产品型商品”,也就是说,它往往不是为了白银本身去增产的,所以它的供应并不容易快速扩大。
历史上,白银也曾被当作货币的一部分,比如英镑体系早期对“银”的货币属性认知。但白银同时又会有很强的投机属性,它会在某些阶段自己走出一条投机行情。
所以你会看到,
大家之所以追白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最近很热,而热本身就会吸引更多热钱。
利率面临两难的局面
弗里德伯格
你今天怎么看当前利率的位置?以及过去一年美联储的行为。
达利欧
我们债务这么多,尤其是联邦债务这么多,利率是三大关键变量之一。
但你不能把利率硬压得特别低,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你如果把利率压得对债权人太不划算,就会制造我们都熟悉的那套连锁反应,更多借贷、更多杠杆、更多资金被推到某些资产里,然后泡沫被吹起来。
但反过来,你也不能把利率抬得太高,否则债务人会被挤压到撑不住。
所以这里有个非常难的平衡,利率要高到足以补偿债权人,但又不能高到把债务人压垮。
更难的是,现在还有所谓的“K型经济”。
也就是说,经济的一部分在泡沫化,大家在讨论谁会成为下一个“万亿富豪”,顶层1% 的财富增长、资产上涨都很显著。
与此同时,经济的另一部分却在下沉:比如有60%的美国人阅读水平低于六年级。你要让这部分人变得更有生产力,本来就难;再叠加 AI 可能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件事就更难了。
所以当你同时面对巨量的债务资产与负债、以及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差异,这个平衡难度会再上一个台阶。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美联储的传统做法是设定一个利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面向整体经济。但当经济内部差异这么大,这种“一把尺子量全体”的方式本身就更难奏效。
弗里德伯格
在这个周期阶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再扩张是不是不可避免?
达利欧
我觉得从更长的时间往前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眼下你看到的一个应对方式,是缩短债务期限结构——少发长债,多发短债。这样做当然会提高再融资风险,因为短债到期快、滚动压力更大。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长端利率的压力。
同时,他们也会尝试把短端利率压在相对可控的位置,因为长端利率往往会挂靠短端。短端稳住了,长端更容易被牵住。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用劝说与协调的手段,通过政府层面的影响力,让其他国家继续买、继续持有,或者用其他形式把资本引入美国,来支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
弗里德伯格
那如果凯文 · 沃什( Kevin Warsh )将出任美联储主席,你怎么看他未来会怎么引导利率政策?他上任后会怎么做?
达利欧
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工作。
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务实的人,能理解两边的利弊权衡。但说到底,这是一份很难做的工作。
关税问题要放到“大周期”的背景去看
弗里德伯格
回头看关税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你觉得经济学家在预测关税对经济、消费、通胀的影响时,哪些说对了,哪些说错了?
达利欧
我觉得第一点,大家忽略了关税的税收属性。很多人只把它当成一种政策工具,但从最直接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收入来源。
而且我一直觉得,很多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在讨论通胀时,把“税”排除在通胀之外。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税负上升,那对你来说就是通胀。它为什么就不算通胀?住房成本涨了算通胀,税负涨了为什么不算?它一样是在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对很多人来说,税可能还是最大的支出之一。
所以当大家说“通胀是一件事、税是另一件事”,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换一种形式讨论通胀。
从历史上看,关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曾经是大多数国家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所以把关税当成一种“有效、合理的筹资方式”,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至少应该被纳入同一个框架里来评估。
当然关税还有个特点,你能让外国人承担其中一部分成本。
但更关键的是,它要放到“大周期”的背景里看。
我们现在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并不独立。美国制造业被掏空,中产阶层被掏空,这是个大问题。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重建它?重建的计划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就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现在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而贸易逆差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资本顺差,也就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你越依赖外国资本,你的平衡就越脆弱,这同样不可持续。
你能看到,政府正在更主动地做这件事,建基础设施、把产业引进来、推动本土供应链的形成。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冲突更强的世界,从多边秩序走向以力量为主导、对抗性更强的全球经济。在这种环境里,大家随时都在威胁要切断对方的东西——商品、资本,甚至更多层面的“战争”都在升温。
你必须建立独立性,而关税是这个“独立性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认为“关税本身”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被放进了正确的整体框架里。很多人其实是在误读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把其他关键事情做对。比如把赤字压到 3%。
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就是围绕这个方向推进的。那个“3%法案”,斯科特·佩亚(Scott Pea)公开表态支持,我也支持。很多人都支持。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三段式方案”:把赤字做到GDP的3%,分别从税收、支出、以及希望还能包括利率这三块,各出一点力。
国家成功要做对三件事,美国现在都有问题
弗里德伯格
特朗普总统提出了一个愿景,关税可以完全取代美国的所得税。你觉得这条路可行吗?
达利欧
不,我不认为这近乎可行。
原因有两个层面,一是规模根本不够,二是如果规模真做到那个程度,它的副作用会非常大。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关税是累退性的。它对低收入群体更不友好,而我们又必须正视贫富差距。
对我来说,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来自生产率差距。你得让大多数人变得有生产力。而这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教育、需要系统性的投入。我认为这个才是必须被解决的核心问题。
弗里德伯格
我的分析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国人要么直接在政府机构工作,要么在政府的服务提供商、承包商体系里工作。过去一年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雇员减少了 31.7 万人,大约是联邦劳动力的 14% 。
在这一届政府缩减机构、缩减人员的过程中,那些人会去哪?他们会去私营部门、变得更有生产力吗?还是会被其他政府部门吸收,比如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仍然进入政府服务承包体系,继续做那些对经济增长并不真正“生产性”的工作?
达利欧
我没有细看这些具体数据,所以我没法给你一个足够严谨的回答。
但我会说,政府整体确实非常低效。它有作用,也有重要作用,但即便是它该做的那些事,它现在做得也很低效。有些国家在处理教育、公共服务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
我们需要的是根本性的改进。最好的投资其实是教育。
但回到你问的:这些人离开政府后去哪、做什么,以及政府体系里那些低效如何处理——这确实是个问题。
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点是好的,一个东西如果没人愿意下注、或者不能盈利,它就活不下去。所以无论这些人最后去哪,我觉得最终都会被迫回到“能不能创造价值”的约束之下。
但现实是,系统里低效的人太多,低效的机制也太多。
弗里德伯格
那问题是不是变成了,现在这个国家 由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增长是 不够的,所以给不了更多人改善收入、改善财富、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是不是我们此刻的根本难题?
还是说,更多是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准备好、没有受过足够教育去变得有生产力,所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他们?
达利欧
一个国家要成功,基本上有三件事必须做对。
第一,把孩子教育好,让他们有能力成为有生产力的人;同时要教他们礼仪与文明,让他们彼此之间能保持基本的尊重与合作。
第二,让他们走进一个有秩序、文明的环境。人们既能竞争,也能合作;既能一起工作,也能在规则下彼此较量。这个环境要尽可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参与、都能受益。
第三,远离战争。要保持内部团结,不发生内战;也尽量避免卷入国际战争。
历史一再证明:把这三件事做对,一个国家就会成功。
而我们现在这三件事都出现了问题。
弗里德伯格
那这三件事 —— 教育与文明、营造有秩序的社会环境、远离战争,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社会运动的解药?
只要把这三件事做对,就能让整个系统重新走向成功吗?
达利欧
就是这个!我们需要的就是别再打了,别再互相掐了。
我们现在走到一个阶段,分歧已经到了没法调和的程度。
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支持的立场,在他心里已经比这个系统本身更重要时,这个系统就危险了。
我们的系统现在就是处在危险里。因为人们既不接受现有制度,也不接受对方提出的替代方案,于是只能靠斗。
你看,接下来还有中期选举。选完之后,很可能民主党会拿回众议院——也许吧,我也不确定。但不管怎样,局面会很难。
而且在这种氛围里,谁都干不成事,因为大家会一直打,一直打。
那你想想,这对生产力会是什么影响?你再往下想:这种状态下,你怎么做出一个好的教育体系?很多事情会变成一种接近群体失序的状态。
群体失序叠加效率低下,然后谁也没法真正站出来把事管起来。
你回头看历史,柏拉图大概在公元前350年就写过民主制度的循环,以及民主制度面临的威胁。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很多历史片段是相似的,像罗马、像凯撒,像元老院里那种撕裂,最后甚至到了刀子见血。
所以你需要的是跨党派的共识。你需要国家出现一种强的、近乎强硬的领导力。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强势领导者,才能把改革推下去,让这个国家重新运转得更好。
但问题又回来了,你怎么让这群像“乌合之众”一样撕扯的人重新形成秩序?你需要一个很强硬的领导者,逼他们去做困难但必须做的事,逼他们别再互相打,把注意力放回生产上。这才是你需要的。
技术演进和公司股票表现是两回事
弗里德伯格
事情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达利欧
我觉得我们正在往那种战争靠近。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在那场战争里了。
我们处在我说的“第五阶段”。我在书里讲过,这种模式一遍遍重复:当财政金融变得糟糕,同时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距越来越大,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再叠加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你就会进入这种动力结构。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但我自己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更像一个修车工,我的目标很简单:在市场里挣钱,同时把机制讲清楚。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东西描述出来——从机制上看,它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AI泡沫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对泡沫有一个典型误解,在每一轮技术浪潮里,人们都以为自己买股票是在押技术。其实不是。
技术的演进和公司股票的表现,是两回事,中间差得非常远。
最常见的情况是,技术会一路发展,最后非常伟大。但早期那一堆公司里,大多数都活不下来。
只有极少数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剩下的会在竞争中被打垮。
所以我想强调这个差异。你当然可以拿2000年互联网泡沫做参照,技术确实改变了一切,但当年的很多公司并没有活下来。
你再往前看,二十年代末那一轮狂热也很夸张,很多东西当时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最终也是,技术留下来,企业未必留下来。
这对今天有非常现实的启示。
现在在我看来,AI正在吞噬一切,甚至是自己。我的意思是,它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今天这个估值和投入。
而且我们不能只从美国国内看,我们还得看中国在发生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两套哲学,会一路贯穿到经济运行方式里。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利润为核心的系统。你投进去,最终要靠利润把钱赚回来。
而中国那套系统里,利润可能是第二位的。他们未必认为“必须盈利”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举个例子,在中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思路:AI 的使用本身很重要,那它就应该像电力一样,最好让每个人都能用,最好是免费的,最好开源。这样它的普及度会非常高,生产力提升会通过使用来实现。
但我们这边需要利润去回收资本、去兑现现金流。
问题是,现在大家在同一个世界里竞争。你怎么在这样的竞争里应对?
如果他们的技术几乎跟我们一样好,而事实上,他们确实离我们不远,而且你还能免费拿到开源版本,那你这边投进去的钱要怎么赚回来?你怎么定价?怎么竞争?
所以我想强调,这也是AI风险的一部分,是系统性的风险。这里面有很多未知数。
几乎所有问题最后都归结为如何平衡
弗里德伯格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经常会问自己,我们怎么走到了今天?
你说这些模式会反复出现。但如果你能回到建国之初,你是“开国元勋”,由你来写宪法——你会写进一到三条什么东西,来尽量避免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达利欧
这个问题有点像“棉花糖实验”。
你知道那个实验:给小孩一个选择,现在立刻吃一颗棉花糖,或者等20分钟吃两颗。能等的那个孩子,往往在生活里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人生表现也会更好。
我们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人类天然追求即时满足,同时你在当下也很难判断,一件事到底会不会有生产力,到底会不会带来长期回报。
不过,美国这个系统也确实非常有适应性。我们经历过危机,清理过债务,也一次次走出来。系统不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
只是,怎么在“财务稳健”与“创新试错”之间找到平衡,这真的很难。
尤其像今天的AI,没有人能确定它最终会变成什么,会以什么方式改变世界,投入到底能不能回本。
这种情况下,你要写什么规则进法律,既能保证财务纪律,又不扼杀试验、创业、创新?你一旦写得太死,很可能反而削弱了探索的空间。
所以这件事很难靠规则解决。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可能会说:读历史。
去读历史、理解这些循环,知道问题会怎么出现,然后在每一次决策里努力把那个“平衡”拿捏好。因为几乎所有问题,最后都归结为平衡。
比如你要在两种痛之间平衡:一种痛是让事情失败;另一种痛是把钱投进一个最终失败的东西里。
你永远得在这两种痛之间做取舍。
—— /
Cong Ming Tou Zi Zhe
/ ——
排版:唐唐
责编:艾暄
- 小彩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