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大世界门口扫地、于右任最后留影、伯希和烛光下挑选经卷

这组横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珍稀影像，有文物流失的屈辱、有抗日救国的悲壮、有革命征程的豪迈、有时代更替的必然，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

1908年，俯身查看经卷的男子，正是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正在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挑选经卷，他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藏经洞内花费了三周时间，对所有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翻检和挑选。

他身处的是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洞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经卷、绢画、刺绣等文物，数量多达数万件，它们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后重见天日。照片中，伯希和在昏暗的光线下，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仔细审视着这些无价之宝。他挑选的都是学术价值最高的文献，包括大量汉文、古藏文写本和绘画。

伯希和是继英国人斯坦因之后，又一位来到敦煌的西方探险家。他以500两白银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6000余卷最精华的经卷和200多幅绘画，将它们运回法国。这些文物如今大多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1912年3月10日下午，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僚属及各国使节的合影瞬间。

前排中央是53岁的袁世凯，他身着大元帅礼服，腰佩长剑，身形粗短壮硕，八字胡须整齐，神情严肃中带着踌躇满志，正襟危坐，彰显新总统的权威。左侧和右侧环绕着北洋集团核心成员（如梁士诒、赵秉钧等），他们表情恭敬；同时还有多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使节。

照片拍摄于袁世凯宣誓就职后，仪式于下午3时举行，他宣誓“发扬共和精神，遵守宪法，谨守法律，忠诚服务，增进公民福利”。

这张照片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三位抗日将领的合影，左边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间是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右边是时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当时，日军为转移国际视线，在上海挑起事端，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感召下，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毅然违抗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通电全国，表示“尺草寸地，不能放弃”，率领四万余装备简陋的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

这场战役持续了33天，十九路军在友军第五军的配合下，以血肉之躯击退了装备精良的十万日军，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伤亡过万。这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对日自卫反击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决心。

这张照片是民国时期著名京剧名伶潘雪艳的宣传照，拍摄于1920年代的上海天蟾舞台，是她在连台本戏《封神榜》中扮演角色时的造型。

潘雪艳是民国时期上海红极一时的京剧名角，以面貌娟秀、表演风格独特著称。她不仅活跃于京剧舞台，还涉足电影界，并曾被英美烟草公司选中，成为“华芳”烟标的代言人，是中国第一个用真人肖像做烟标的艺人。

照片下方的文字“天蟾舞台新编二本封神榜 艳雪潘”，清晰地表明这是她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连台本戏《封神榜》时的宣传照。在这部戏中，她扮演的是“雉鸡精”（一说“河蚌精”），这是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角色。

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东关飞机场，向即将出征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发表重要讲话的历史性时刻。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决策，决定派遣八路军第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挺进湘粤边区，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打通与东江纵队的联系，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南下支队于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等7省，行程1.5万余里，被誉为“第二次长征”，在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的完整核心领导班子的经典珍贵合影，四人也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核心。

左起：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是刘邓首长最核心的军事助手，全程参与了129师在太行山区的抗日作战与根据地建设；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1938年1月到任后，与师长刘伯承搭档，共同领导129师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留下了“刘邓大军”的传奇；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被誉为“军神”，是129师的军事统帅，指挥了响堂铺伏击战、百团大战等一系列经典抗日战役；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129师政治工作的核心负责人。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前夕，重庆白市驿机场，这是于右任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前的最后两张留影，记录了这位“当代草圣”与故土永诀的悲怆瞬间。

于右根本不想去台湾，他本想留在大陆参与新政协。周恩来曾托屈武带口信劝他留南京，但国民党当局强行裹挟他赴台，他是被胁迫离开的。

他此次回重庆是为了寻找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却与她们擦肩而过（妻女两天前已前往成都）。这一错过，便是永诀，此后他在台湾孤苦伶仃，再也没能见到亲人。

1951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口，这位手持扫帚、身着长衫的老人，就是旧上海“三大亨”之首的黄金荣。他曾是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掌控着上海的鸦片、赌博和色情行业，势力滔天。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眷逃往香港，而81岁的黄金荣选择留在上海。他一方面自认年事已高、影响力大，新政权未必会对他下手；另一方面，他毕生积累的产业（戏院、赌场、地产）都在上海，舍不得轻易放弃。

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采取 “宽大处理、分化瓦解” 的政策，黄金荣表面上配合政府，交出了部分财产和门徒名单，在家中深居简出，试图低调度日。但他的残余势力仍在上海街头作乱，欺压百姓，民愤极大。

1951 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群众纷纷控诉黄金荣的罪行 —— 他曾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草菅人命，无数家庭因他家破人亡。上海《文汇报》收到大量群众来信，要求 “枪毙黄金荣以谢天下”。

为了震慑旧上海的残余势力，人民政府安排他在大世界门口扫地，并将这张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这张照片的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市民亲眼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流氓大亨”，在新政权面前也必须低头认罪。这张照片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动，不仅彻底摧毁了黄金荣的权威，也震慑了所有试图顽抗的旧势力，向世人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

扫地之后，黄金荣并未被投入监狱，而是继续在家中接受监督改造。他主动写了《黄金荣自白书》，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承认 “过去的罪恶实在太大了”。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85岁，人民政府为他办理了后事，没有对他进行公开批斗。