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云 刘 畅 ：阿富汗“黄金之丘”的墓主身份与文化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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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发掘了位于阿富汗西北部的蒂拉丘地遗址，在土丘上清理了六座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金器，遗址因此又被称为“黄金之丘”。黄金之丘墓主的族属应是大月氏，其文化因素构成除月氏文化本身因素外，还有阿尔泰-天山、伊朗、希腊、斯基泰-萨尔马泰、秦汉、帕提亚、印度、罗马等八种文化因素，反映了月氏的迁徙和对外文化交流；这六座墓的墓主可能是被丘就却所弑的末代月氏王及其后妃。

1969年，以维克多·萨里亚尼迪（Victor Sarianidi）为首的前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位于阿富汗西北部席伯尔罕（Shibarghan）东北约5公里的蒂拉丘地（Tillya Tepe），是一个青铜时代神庙废弃后形成的土丘遗址，直径约100米，高约3米。1978年，联合考古队在此发掘了6座公元1世纪的墓葬〔图一〕，墓葬打破土丘，墓内出土了两万多件金器，轰动世界，被誉为20世纪中亚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蒂拉丘地由此被称为“黄金之丘”。然而，关于“黄金之丘”的族属及其身份，学界争议不断；对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尚未有人作出全面分析，而文化因素能反映使用者人群的文化渊源、艺术偏好、迁徙、发展历程，及其与周边地区其他人群的交流互动。本文拟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图一 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墓葬分布图

一 “黄金之丘”墓葬的族属

萨里亚尼迪主张黄金之丘墓主人属“大月氏-贵霜”，该观点得到许多学者赞同，并成为学界主流意见。中国学者林梅村也认为墓主是大月氏人，其中4号墓墓主可能是丘就却之父，或即贵霜翕侯赫劳斯（Heraus）；后又认为可能是大月氏王沙帕德比茨（Sapadbizes）。少数学者如普加琴科娃（G.A.Pugachenkove）、雷贝尔（L.I.Rempel）、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认为墓主系印度-帕提亚人，主要理由是墓中所出的帕提亚钱币及其风格的服饰。近年米小强撰文再次检讨了墓内出土钱币及墓主服饰，支持“大月氏-贵霜”说，并从靴扣角度论证了贵霜源自大月氏，认为贵霜王朝是由大月氏人所建。

贵霜的渊源是贵霜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也是薄弱环节，争议较大。很多学者认为贵霜就是大月氏，或为其部落之一；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贵霜是大夏人，或源自塞克。早期贵霜宗教信仰方面的资料，反映出希腊、印度及伊朗宗教因素混合的特点；其中伊朗因素如索特·梅加斯（Soter Megas）钱币正面的国王头像，卡尔查延浮雕中站立在奔腾战车上头顶有光芒放射的女神，都可能与密特拉有关。密特拉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地位很高，几乎与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比肩。维玛•卡德菲塞斯铜币上国王右手伸向束腰火坛，暗示了其宗教信仰；同样的火坛亦见于迦腻色伽一世金币。伊朗因素代表了贵霜族本身的传统信仰。

2006－2011年俄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诺音乌拉墓地发掘了匈奴贵族墓M31，墓内出土的羊毛壁毯上有人物绣像，画面主要描绘了走向圣坛的队伍：火坛位于画面右部，其左边有行进状态中的六人，带队的首领位于火坛左侧，手举蘑菇状物，奉献给火坛右侧的祭司。首领的头像与赫劳斯银币上头像及卡尔查延宫殿遗址的彩绘黏土贵族塑像酷似，三者应属同一家族，甚或同一人。赫劳斯银币已被大英博物馆克力勃（Joe Cribb）考证为丘就却发行的钱币，赫劳斯就是贵霜王朝的开创者丘就却，这一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丘就却在位于公元30－80年，诺音乌拉M31出土了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刻文的漆耳杯，所以该墓葬的年代很可能属于1世纪前期。绣像描绘了贵霜翕侯率众举行宗教祭祀的场景，画面右部的火坛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志，说明贵霜在王朝建立之前的翕侯阶段就已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认为死者尸体会污染大地，严禁将遗体直接入土埋葬，这在阿维斯塔经中有相关规定。在伊朗和中亚都发现了拜火教用于曝尸天葬的高台建筑（达克玛），也发现了用于二次敛葬的地面龛室建筑（纳乌斯）。

帕提亚及印度-帕提亚人也信仰拜火教。虽然阿萨息斯王朝内各种宗教并存，但琐罗亚斯德教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可能在沃洛加西斯一世（Vologases I, 公元51－78）时期被立为国教；在帕提亚本土还使用琐罗亚斯德历，该教教义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帕提亚的两个王家参议会之一就是由祭司，即琐罗亚斯德教僧侣组成。公元前1世纪，具有阿萨息斯血统的苏伦家族（Suren）在帕提亚东部崛起，公元20年，该家族王子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 公元20－50）脱离宗主国自立，建立印度–帕提亚王朝，存在了约140年。印度-帕提亚其实是帕提亚的分支，文化上延袭性很强，货币样式、宗教信仰自然也不例外。

黄金之丘发掘的六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2.5－3米，宽1.3－1.6米，深1.5－2米。墓坑坑壁竖直，或呈上大下小的阶梯状，应留有二层台，在二层台上铺盖棚木。除5号墓葬具为用原木凿成的独木棺外，其余皆为长方形木棺，长约2米，宽约0.65米，高0.4－0.7米之间，棺板用“L”形铁箍和铁钉紧固钉牢，棺外包裹缀有金饰的布帛或皮革。棺内死者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式，面向上；骨骼保存完整，均在生理解剖位置，没有二次迁葬或扰乱的迹象〔图二〕。可见，黄金之丘墓葬为一次性土葬，死者直接入土为安，与拜火教的丧葬理念完全不同；死者不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绝不可能是贵霜人或印度-帕提亚人。

图二 蒂拉丘地（Tillya Tepe）墓葬平面图

6座墓葬以唯一的男性墓4号墓为中心，其他5座女性墓环绕在外。1号、3号、4号墓死者头向北，2号墓头向北偏东，5号、6号头向西。北向墓合计占66.6%，包括居核心地位的男性墓，可知北向为该墓地的主流墓向，与北巴克特里亚月氏文化墓向一致。仰身直肢的葬式亦然。北巴克特里亚月氏墓葬中偏室墓在总数上占优，但在各墓地所占比例不一；竖穴墓在各墓地均有存在，在个别墓地（如巴巴沙夫）为主要墓形（占72%）。年代越晚，竖穴墓的比例越高，这在拉巴特墓地看得比较清楚；坑壁留二层台棚木的现象比较多见。因此，黄金之丘的墓形符合月氏墓葬的形制特征。况且北巴克特里亚高等级月氏墓葬尚未发现，不排除为竖穴墓的可能。目前在北巴克特里亚的八座墓葬中发现有木质葬具，完整木棺仅见于拉巴特的一座墓葬中，数量较少，可能是墓葬级别低的原因。总之，黄金之丘的葬俗与月氏文化墓葬相符，墓主人应属大月氏人。

二 “黄金之丘”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

“黄金之丘”包含的文化因素丰富而多元，除了月氏文化本身的因素，还有阿尔泰-天山游牧文化因素、希腊文化因素、秦汉文化因素、斯基泰-萨尔马泰文化因素、帕提亚文化因素、印度文化因素、伊朗文化因素、罗马文化因素等。前四类与月氏本身因素构成了“黄金之丘”文化内涵的主体，其他则为次要因素。一件器物上融合两种或两种以上因素的现象比较常见，体现了东方与西方、草原与绿洲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因素的出现各有其历史背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月氏的迁徙历程和对外交往。

（一）阿尔泰-天山游牧文化因素

或曰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包括凸耳形鞘、后肢翻卷的动物纹、生命树、盘羊、猛兽捕食形象等。4号墓墓主左腿佩双耳剑鞘，右腿佩四耳剑鞘〔图三：1〕；凸耳剑鞘在公元前4－前2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已出现并流行，也见于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的伊犁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塞人墓地〔图三：7〕。后肢向上翻转的动物纹源于阿尔泰地区，如巴泽雷克墓葬死者皮肤上的格里芬纹身〔图三：9〕；4号墓舌状金带扣上翼虎和2号墓坠饰的双马都是后肢向上翻转180度〔图三：2〕，前者与新疆阿拉沟三十号墓金牌饰上的虎纹酷似〔图三：8〕。4号墓头部树形金步摇象征了草原民族萨满教信仰的“生命树”〔图三：3〕，它与金盘羊均为死者冠或帽饰〔图三：4〕；类似饰件亦见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金武士”墓死者的尖顶帽，其上装饰北山羊、翼马、雪豹、树、鸟、长茎花叶等金箔饰片〔图三：10〕。4号墓的两件圆头方形金牌饰有双兽噬马和猛兽咬羊图案〔图三：5、6〕，猛兽捕食纹在欧亚草原东段非常流行，如新疆沙湾县宁家河早期乌孙墓的虎豹噬马纹骨饰〔图三：11〕 ，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阿鲁柴登四虎咬牛纹金牌饰，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双龙噬双马纹金牌饰等〔图三：12〕。

图三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阿尔泰-天山游牧文化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4四耳剑鞘 2．Tillya Tepe M4舌状金带 3．Tillya Tepe M4金树 4．Tillya Tepe M4金盘羊 5．Tillya Tepe M4牌饰 6．Tillya Tepe M4牌饰 7．加勒克斯卡茵特M6：9骨剑鞘 8．阿拉沟M30狮形金箔 9．巴泽雷克M2墓主纹身 10．伊塞克金人头冠 11．新疆宁家河M112：17虎豹噬马纹骨饰 12．辛庄头M30:33双龙噬双马纹金牌饰

月氏原居地“敦煌、祁连间”本属欧亚草原东段的一部分，月氏第一次西迁击败塞人，统治塞地，在伊犁河流域驻留了30余年时间，期间曾吸收大量塞人及周邻文化因素；第二次西迁后又将之携带到巴克特里亚，是该类因素出现在黄金之丘的历史原因。当然，大月氏国东面的帕米尔高原，北面的费尔干纳盆地，均属塞人分布区；月氏与之发生交流、交往，实属正常，甚至不排除婚姻往来的可能。

（二）伊朗文化因素

如一人御双兽母题、雉堞纹王冠和饰片、动物端头的手镯。据郭物先生研究，一人双兽母题最早见于埃及，在两河流域特别流行，并影响到欧亚草原；在伊朗高原西部的卢里斯坦出土大量该母题青铜器物（护身符）〔图四：5〕，双兽大多为格里芬之类怪兽，年代属公元前一千纪的早期。2号墓神人御兽坠饰是这一母题的延续，只是改为汉式龙马及后肢翻转的设计，神人着东伊朗风格的交领左衽窄袖短袍，头戴雉堞纹王冠〔图四：1〕。2号墓墓主袖口亦缝缀成排的雉堞纹金饰片〔图四：2〕，这种纹饰在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很流行，如波斯波利斯阿帕丹王宫浮雕〔图四：6〕、苏萨大流士王宫釉砖画〔图四：7〕。萨珊波斯王朝银币和浮雕上，国王也头戴雉堞纹王冠，可见是波斯源远流长的传统因素。2号、6号墓分别出土一对两端头为羚羊首〔图四：3〕、狮首的金镯〔图四：4〕；波斯波利斯阿帕丹浮雕上贡使手中的双镯〔图四：8〕，两端多为兽头形，包括格里芬形象，土耳其乌沙克博物馆藏有吕底亚双狮头金手镯〔图四：9〕。

图四 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与伊朗文化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2神人御兽坠饰 2．Tillya Tepe M2雉堞纹饰片 3．Tillya Tepe M2羚羊手镯 4．Tillya Tepe M6狮形手镯 5．卢里斯坦出土人御双兽母题护身符 6、8．波斯波利斯阿帕丹王宫浮雕 7．苏萨大流士王宫的埃兰卫兵釉砖画 9．吕底亚双狮头金手镯

巴克特里亚曾是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东部的一个行省，属于第十二税区；居鲁士二世次子、薛西斯一世之兄曾任巴克特里亚总督；波斯军队中有巴克特里亚骑兵；大流士三世战败后向东逃亡被巴克特里亚总督柏萨斯劫持，后者一度称王。在那里有伊朗文化的流风遗韵，是很自然的事。

（三）希腊文化因素

有希腊神祇或人物形象的胸饰、饰片、徽章、扣饰、耳坠、戒面，包括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图五：1〕、厄洛斯（丘比特）〔图五：2、3〕，智慧女神雅典娜〔图五：4、5〕，酒神狄奥尼索斯及其新娘阿里阿德涅（Ariadne）〔图五：6〕，胜利女神尼姬（Nike）〔图五：7〕，怀抱海豚的海神特里顿（Triton）〔图五：8〕；以及希腊式装饰图案，如剑鞘边缘卷曲的莨苕纹和剑柄背面分叉的棕榈叶纹饰〔图五：9、10〕。另外，月氏墓葬中出土的多数轮制陶器都能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时期的阿伊·哈努姆遗址中找到相似器形；黄金之丘6号墓还发现有口含币（安息金币）的习俗。

图五 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希腊文化因素

1．Tillya Tepe M2爱神阿芙洛狄忒 2．Tillya Tepe M2丘比特 3．Tillya Tepe M3丘比特 4．Tillya Tepe M2雅典娜戒指 5．Tillya Tepe M3雅典娜纹饰件 6．Tillya Tepe M6酒神狄奥尼索斯及其新娘阿里阿德涅 7．Tillya Tepe M5胜利女神尼姬 8．Tillya Tepe M1海神特里顿 9．Tillya Tepe M4剑鞘茛苕纹 10．Tillya Tepe M4剑柄棕榈叶 11．Tillya Tepe M4国王项链

月氏西迁中亚，面对的是一个希腊化世界。当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城邦林立，商业发达。月氏迁入后，积极学习、吸收当地的希腊文化，在服饰风尚、审美取向、崇拜对象方面逐渐希腊化，甚至接受部分希腊式葬俗（口含币），与当地居民混同。惟其如此，作为外来者才能实现对当地长久稳固的统治。月氏曾仿制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蒂德斯一世的银币；“黄金之丘”4号墓墓主项链中间所饰缟玛瑙人像〔图五：11〕，为戴马其顿头盔的男子侧面半身像，或为月氏先王，由此可见其希腊化程度之深；同时期的帕提亚统治者，对当地的希腊文明遗产持仰慕态度，即所谓“爱希腊”。从“黄金之丘”希腊文化因素种类之多、比重之大、品级之高来看，月氏也不例外。

另外，希腊化文明的底色为商业文明，《史记·大宛列传》说大夏“善贾市”“有市贩贾诸物”，正是其商业发达的写照。月氏恰好是擅长商业贸易的民族，月氏居河西时就以开采、经营玉石而远近闻名。可以想见，当他们来到巴克特里亚，一定会被这里浓厚的商业氛围吸引，而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大宛列传》说大月氏“志安乐”，道出了月氏与当地社会经济融洽无间的状态。月氏南迁蓝市城，从游牧逐渐转向城市定居，与贪慕商业城市的繁华不无关系。

（四）斯基泰-萨尔马泰文化因素

如金球项圈、船形耳坠、圆饼形首剑、具柄镜、喇叭形端头的手或脚镯。“黄金之丘”2、3、5、6号墓的金球项圈，主要由两端的锥形珠和中间的空心球形珠串成，珠子上有炸珠装饰；2、3、6号墓的为单圈，5号墓的内外有四圈〔图六：1〕，珠饰多样，工艺繁杂，给人惊艳之感。造型与之相似的是乌克兰奥尔忠尼启则市（Ordzonikidzhe）前4世纪斯基泰古墓（Tolstaya Mogila）所出金项圈〔图六：7〕，其下部呈新月形，由三条透雕花纹带构成，透雕搏斗动物及斯基泰人生活场景，两端装有狮头。无独有偶，1号墓的船形金耳坠〔图六：2〕，也能追溯到斯基泰晚期艺术品（Dort Oba 2）〔图六：8〕,这种器形后来甚至沿用到晚期萨尔马泰文化。黑海北岸早期斯基泰文化托勒斯塔墓地曾出土圆饼形首剑〔图六：9〕，这种剑向东传播到中亚，如黄金之丘4号墓短剑〔图六：3〕；甚至在战国晚期已转播至中国，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M30出土的两把金柄铁剑〔图六：10〕。具柄镜更是从斯基泰到萨尔马泰文化常见的器形〔图六：4、11〕。孙机先生指出黄金之丘步摇冠〔图六：5〕应受到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克的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泰金冠影响〔图六：12〕，虽然只有前者才真正称得上是步摇冠的原型。黄金之丘出土的这种喇叭形端头的手或脚镯在月氏墓葬中比较多见〔图六：6〕，只是其质地多为铜制，类似器形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斯基泰-萨尔马泰文化墓葬中多有发现〔图六：13〕。

图六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斯基泰-萨尔马泰文化或因素的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5金球项圈 2．Tillya Tepe M1船形耳饰 3．Tillya Tepe M4短剑 4．Tillya Tepe M3具柄镜 5．Tillya Tepe M6步摇 6．Tillya Tepe M2脚镯 7．Tolstaya Mogila金项圈 8．Dort Oba 2船形耳饰 9．斯基泰托勒斯塔墓地圆饼形首剑 10．辛庄头M30：104金柄铁剑 11．列别捷夫卡墓地铜镜 12．新切尔卡斯克萨尔马泰金冠 13．列别捷夫卡墓地铁手镯

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记载来自锡尔河以北的阿色尼（Asii）、帕色尼（Pasiani）、吐火罗（Tochari）、塞迦罗（Sacarauli）等斯基泰四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时间约在公元前140年。可能因为吐火罗势力最大，张骞将其名转译为“大夏”，用以指代这一地区。十年后月氏西迁该地，迫使斯基泰人主力南下，闯入安息东境（今阿富汗南部），与安息开战；滞留大夏地者属其小众，散居在各城市中。因此，斯基泰人曾短期占据巴克特里亚，自然会带来文化方面的影响；随后而来的月氏继承了这些斯基泰－萨尔马泰文化的因素。当然，吐火罗等四部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属于萨尔马泰人群也不确定。因为此时期萨尔马泰文化墓葬流行南向墓，而巴克特里亚该时期墓葬罕见南向者。

（五）秦汉文化因素

如龙、熊、独角翼马、褒衣博带人物、带伞盖的车子形象，铅玻璃、琥珀小狮子吊坠，汉镜、汉式铁剑等。龙是典型的中国元素，“黄金之丘”4号墓双耳刀鞘上有一只后肢被猛兽撕咬的翼龙〔图七：1〕；四耳剑鞘上有五只首尾衔咬的翼兽，其中前数第四只为独角、上唇前端翻卷的翼龙〔图七：2〕，金带扣上亦有类似形象，应来源于东方〔图七：8〕。有学者指出这种动物首尾衔咬的构图艺术来自汉朝。4号墓短剑剑首上的小熊嘴衔藤蔓，手抓葡萄枝，憨态可掬〔图七：3〕；类似的熊形象在汉文物中很多见，如西汉南越王墓铜节约、满城汉墓和永城梁孝王后墓出土的鎏金节约〔图七：9〕。

图七 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与秦汉文化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4双耳刀鞘细部 2．Tillya Tepe M4四耳剑鞘细部 3．Tillya Tepe M4剑首 4．Tillya Tepe M2翼马坠饰 5．Tillya Tepe M4靴扣 6．Tillya Tepe M5琥珀狮形兽 7．Tillya Tepe M2连弧纹铜镜 8．南阳陈棚汉墓画像石上翼龙形象 9．保安山BM2K1:1601鎏金团兽形节约 10．毛家坪K2012号车舆板上龙马彩绘 11．章丘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鎏金铜当卢 12．海昏侯墓园M5出土琥珀虎形饰 13．洛阳烧沟汉墓M103：5连弧纹铭带镜

《周礼·夏官司马·廋人》：“马八尺以上为龙”，所谓龙马精神，中国古代将高头大马称为“龙”，并创造出“龙马”形象，兼具龙和马的特征。在甘肃甘谷毛家坪车马坑中车舆漆皮上彩绘有头生弯角、肩生卷翼的龙马〔图七：10〕，年代属春秋中期；这种形象向西传播并影响到中亚，如伊塞克“金武士墓”帽饰，以及黄金之丘2号墓金坠饰〔图七：4〕。2号墓金坠饰上后肢翻转的马与西汉金当卢上马的造型如出一辙〔图七：11〕，暗示了前者的汉地工艺背景。4号墓圆形靴扣上褒衣博带人物和其乘坐的带伞盖车舆总体看都是汉式风格的〔图七：5〕，只是上衣为左衽，轮辐为五根，且由两只猫科怪兽拉车，应是做了一些改动以迎合当地口味习惯。靴扣背面有织物印痕，说明采用了失蜡-失织法制作，这种工艺源自中国。5号墓手链上的铅钡玻璃饰件，材料当产自中国。该墓琥珀小狮子挂件的原型可能来自印度〔图七：6〕，但琥珀兽形饰在中国汉晋墓中屡见，不排除它辗转来自中国的可能〔图七：12〕。

2号、3号、6号墓死者胸部均放置一面汉镜，为连弧纹铭带镜。2号墓镜铭释读为：“君忘忘而失志兮，爰使心央者，其不可尽行，心污结而挹愁，明知非而可久，□所不能己”，是一首女子口吻的相思诗〔图七：7〕。3号墓镜铭为：“洁而清而白而事君，惌而汙之弇明，光玄锡之流泽，恐日忘，美，不泄”；6号墓镜铭为：“洁白而事君，惌沄之弇明，汲玄锡之泽，恐疏远而日忘，美”，内容属汉昭明镜，表达了女子对夫君的忠贞和对色衰的担忧。连弧纹铭带镜在中国流行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有些地区延续至东汉早期〔图七：13〕。在北巴克特里亚已经发掘的约2000座月氏墓中未出土一面汉镜，在黄金之丘就出土了三面，可见十分难得。墓主人对这种铭带镜的青睐显而易见，或因其中哀婉之辞切合她们的身份。

张骞虽然没有完成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初始任务，但由此开启了大月氏与汉朝友好交往的历史。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17条简文记载大月氏“使者”“王副使者”“副使者”“诸国客”“客”“翕侯”“贵人”“降归义”者来朝，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至新莽时期，平均四五年来访一次，不可谓不频繁。交往过程中一定会有汉廷的馈赠和赏赐，甚至不排除有技术人员派遣。黄金之丘的汉文化因素器物可能有汉朝工匠参与设计、制作，或者根本就是汉匠作品。墓主人对汉镜的珍视，恐怕不能简单解释为域外奇珍，或许因为它们属汉廷特赐，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荣誉。

相反，目前不见西汉时期早期贵霜与汉朝交往的记载。东汉早期汉朝与西域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贵霜建国后与汉的关系不算和睦，贵霜与康居联姻不久，时任贵霜国王阎膏珍又求娶汉公主，遭拒后遣副王谢率兵七万，逾葱岭攻汉，被班超挫败；其要求无礼，行动冒失，似乎完全不了解汉朝情况，这与月氏与汉朝的密切交往形成鲜明对照，也与黄金之丘丰富的中国元素不相称。

（六）帕提亚文化因素

如4号墓墓主头部所枕的凸瓣纹纯金大盘〔图八：1〕，多曲口，盘面有32条折棱，凸瓣纹较长，腹部较浅，纹饰与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安息银篚罍相似〔图八：7〕，盘缘錾刻希腊文CTAMA，意即“41个斯塔特”（Staters），约638克，其中“斯塔特”是一种古希腊重量单位。从器形风格及称量单位看，该盘应为安息制品。4号墓墓主颈部佩戴双股金丝项链〔图八：2〕，保罗·伯纳德指出它与印度-帕提亚钱币上国王贡多法勒斯佩戴的项圈相似〔图八：8〕。又如1号墓所出带盖小银罐，为化妆盒，在盖下部和腹中部各饰一圈錾刻且镀金的忍冬纹（或卷草纹）〔图八：3〕，构图与青海上孙家寨匈奴墓银壶腹部卷草纹带相似〔图八：9〕。又如3号墓出土帕提亚米特拉达特斯二世（Mithridates Ⅱ）银币〔图八：4〕，6号墓墓主手握帕提亚戈塔泽斯一世（Gotarzes Ⅰ）金币〔图八：5〕，口含帕提亚弗拉特斯四世（Phraates Ⅳ）银币〔图八：6〕，三王银币属于帕提亚常见钱币〔图八：10-12〕。这三枚帕提亚钱币磨损严重，经过长期流通。6号墓金、银币上还加盖戳记，前者为一扎发带男子的正面像，后者为一戴希腊式头盔男子的侧面像。有学者认为，约在公元前65年以后，大月氏也流通帕提亚钱币，并在部分钱币上砸盖大月氏君主的肖像。还有学者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覆灭以后大夏、大月氏自己不铸造钱币，只是沿用前朝币或安息币。安息国王和贵霜翕侯均有扎发带形象，反倒是大月氏君王如黄金之丘4号墓墓主不扎束发带；而且帕提亚钱币中本身就有加盖希腊式头盔肖像戳记的；因此，后者近是。总之，大月氏境内曾流通安息币，两国之间商贸繁荣；《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也说明了这一情况。

图八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帕提亚文化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4凸瓣纹金盘 2．Tillya Tepe M4项链 3．Tillya Tepe M1银罐 4．Tillya Tepe M3米特拉达特斯二世银币 5．Tillya Tepe M6戈塔泽斯一世金币 6．Tillya Tepe M6弗拉特斯四世银币 7．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安息银篚罍 8．印度-帕提亚国王贡多法勒斯钱币 9．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银壶 10．米特拉达特斯二世银币 11．大英博物馆藏戈塔泽斯一世银币 注册编号1917,0204.63 12．大英博物馆藏弗拉特斯四世银币 注册编号1894,0506.2113

（七）印度文化因素

如印度金币、万字纹、神人眉间白毫相、象牙梳子。“黄金之丘”4号墓墓主手握金币成色较新，流通时间不长，正面为一推转法轮的裸体男子，胯间生殖器明显，其旁有佉卢文Dharmacakra Pravata(ko)（转法轮者）；反面为走狮及三宝标徽（Triratana），旁有佉卢文铭文Sih(o)vigatabhay(o)（如狮子般果敢）〔图九：1〕；年代应属公元初年，可能反映了印度耆那教或婆罗门教的信仰。双耳刀鞘边缘有四瓣花与左旋万字符相间排列的纹饰〔图九：2〕，有学者指出这种纹饰在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已经存在，如巽迦王朝时期（Sunga，公元前184－前73）中印度巴尔胡特的佛塔建筑装饰〔图九：6〕。当然，万字符在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中都使用。2号墓坠饰上御龙马的神人、6号墓阿芙洛狄忒金胸像的眉间均饰圆点〔图九：3〕，应为“白毫相”，即佛教典籍所说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反映了早期佛教与伊朗、希腊文化因素的融合〔图九：7〕。3号墓的象牙梳子残缺不全，梳背上阴线刻植物叶子和光头、赤裸上身的年轻男子形象，似为沙弥〔图九：4〕；类似风格的梳子在达尔弗津特佩、贝格拉姆、塔克希拉等遗址均有发现，揭示了一条从印度到中亚的象牙雕刻制品的传播之路〔图九：8〕。

图九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印度文化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4金币 2．Tillya TepeM4双耳剑鞘 3．Tillya Tepe M6阿芙洛狄忒金胸像 4．Tillya Tepe M3象牙梳子 5．阿泽斯二世AzesⅡ 4查柯铜币 6．印度巴尔胡特的佛塔建筑装饰 7．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弥勒菩萨坐像 8．Taxila塔克西拉出土象牙梳子

月氏统治时期，兴都库什山以南基本属于印度-塞克和印度-帕提亚治下，但巴克特里亚地区与喀布尔、印度河流域的商业交往畅通无碍。伴随商业活动，印度的宗教也悄然传播至中亚。从考古材料看，大月氏国宗教政策宽松，境内多种宗教并存，有萨满教、拜火教、耆那教、佛教、希腊多神教等。萨满教应为大月氏本族传统宗教，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大月氏君主改信佛教。

（八）罗马文化因素

该类因素较少，如“黄金之丘”3号墓出土的一枚罗马皇帝提比略铸造的金币（公元16－21年），正面为提比略头像，反面为其母坐像〔图十：1、4〕。有学者指出当时罗马钱币可能是从海路经西北印度传入大月氏的。又如2号墓出土手型、足型护身符〔图十：2〕，这种护身符起源于希腊，流行于罗马〔图十：5〕。4号墓头端棺外出土一件铁制折叠凳，曲腿，四脚着地〔图十：3〕；同样形制的折叠凳见于丘就却打铸的一种仿罗马钱币〔图十：6〕，钱币背面有丘就却坐于折叠凳的形象，还见于蒙古国诺音乌拉20号墓的人物绣像〔图十：7〕。在罗马，折叠凳被视作权力和尊贵的象征，罗马钱币上也有皇帝坐于折叠凳上的形象，因此学者们认为大月氏的折叠凳是从罗马传入或由罗马王室赠予的，也可能是对罗马王室用品的模仿，总之，反映了大月氏与罗马的外交往来。

图十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罗马文化因素比较

1．Tillya Tepe M3金币 2．Tillya Tepe M2护身符 3．Tillya Tepe M4墓主头侧折叠凳 4．大英博物馆藏罗马帝国提比略金币 注册编号1998,1102.2 5．大英博物馆藏罗马靴形护身符 注册编号1872,0604.859 6．丘就却仿罗马币 7．诺音乌拉20号墓月氏人壁毯局部

（九）月氏文化本身因素

如心形饰件、步摇、下颌托、圆头亚腰形鞋扣〔图十一：1、7〕、对马或双马纹等。“黄金之丘”墓中出土了大量心形饰件，或为耳夹和衣服上缀饰〔图十一：2〕，或为牌饰及剑鞘上的绿松石镶嵌〔图十一：3、4〕，或为步摇冠上花树造型〔图十一：6〕；拉巴特女性墓头带缝缀的方形金饰片上有心形凸起图案〔图十一：8〕，贝希肯特月氏墓葬多见心形首的铁短剑〔图十一：9-11〕；都说明了月氏对这种造型的喜爱。这种造型的来源尚不清楚，心形首剑曾见于东帕米尔喷赤（Panj）河上游，在汤姆丁斯克（Tamdinski）墓地出有蝶翅状格、剑首略呈心形的铜短剑，年代在公元前8-前6世纪。月氏可能吸收了周邻地区的这种艺术造型，并将之广泛应用到武器和服饰的设计中，遂成为自身的代表性特点。

图十一 蒂拉丘地（Tillya Tepe）与其他月氏文化或因素的器物比较

1.Tillya Tepe M3圆头亚腰形鞋扣 2．Tillya Tepe M5耳环 3．Tillya Tepe M1圆形金饰 4．Tillya Tepe M2心形组合饰局部 5．Tillya Tepe M3双马首金垂饰局部 6．Tillya Tepe M6步摇 7．巴巴沙夫Ⅻ，21 8．拉巴特M36：1方形金饰片 9．图尔喀Ⅱ,M11出土铁短剑 10．谢尔哈拉卡特M15：4铁短剑 11．图尔喀Ⅰ,M9铁短剑 12．西岗M187：2 13．三层伫马纹饰牌拉巴特M46：5步摇缀饰

2号墓有神御双马（或龙）坠饰，3号墓出双马首金垂饰〔图十一：5〕，有学者认为双马纹为月氏的标志性图案，或许反映了月氏的马神崇拜。文献中月氏与马的关系匪浅，《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单于为质于月氏，“盗其善马，骑之亡归”。月氏马业天下闻名，三国时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分布于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可能是月氏西迁前的文化遗存，属该文化的蛤蟆墩墓地有三墓殉埋马头，西岗墓地出对马纹、三层伫马纹饰牌〔图十一：12〕，死者普遍随葬腰带饰，都说明该文化牧马业发达，骑乘流行。

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步摇冠年代较晚，在魏晋以后，形制上都可追溯到黄金之丘；在拉巴特也出土过金花与金叶相连的步摇缀饰〔图十一：13〕。同样，黄金之丘的四件金质下颌托，为目前所见同类器中年代最早的，可能为月氏首创，后来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及其他北方地区。

三 “黄金之丘”墓主的身份

在“黄金之丘”发掘的六座墓葬中，3号、4号、6号墓均位于神庙废弃形成的土丘顶部，地位最高；4号墓死者头枕金盘，3号墓死者头部放置在一个倒扣的金盆底部上，6号墓死者头枕银盘，这种头枕金银盘（或盆）的现象不见于其他墓葬，可见其特殊性。4号墓为唯一男性墓，墓主为月氏王当无疑问。3号、6号墓墓主应是他的两位夫人。汉代乌孙王有左、右两位夫人，《大宛列传》记载乌孙昆莫以江都公主为右夫人，以匈奴所嫁之女为左夫人；匈奴尚左，左夫人地位高于右夫人。月氏王可能也有左、右夫人，但不知两位夫人地位孰高孰低，更不知道6号、3号墓谁为左夫人墓，谁为右夫人墓。6号墓墓主头戴华丽金冠，手持金权杖，看起来更显尊贵，应为第一夫人；3号墓墓主为第二夫人。其他三墓（1号、2号、5号）位于土丘下，平面上位置在神庙外，地位相对略低，应为月氏王的嫔妃，或者说王妃。

据萨里亚尼迪称，1978年在蒂拉丘地上还发现了第七座墓，位于4号墓东边较远处；考古队本计划来年发掘，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爆发，发掘计划落空，该墓也被雨水冲毁无存。7号墓墓主无从推测，可能是月氏王的另一位王妃。

五位女性墓中三座头向北（1、2、3号），与王墓（4号）一致，可见这三墓的主人都属于月氏族群。1号墓与3号墓墓主可能来自同一家族，两墓出土的金戒指戒面上都刻有一圆形、两杏仁形印纹〔图十二〕，说明了这一点。2号墓主人或许来自其他家族。

图十二 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M1和M3出土金印戒

1.M3金印戒 2.M1金印戒

另两座女性墓（5号、6号）均为头西足东葬式，二者应属同族；但她们采用不同于月氏的葬俗，应出自月氏之外的族群。6号墓墓主有颅骨变形现象，这种习俗起源于中亚，所以学界一般认为她出生于中亚，是中亚本地人。5号墓用独木棺，这种葬具比较多见于阿尔泰地区，在伊犁河流域塞人墓葬也能见到。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墓葬流行头向西的仰身直肢葬，5号、6号墓与之相同。伊犁的塞人墓葬也发现有颅骨变形的例子，如伊犁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墓地中的土堆竖穴和土堆竖穴偏室墓、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M142。因此，6号墓墓主很可能是一位塞人王后，5号墓属于来自同族的媵妾。

一般认为“黄金之丘”墓葬年代在公元25－50年，相当于月氏统治的末期。这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贵霜翕侯的崛起。丘就却北联康居、匈奴，南通印度-帕提亚，势力膨胀；打着月氏的旗号攻灭其他四翕侯，月氏王实际上已经成为任他摆布的傀儡。1号墓墓主手中的赫劳斯银币说明墓葬年代不早于丘就却发行这种货币之时；赫劳斯银币中“独裁者赫劳斯”（ΤYΡΑΝΝΟYΝΤΟΣ ΗΙΑΟY）铭文，说明当时丘就却已经独揽月氏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而“赫劳斯”一般被认为是“翕侯”头衔的希腊文音译，可见当时丘就却尚未称王。“黄金之丘”位于蓝市城（巴尔赫）西约70公里，偏离国都，只有孤零零七座墓，没有成片的王族墓地和陵园设施，显然不是正常的王陵。

死者们的年龄相仿，发掘报告对墓主年龄做过简单介绍，M1：20－30岁；M2：20－30岁；M4：20－30岁；M5：20岁左右；M6：20岁左右；M3人骨和随葬品被老鼠扰乱，但其墓主年龄应与其他墓主相差不大。死者年龄相差不超过10岁，且都在30岁以下，属于青年。如果是正常死亡，隔很长时间先后陆续埋入墓地，死者间的年龄差会很大，而且会出现中老年死者。黄金之丘死者的年龄结构说明他们很可能非正常死亡。那么，有没有国王为正常死亡，其他女性墓属于殉葬的可能？殉葬者身份一般为奴隶或婢妾，罕见王后或王妃殉葬的例子，因此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黄金之丘死者年龄接近及其反映的同时死亡现象，应是一次弑君行为的结果。揆诸形势，丘就却弑君的嫌疑最大。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丘就却若要“自立为王”，就不能容忍月氏旧王的存在。因此，黄金之丘的主人是中亚月氏国的末代之君或亡国之君；虽然被弑，但还是被按照国王及王后礼遇下葬，其本民族埋葬习惯也得到尊重，只是埋葬行为比较仓促、草率。

四 结语

“黄金之丘”自发现以来，就因其丰富、精美的遗物受到国内外学者青睐，各个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本文主要对黄金之丘墓葬的葬俗和随葬品分析，结合墓地布局、墓葬年代、墓主性别和年龄，对墓葬族属、墓主身份和文化因素构成作全面研究。

关于黄金之丘墓葬的族属，目前争论焦点在于其属“大月氏-贵霜”还是“印度-帕提亚”人。已有资料表明贵霜与帕提亚的人群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该教教义禁止土葬，规定教徒死后曝尸天葬，然后收敛骨骼二次迁葬，但黄金之丘6座墓葬均为土葬，为竖穴土坑墓。由此看来，黄金之丘墓主绝非贵霜或印度-帕提亚人。目前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发掘的月氏墓葬使用竖穴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绝大多数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黄金之丘墓葬均使用仰身直肢葬式，包括最高等级的男性墓M4在内的4座墓头向北，与月氏墓葬一致，黄金之丘墓主应属大月氏人。

中亚地区月氏墓葬的墓形和葬式最能代表其人群的来源。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不少学者认为即指河西走廊，而分布于走廊东北部的沙井文化即为月氏的遗存；该文化流行偏室墓，死者普遍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与中亚月氏墓葬一致。这种相似性指示沙井文化可能与早期月氏相关。

公元前174－前161年，月氏第一次西迁，迁至伊犁河流域，那里本属塞人统治区，月氏击破塞王后驻留此地30－40年，吸收了当地的阿尔泰-天山游牧文化因素。公元前132－前130年，月氏第二次西迁至巴克特里亚地区。那里本来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被波斯人统治了200余年，当地伊朗文化因素根深蒂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地区，将此地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掀起了“希腊化”浪潮；亚历山大死后，此地归塞琉古王朝统治，期间大批希腊人涌入中亚；公元前256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独立，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时间前后同样长达200年，使得该地的希腊文化因素浓厚。后来的月氏自然对当地的伊朗文化和希腊文化因素有所继承。

约在公元前140年，来自锡尔河以北的斯基泰四个部落摧毁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可能是其中吐火罗部落的译名，被张骞用来指称巴克特里亚地区。10年后，月氏迁徙于此，“西击大夏而臣之”，迫使斯基泰主力南下。当地有斯基泰文化的因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大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与周边国家产生交往和文化交流，如东面的汉朝，西面的帕提亚、南面的印度（身毒），乃至更远的罗马等，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使得这些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黄金之丘墓葬中具有汉文化、帕提亚文化、印度文化和罗马文化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月氏文化自身的因素，除前述的墓向和葬式外，随葬品方面，双马纹和心形是其代表性器物纹样，前者可能是月氏马神崇拜的体现，与其以马为生的游牧民族身份相关；后者代表了其审美偏好，月氏遗存中大量可见心形饰件、牌饰等，但这种造型的来源尚不清楚。

最后，关于黄金之丘墓主的身份，M4为男性墓，其余均为女性墓。M4居于墓地的中心，出土金器等最为豪奢，其余墓葬均围绕它分布。黄金之丘可能是月氏末代国君及其后妃的埋葬地，女性墓随葬品数量和埋葬位置的差别由其生前地位高低决定。各墓墓主死亡年龄接近，基本在20－30岁区间内，自然死亡的概率极小，很可能为非正常死亡，被集中一次性安葬。死因方面，贵霜翕侯丘就却弑君的可能性较大。

［作者单位：梁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刘畅，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